出位！中国70后艺术群，才富生力军
他们生于1975年前后，坐在疾速上升的电梯里，已然成为艺术品市场的生力军。
他们选择以卡通形象来表征自己的想像世界，拒绝沉默，宁愿一边表达一边修炼。
他们居住在城市之外，一面滑过变平的世界，一面于活在当下的体验中唱起牧歌。
“经我手卖出的画中3/4卖给了中国人，这一点是在纽约卖画的上一代画家无法实现的。
购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点对画家的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收藏新一代画家的作品，这必然会促进他们的迅速成长。”
──策展人 房方
“中国这一代人（主要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
在九零年代的成长受到日本和美国漫画文化的影响几乎是肯定的。
他们看美国和日本动画长大，他们和互联网、计算机文化一起成长，
物质文化、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他们日常性的一部分。”
──美术评论家 朱其
“1970年代出生的这拨艺术家进入收获期的时间被大大缩短了，在我签约的艺术家中，最高的在香港苏富比已经可以拍到近40万港元。一般也会维持每幅两三万美元的水准。” ──房方（策展人）
房方的画廊今年在北京拍出最高价的70后艺术家作品为韦嘉的“美丽与哀愁都微不足道”，成交价为30.8万，韦嘉的另一幅“倒在前进的道路上”在香港索斯比拍卖行得到重点推荐，落锤价16万港币，成交价约20万人民币。
建外SOHO，群楼巍立，四点鐘的反射光幻成。个子不高的房方拎着行李箱走上星巴克的二楼来，在决定去上健身课之前，坐在我旁边。昨天，他刚从广州的展览现场赶回来，就睡在位于798艺术区的公司里，就在刚刚开着火红色的POLO飞奔过来。
他头上别着浅橙色太阳眼镜，穿着黑色的T恤衫，左边贴近脖口的位置，是一大朵粉色鲜花式的图案，甫一坐下便低下头开始大口吃水果沙拉，全然一幅忙碌生意人的形象。然而，他喝下一口果汁说，多年前他的唯一愿望是成为一个艺术家。这个从小到大一直在重点学校就读的好学生，刚刚在他的星空间画廊策划了自己的第二个群展──“坏孩子的天空”。
如许多1970年代的新晋美术家一样，房方亦是从小便喜欢画画，然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高考前，他带自己的作品去拜访美院的老师，却被告知，“你的作品跟美院附中的学生相比还是存在差距的，但你可以报考美术史，在那些考生中你肯定是最好的”。“我不喜欢在考试这件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房方说，“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打入艺术家这个圈子。”
然而，他并未就此放弃梦想。进入大学后，他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去绘画系蹭课、画画，然后与油画专业的学生一起分担模特费。直到大三时，他开始为《北京晚报》的美术专栏“画坊”撰稿。“这件事儿彻底改变了我。我开始接触大量的人，也深入了解了艺术史，发现自己可能永远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经过多年的历练后，回忆当初的发现，他的语气中并未存留什么遗憾，“通过艺术，我还可以获得很多乐趣。所以，我停止了画画，而且是很干净的那种，之后我再也没有画过一张画。”
在2003年正式成为一名画廊老板以及70后当代艺术家鼓吹者之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审视。做过互联网、广告公司和公关活动都不甚成功，却令他重新将目光投向美术，而在为CCTV《美术星空》作编导的经历，则令他有机会接触到包括蔡国强、方力均在内的重要当代艺术家以及展览馆馆长等圈内的其它重要人员。
“虽然美术史中并没有对Contemporary Art（当代艺术）作详细介绍，但大学时老师曾邀请多位当代艺术家做过讲座。我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到后来，我发现，在《美术星空》的制作过程中接触到的人几乎都是与当代艺术相关的。所以，后来开始从事现在这个工作有点水到渠成的意味。”
“1960年代出生的那拨儿艺术家经过最近几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到了一个高峰，进入了国际一线当代艺术家的行列，至少在市场价格上来说是这样，像张晓刚的作品已经可以卖到100万美元。到这一步，他们用了差不多20年。但1970年代出生的这拨艺术家进入收获期的时间被大大缩短了，在我签约的艺术家中，最高的在香港苏富比已经可以拍到近40万港元。一般也会维持每幅两三万美元的水准。”
“最近几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而这群生于1970年代及以后的艺术家的高速挺进才不过一年左右，未来四五年里，他们将迅速出位，成为艺术品消费市场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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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画画，做起画廊老板，房方成为70后艺术家的鼓吹者，他坚信，未来四五年内，这群新人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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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与哀愁都微不足道 布面丙稀 beauty and depression arent what theyre crac ked up to be 200x160cm 2005年 韦嘉作品
“我很幸运，因为毕业作品获得了院长奖，所以刚毕业就被一个私人收藏家签了下来。签了三年，每年我给他六幅画，他给我一笔钱，但对我不给任何意见，我只按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毕业后，我一直还不穷，没有像那些流浪画家那样吃很多苦。”──王光乐（画家，30岁）
按王光乐的嘱咐，先打车到北四环附近的798艺术区，打电话给他，然后载上他继续向城外开，穿过铁路、村庄和一条青色的小河，才到达位于防风林边缘的“环铁”。
王光乐租住的仓库在一个院子中，四周是河流、防风林和土地，于是视线轻易跳过红砖围墙落在几米外循环行路线疾速行驶的火车上。正是下午的两点鐘，艳阳高照，超现实的恍惚感顿然泛起。
“最厉害的时候，火车一整天都在跑。我已经习惯了，有时候听不到都会感觉不自在。”带我们进来之后，王光乐关上仓库的铁门，整个世界骤然宁静下来。
这是铁路仓库的一部分，七个人分别租下来，各自装修，砌墙隔离，刷灰铺地。屋顶上面铺了隔热层，地面以下打通了上下水，到冬天时，会有工友来为各家独立的小锅炉填煤供暖。入口处，隔离出了上下层，下面是洗手间和厨房，上面是挂着帘子隔开的卧室。再往里，就是宽畅的工作间了。
“我原来住在索家村，几年来那个地方已经变得很商业化了。去年，索家村处于拆迁状态，房地产商、村委和市政府的纠纷一直未能妥善解决，人心惶惶。我就乘机离开了那里，来到了‘环铁’。”
现在，“环铁”一带已经成为大山子798艺术区之外的另一个艺术家聚居地。
“我现在很喜欢这个地方，它比索家村更适合画画。索家村已经成了名利场，成了各种权力交织的一个中心。”王光乐坐在沙发上，摸了一下光头，点燃一支红河烟说，“这里远离城区，少有人来，正好可以安心画画。”
去年约满后，他被美国公司“一月当代”签下，每月领取5000元生活费，然后每年提交六幅画给那家公司代理，售出后五五分成。
十分鐘刚过，火车又轰鸣着驶过门前。阳光从上面泻下来。书桌上摆着《八十年代》、《读库0602》和最新一期的《读书》杂志。除了摆满杂物的书桌、一个书架、一个双人沙发，空荡荡的工作间剩下的都是绘画工具了。
“在这里，我的生活很简单，每天30块钱吃饭可以过得很好。”王光乐笑着说，他对钱没有概念，几年来除了装修画室、买材料，挣的钱都散到朋友那里去了。
“钱是不重要的，也是不可以依靠的。”他再点燃一支烟，“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影响。我学习成绩并不好，在初中之前，都是父亲在给我买各种重点学校在读。后来，他在上海的生意失败，我突然意识到，谁都靠不住，人只能靠自己。”
之后，王光乐由闽西北小城来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这时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一种肿瘤。“那时候年纪很小，一个人远离家乡，虽然只是一个肿瘤，但会对它做很多想像。我记得，病好后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我一个人背了所有人的行李──我是在通过这种方式确定自己的健康。”
“人只有失去一样东西的时，才会体会到它的存在。”他说，“如果它在，你就感觉不到它在。”正是这个感悟导致了他后来获得的院长奖的毕业作品的诞生──一个黑黑的屋子，一柱阳光孤独地打下来。技法很简单，同学们认为他太不把毕业作品当回事了。
王光乐说，那个院长奖给了我很大鼓励，我意识到我只要我也必需要遵循自己的想法行事；我还记得一个老师的话──审美推动技术，它让我知道在自行其是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
上一代画家往往沉溺于“宏大叙事”，红色符号以及各式口号成为他们的叙事要素，而这些曾是一代人共同的生存记忆，之后亦被标本式地保存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今天，年轻人看到这一类作品似乎再难以被深深触动。而生于1970年的这群艺术家则重回了个人体验，但个人体验的呈现往往与个人的经验相连，那么这种私人化的编码如何去被欣赏者解码呢？
王光乐说，大学时，我在农村住的时候，经常要自己去洗一堆衣服。每次都会看着它下决心很久。有一次，我想到我母亲，她经常为全家人洗衣服，她是怎么样想的？于是怀着这个问题，我动手开始洗，什么都不想，只是在那里洗衣服。衣服洗干净后，时间都过去了很多。洗衣服在我眼里曾经是毫无疑义的事情。后来，我开始做一个作品──水磨石。在一面墙上画水磨石，用了两个月画满，最后墙被拆掉了。
王光乐指着旁边一块墙壁碎片说，这是那个作品的一个纪念。
“像我画那个水磨石一样，我们生活中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你花费很多时间和心思去做一个事情，最后被毁掉，看上去没有意义。我想我母亲那样的人，她可能不懂艺术，但她可以理解水磨石的意义，可以完成解码。因为那个体验和她洗衣服是一样的。”
一件艺术品会有它在艺术角度的价值，以供专家和有丰富欣赏经验的人去解读，王光乐说，但对一幅画来说，最重要的，我认为是普通人对艺术品的解读。一个好的作品应当让普通人有机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生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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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乐的画已经卖到每幅3万美元的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