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文：Kenny Schachter
欢迎来到香港——最近一场巴塞尔艺术展的举办地。这里的货币上印着HSBC（汇丰银行）的标志，这是三家由政府授权发行港币的银行之一（听起来很令人讨厌，不是吗？）。很快，这里就会只剩下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以及以亚洲艺术为主、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独立的Art Central一起粉墨登场。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距离伦敦有12个小时的航程，距离纽约则是16个小时，它给人的感觉确实就是这样的。这里有着“Healthy Street”（健康街）和“Happy Valley”（跑马地）这样的地名，还有禁止携带动物、鸟类和家禽进入地铁的标志，总比不知道要好。我还参与了由Intelligence Squared主持的一场关于金钱是否已经完全污染了艺术的讨论会。也许会有些出人意料，不过我选择的是支持反对方。在一个艺术圈当中以急功近利的姿态而闻名的城市里工作，让人感觉十分新鲜。与我一起喝酒的一位年轻的欧洲拍卖专家用生硬的中文点了单，他觉得这样做会让自己更容易被理解，而我则觉得这让他听起来更像《辛普森一家》中的卡通角色。持续三天三夜的雾气，让人觉得伦敦也像是度假胜地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那般美好。忘了在超级市场里迷路的事情吧，这里无处不在的巨型购物中心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在纽约长岛的Roosevelt Field购物中心［全纽约州第二大的购物中心］和谷溪（Valley Stream）附近的商城。然而，和香港商场的规模比起来它们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这是一个品牌的世界：谁曾知道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的品牌？在我短暂停留的这段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一处空置的空间。即使每天大雨倾盆，你还是可以在鳞次栉比的商场之间穿行而免受淋雨的烦恼。我觉得在艺术圈也需要有个类似的概念，可以让我们免受更多的艺博会的侵扰。说到商场和品牌，何不在每一个巴塞尔展位上推广巴塞尔特惠矫形鞋呢？在绕着展会走上几小时之后，像僵尸一般（并非僵尸形式主义）的我痛苦万分，觉得这样一双鞋子再实用不过了。
香港 3月24日：人们在参观香港巴塞尔。这个年度艺博会今年在3月22日开幕。图片：by Lam Yik Fei/Getty Images.我本要去由郑志刚（Adrian Cheng）的新世界地产公司所赞助的一个临时展览（展览的口号是“In Art We Live”还是“We Live in Art?”，我有些记不清了），却意外地来到了K11购物中心。据说这是一种将艺术无缝衔接入主流商业品牌的未来模式，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一大堆糟糕的商店里放着更多同样糟糕的艺术品。这个地方唯一感觉让人松口气的就是，这是我在香港见到的唯一一家更接地气、却没有出现烂大街的劳力士与普拉达专卖店的购物中心。偶然之下，我来到了毕打行（Pedder Building）参观一些画廊。高古轩正在举办的丹·科伦（Dan Colen）个展“当我离去”（When I'm Gone）就像是又一个寡淡无味的品牌。他的作品就是画布上花朵的残渣和另一样他最爱的材料——口香糖——混合在一起。如果他还继续做着这种难以保存又高度重复的艺术的话，他会比自己料想的更快被人遗忘。整个创作就像是在刻意重复自己的青春期，而5年之后，就会像变戏法一般灰飞烟灭，只留下一丝回忆。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一个朋友身上。Massimo de Carlo画廊的新空间是从Ben Brown画廊现有的空间中分割出来的，这是很有效的节省租金的做法。MDC中展出的是严培明的毕加索肖像画，尽管这看起来是很中国的做法——许多像曾梵志这样的艺术家为了迎合藏家和投机者的口味而描绘艺术史上的知名人物（还有谁没被画过吗？），意大利艺术家鲁道夫·斯汀格尔（Rudolf Stingel）最近也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的高古轩画廊展出过了毕加索的全身画像（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在巴塞尔看到这件作品？）。以著名艺术家为题材的绘画总会在艺博会上受到欢迎。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De Carlo画廊的工作人员真是太可怜了。作为这幢大楼里唯一一个没有带一次性卫生口罩的人——这玩意对我来说太诡异了（到底能干嘛？）——我走近他的办公桌，当他递给我一份展览新闻稿时，我禁不住正对着他的脸打了个喷嚏。更可怕的是，最近刚刚和一块石头（对，是一块石头）结婚的翠西·艾敏（Tracey Emin）在香港也有两个展览，分别在立木画廊（Lehmann Maupin）与白立方（White Cube）。她的作品也许是这些人中最值钱的，不过却很压抑而保守。那些描绘她身体的绘画就像是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的画被沥尽了色彩，或者是丹·科伦的花卉作品在几年之后会变成的样子。
乌里·阿兰，《无题》（Untitled ，2012），混合材料，小桌子。这个艺博会并不是那些不名一文的西方艺术顾问和杂七杂八的人群为那些千篇一律的艺术品扎堆凑热闹的地方，事实上，这些千篇一律的艺术品是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群准备的。自从正式被巴塞尔接管以来，这个香港的艺博会不再那么松散，转而变得更加成熟和国际化。也许这个艺博会微微掺杂了一点当地的特色，而艺博会的实质内容也大同小异，但是明显不同的是买家们的亚洲身份。在这样一个人口高密度的城市，连VIP开幕式都要安排两场。第一场举办在一个一小撮重要客户居住的像鬼城一样的地方——为什么要有两个开幕式，这已经超出了我能够理解的范围。在这个“荒凉”的地方，风滚草们也许会沿着过道溜达，但还好没有很多。那些拍板做决定的买家们一点不担心或紧张，营造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所有人听清楚了：现在艺术市场的状况正一片大好。在博览会里玩价格游戏总是很精彩。我们来看一些数据：首尔Kukje Gallery的贾德（Donald Judd）（80万美元，完全没头绪）对战卓纳（Zwirner）画廊价值280万美元（非常接近于我300万美元的估价）的西格玛·波尔克（Sigmar Polke），在截稿的时候这两件作品都还没有找到买家。不过，按照我的预测成功销售的作品也有不少，包括卓纳画廊一件350万美元（约合2280万元人民币）的马琳·杜马斯（Marlene Dumas）、Victoria Miro画廊以50万美元（约合326万元人民币）的报价卖给一间地方博物馆的草间弥生（Yayoi Kusama）。我认识的一位艺术经纪人根据画幅的尺寸为草间弥生的作品制定了一个平均价格，以便与对冲基金经纪人们进行交易。计算一下画廊大佬们会在这个城市里呆多久也是个有意思的事情——卓纳一直在，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马克·格里姆切（Marc Glimcher）以及佩尔·斯卡斯特（Per Skarstedt）则压根没出现。虽然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 ）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蜘蛛登场亮相，但是伊万·沃斯（Iwan Wirth）好像也没有现身。伦敦老牌画廊Sadie Coles第一天就以250万美元（约合162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出了斯汀格尔一张画有一头雄鹿的小型布面作品。不过，他们所展示的艺术家乌里·阿兰（Uri Aran）的混合媒体桌面装置作品标价4.5万美元（约合29.3万元人民币），却少有人问津。尽管这位艺术家2015年在盖文·布朗（Gavin Brown）位于纽约下东区的空间举办了一次使用面包圈的“合作表演”，但这件也许就这样一直原封不动了。她介绍说这件作品是关于圆形物的，而在我接下来的旅程当中，满眼看见的都是球体。在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的Simon Lee 画廊以15万美元（约合97.7万元人民币）卖掉了雪莉·列文（Sherrie Levine）的铸铜作品《树皮面具》（Tree Bark Mask ，2010）。这个版本共有12件，外加3件艺术家认证特别版。第二天，另外一个当地的主顾也支付了货款，但显然他并不明白艺术圈内这些进进出出的麻烦事儿，比如没完没了的支付条款。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家超市，为了一升牛奶讨价还价，结果6个月之后不仅没有结款还因为牛奶变质而将其归还，这就是艺术圈的买卖。他让我别提这事情，但是我特么是一个媒体人，你如果不想让我说这个的话，就别告诉我。顺便说说，他还嘱咐我不要说出他卖掉了两件杰夫·埃尔罗德（Jeff Elrod）看上去模糊不清的油画（不是我拍摄的问题），每件价格是15万美元（约合97.7万元人民币，不过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付款）。
雪莉•列文（Sherrie Levine）的铸铜作品《树皮面具》（Tree Bark Mask ，2010）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伦敦Carlos/Ishikawa画廊的凡妮莎·卡洛斯（Vanessa Carlos）带来了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与克拉克里特·阿鲁纳弄德查（Korakrit Arunanondchai）。前者的作品是一件显得尤其混乱的装置，而后者则是看上去更容易卖出一些的灯箱作品。阿鲁纳弄德查的7件作品全部以每件3.5万美元（约合22.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出，买家大多数是本地人。凡妮莎对我坦白说，她并不觉得艺术已经彻底将自己卖给了市场，但她在辩论会上被迫与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来自洛杉矶的大卫·柯丹斯基（David Kordansky）在对面的展位上大喊，说我给艺术界注入了希望，这显然是我完全不习惯听到的话。他以2万美元（约合1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掉了一件非常棒的乔纳斯·伍兹（Jonas Woods）的微型铅笔画，我恰好有这幅作品的油画版本。我将一幅双面画借给了博览会上的一家画廊，这幅作品曾经在一所重要美术馆展出，展出的是其中一面。将作品委托给画廊带入博览会，有点像借助特洛伊木马进入会展中心一样，没有开销、不用头疼，也没什么勾心斗角的问题。我悄悄走到那家画廊的展位，脑袋不自觉地像狗一样转向一边，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结果是，画廊主没有咨询我的意见，就自己发现这件作品曾经被装在另一个画框里，他重新挂回去的时候把它挂反了。让我有些吃惊的是，我认为它其实这样看起来更好了——这就是放手的代价。之后，它将继续留在一家知名的欧洲私人机构（反过来的一面）。这里有个新闻要告诉大家，我并不是指在开幕不久后就以200万美元（约合13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被买走的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的大盘子，而是买家的身份。 此人并非别人，就是拉里·高古轩——这种艺术家与经纪人之间的亲密接触所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一个吻痕。卡普尔与高古轩之间的小动作传闻已久，这对于Lisson画廊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最后我还得提一下差点忘记的事情，没有阿德里安·布劳迪（Adrien Brody）以及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现身的艺博会是不完整的。在西蒙·德·普瑞（Simone de Pury）举办的amFAR慈善拍卖上，一件布劳迪捐出的名为《灰龙》（Grey Dragon）的作品卖出了10万美元（约合65.1万元人民币）。 当然，这是一场慈善行为，但看起来却疑点重重——你干嘛不干脆开张支票呢？我们可不能鼓励他这样。小李子和他的小伙伴们——他很少自己行动，在纽约的Helly Nahmad画廊也是一样——顺道去了Cardi 画廊，还想对一件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创作于1964-65年间一件划开两刀的小幅作品讨价还价。他的理由是，这件价值200万美元（约合1320万元人民币）的作品上面被划了两刀，但是一样的价格却可以买两件划了一刀的作品。不过，同行的纳麦德说这件红色的作品就是按照刀痕数量定价的体系（rate per slash ，RPS price indicator）来制定的。画廊还有一件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 ）1960年代的双页纸面涂鸦作品，价格是1000万美元（约合6520万元人民币），不过到目前都还没有售出。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社交、争吵、喝酒、八卦，我们这些经纪人就像一群老鼠聚集在一起。我们一群人去吃了加足味精的中式煨鱼，就像跳跳糖在嘴里爆炸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我都快中风了。我希望艺术市场不要像我们见到的甜品布丁那样摇晃不定。 它不是午餐肉，看上去却像极了半透明的午餐肉。高古轩的山姆·奥洛夫斯基（Orlofsky of Gagosian）突然当面让我说出一件麦克·凯利（Mike Kelley）作品的报价，但却拒绝通过电子邮件与我沟通或给我发送任何有关的信息，迫使我要去找出一本以前的展览画册。这一切结束之后，我终于可以在东方文华大酒店的大堂吧里喝上一杯。纽约Gogo帮与芭芭拉·格拉斯通（Barbara Gladstone）的团队好像很紧密——他们应该有一套什么团队制服（哦，对，他们都穿普拉达）——当时也在一起 。一个经纪人说他自己想和一个朋友开玩笑，说自己在他到达之前在他的床上撒了泡尿给他暖床，结果他倒霉地将这封邮件错发给了一位年轻的亚洲藏家，她那时候正在和家人吃饭，而这位经纪人不久之后就要去见这位藏家。万幸的是（仅对他而言），藏家被这个邮件逗乐了。我貌似对巴塞尔艺博会的总监马克·斯皮格勒（Marc Spiegler）做过类似的事情，好像跟金枪鱼腩有关，不过这个故事要留到下一次讲了。画廊主们白天因为工作聚在一起，到了晚上则沉浸在烈酒中。他们就像一群紧簇的工蜂，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圈子中。即便是对那些相互仇恨的人来说，我们的圈子相对而言还是太小，所以不能太过挑剔。饺子大餐过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惊奇地发现，我衬衫上浸染着每道菜的橙色油渍居然都不见了。
香港-3月24日人们在参观香港巴塞尔。这个年度艺博会今年在3月22日开幕。图片：by Lam Yik Fei/Getty Images.香港的Art Central就是中国版本的Scope艺博会。在这两个帐篷内，我竟然一个人都不认识，令我感到耳目一新。一些艺术经纪人尝试把我拉进他们的展位，但这都与我的意愿相违背，因为他们只想方设法不断搭腔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避免有目光接触。马克·奎恩（Marc Quinn）会有一家你需要了解的画廊么？对，他确实有，名字叫作马克·奎恩商店（Marc Quinn Shop）与/或人类复制（Human Reproduction）。这对于探讨艺术是不是出卖了自己来说是个好话题。上帝保佑，他已经直接走向了市场化。另外，他向所有人开放自己的工作室，还展出了不知道是丹尼尔·阿山（Daniel Ashcan）还是阿香（Arsham）、艺术家自己和查普曼兄弟（Chapman Brothers）的作品。这对顽皮的兄弟带来的是一堆可爱的锻铁恐龙，每件价格20万英镑（约合18.4万元人民币）。一个版本中有形状各异的恐龙，数量多到也许会让艾未未都感到骄傲。姓名和手机号已经随名片传播出去的奎恩，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的文化人、艺术创业者，他本人创造的模式要比他的新作有趣的多。草间弥生的南瓜作品真是多得不胜枚举，而在东京和香港都开设画廊的白石画廊（Whitestone Gallery）以300万美元（约合195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出售奈良美智（Yoshitomo Nara）的超大型纸面作品。CEO白石幸荣（Koei Shiraishi）给这家专营日本艺术的画廊起了这么一个随性而有意思的名字。虽然我预想会见到一堆岳敏君的笑脸和张晓刚的“血脉”系列绘画，谢天谢地一张也没有见到。我倒是看到了一幅王广义的“BMW NO”绘画，这位画家无止境的“NO”绘画总是将“NO”加到那些无趣的东西上。萨奇（Saatchi）曾将这些作品一扫而空，然后又以更快的速度卸货。还有一个我觉得能在另一个展会上看到的艺术家，是周铁海，也就是那位“骆驼周”（Joe Camel）。我不知道他最近都在干什么，也许他成为了一个艺术顾问。
图片：Courtesy of Maria Baibakova.我觉得可以有理有据地说，洞穴壁画绝不是一时冲动的产物。在我看来，自从艺术被创造出来以后，它就一直被渴求、被推崇，并且这样的程度只会有增无减。艺术已经脱离金融资产的概念，如果你想要在当下的环境中搞清楚状况，就得成为比哈利·波特更高明的魔法师。艺术并不是金钱，两者相去甚远。艺术关乎激情、表现、沟通，它和上厕所一样是无比私密的事情。有些人会说，许多新艺术的体验就像是去上了一趟厕所的感觉。如今，经纪人、艺术家或者藏家，谁有足够的智慧在走低多过于上扬、变化无常起伏不定的艺术市场中塑造或操控一段职业生涯？那些由小集团像控制热门歌曲、小说、电影以及戏剧那样决定谁是热门艺术家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处于在我的记忆中最为不稳定的经济艺术环境之中，而艺术鉴赏在近几年最终又回归了它从前的重要地位，真是太棒了！你卖过艺术品吗？即使在最好的时期里，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信我，因为入行20多年来我还在不断地调整自己，重新起步。即便是我们都熟知的那些拥有大量藏品的家族，最终也不能掌控飘渺的全球化市场——没有与艺术的潜在质量相匹配的真实而非操控的市场需求。垃圾作品迟早会浮出水面，大便再好也伪装不了（时间再长也无法改变）。艺术与历史间的内在价值成为了最伟大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时间会告诉你答案（经常会反映出市场情绪，但也不总是如此）。市场总会有此起彼伏的调整，但是很少会出现大意外。得感谢一下artnet价格数据库，我发现曾售出超过100万美元的在世艺术家还远远不到500人。我还发现了你搜索过的所有东西。哈哈，这是开玩笑。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可以被看成是出卖艺术的人。我想到的几个有：杰夫·昆斯（Jeff Koons），我只能说我对他在高古轩以250万美元（约合1629万元人民币）卖掉的蓝色球完全不感冒。达明·赫斯特（Damian Hirst），他在像商人一样搅局的同时还为他的下一批创作作出了十年的承诺。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继续通过他各种项目的收益支持着那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还有草间弥生（Yayoi Kusama），这个87岁的老太太终于到了可以为所欲为出卖任何东西的年纪了。但是，如果你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的话，你连出卖艺术的本钱都没有，就像上面说到的这些艺术家一样，甚至包括马克·奎恩。艺术和金钱是对老朋友：伦勃朗（Rembrandt）为金钱着迷，他自己同时期的艺术家当中是一位狂热的收藏家，曾经一度拥有阿姆斯特丹最大的屋子，最后因为奢侈的生活而破产。沃霍尔（Warhol）希望看见自己将一切兑现，但因为他没有进行尝试所以并没有实现。不过，他为后来者打开了大门。如果你让以上任何一位对他们的对艺术的诚意发誓的话，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将手放在自己的“艺术”爆棚的心脏上，发誓说自己对于艺术的追求高于财富。当然，现今很多艺术家比以前的更有经济头脑，比如用快餐式艺术来换取市场的僵尸形式主义艺术家们。但这仍旧是昙花一现，并不成气候。虽然这个行业内提供一份酬劳或是附有计价浴室住宿的廉价机票可能已经是非常好的款待方式了，我的同行们大部分都还是会免费做我们所做的事情，比如进行辩论。如果碰上中小型经营规模的画廊，那他们几乎是在白干。这场讨论不仅仅是关于金钱-艺术。它讨论的是关于道德公平性以及对于意义和理想的追求，是关于能够在艺术中生活是一种馈赠，并远远超出了金融投资的概念。即使是一个夭折的市场也无法阻止这股洪流以及那些形成社会经济基本结构——艺术市场也包含在内——的执念的人们。艺术尽管是一种奢侈，但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看看有多少人“惨无人道”地从世界各地坐着长途航班来参加一场牛津式辩论。艺术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艺术，这其中没有捷径。这绝非易事。每当我在公共场合发言的时候，我就会特朗普附身，变成雄辩的浮夸代言人。这完全是为了掩盖我缺乏立足观点，或者是忘了我自己要说什么。或许是之前的那杯红酒起了作用。虽然我最终输了辩论，大部分人都支持金钱控制了艺术的说法，我还是以我的诚恳改变了14%的听众的看法，让他们相信艺术才是一切的核心（他们在辩论开始与结束的时候投票）。所以，我猜最后达成的共识就是我们都生活在马克·奎恩的宇宙当中。后来，一位女士邀请我去参观她在中国第一批私人博物馆当中策划的一个私人收藏展，然后邀请我去中国为他们策划一个展览。看来，我应该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糟糕。
图片： 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好吧，历史中总有那么一段人们跟错人走错路的历史。我在想，前往机场的大巴前排座椅靠背中，赫然出现在《尚流Tatler》杂志封面上的翠西·艾敏一直用这么一张脸盯着我（这个像星巴克一样无处不在的品牌让你全无藏身之所），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祝她（还有她那块石头老公）好运！以下是我的预测：今年5月的纽约佳士得（Christie`s）和苏富比（Sotheby`s）——抱歉，确实没有菲利普斯——拍卖会将决定今年的市场表现，而我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也许有人说我们正走在或即将要再次走上一条摇摇欲坠的衰退之路， 但这无法停止艺术与市场这辆火车头的前进。顺便提一句，它们之间其实并不相互排斥。
肯尼·沙克特（Kenny Schachter）为artnet新闻以及其他刊物撰稿之余，同时也是一名资深艺术经纪人以及艺术项目Rove Projects的创始人。他获得了艺术行业通讯《Baer Faxt》2015年度读者评选的艺术作者大奖。
沙克特以大胆揭露拍卖大事件的幕后新闻，以及对画廊和艺博会开幕活灵活现的描绘（包括去年在巴塞尔艺术展上的殊死经历）而闻名业界。他的写作为高深莫测的艺术世界注入了人性化的批判和风趣嘲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