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文：拉海尔.艾玛
谢扎特·达伍德，《迈向可能的电影》，2014年，高清及超16毫米转高清，有声录像，20分钟
文/拉海尔·艾玛（Rahel Aima）
翻译/陈诗炜
印度政治家、首任国防部长克里希南·梅农曾评论道，“大英帝国日不落的原因，就是因为连上帝都不相信不列颠会处于黑暗中。”但不列颠的太阳确实曾经坠落过——1783年在英属北美，1947年英治下的印巴，1971年的东巴基斯坦……同年，波斯湾各国也彻底告别了它们的殖民旧主。而世纪末的独立浪潮，最后分别于1981年、1983年和1984年在伯利兹、圣基茨岛和文莱落幕。
英属印度时期的政府官员把梅农比喻成“尼赫鲁身边的枭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则将他视作一种“威胁”，而对于梅农的拥护者来说，他可是因“给白人颜色看”而闻名的反帝英雄，所以他运用这种简练妙语尤为擅长。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他认为英帝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区别，只不过等于在询问一条鱼是想让厨师用人造黄油来烹它还是用天然黄油来煎它。针对美国在二战初期以中立的名义实际上对同盟国进行支持的政策，他还说过，从未见过美国人的枪只打向一个方向。当小说家布里吉德·布洛迪称赞他的语言能力时，他却回了一句：“夫人，我的英语成就肯定比您高。您生下来就会，我是学的。”
如今人们对于梅农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他是印度首任国防部长，也是不结盟运动的设计师，还有就是他在联合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会议上史诗般的八小时拖延战术。但大部分人们都已忘却的是，他和艾伦·莱恩爵士共同创办了企鹅出版集团，当时莱恩负责小说类图书出版工作，而梅农负责非小说类图书——讽刺的是，这家出版社所出版的平装书，正是我和很多人学习英语的教材；算起来，英语是我的第三外语，但现在已经超越了马拉雅拉姆语、克什米尔语和印度语，成为我的第一语言了。梅农也是我的曾叔祖父。他膝下无子，所以我母亲的家族就继承了他在科泽[科德的房产，如今喀拉拉邦政府仍企图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拿到这套房子，说要用来盖一间博物馆。我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戴的一枚戒指——也是我唯一佩戴多年的首饰——足以说明我可能得到一笔可观的遗产。如今这枚戒指的存在，也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梅农最后一个在世亲人的身份——这是一种挺有趣的继承。
谢扎特·达伍德，《迈向可能的电影》，2014年，高清及超16毫米转高清，有声录像，20分钟
在后殖民时期的梅农，与其说是帝国遗留的子民，倒不如说是一枚帝国的棋子，他甚至一度出任劳工党属下圣潘克拉斯区的议员。多年以来，我对梅农的浅薄了解，仅限于家里照片中偶尔出现的那个人，或是一座雕像，或者是在一条街、体育场、学校或是城市里其他地方纪念历史的相关物件。事实上我仍然不知道要怎么去谈及这种家族联系，而且不能因为海外侨民的身份就轻易地忽视阶级、种姓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或者好像我就有某种特权可以非常表演性地检视公共领域，这是我的尴尬。
在我读着英国儿童文学家伊妮德·布莱顿的书长大的童年里，很难感知到印度的身份——在英国的教育系统里，世界近代史就截止在一战结束（那时候印度还没有独立）——深入骨子里的种族主义，使我一点点地学会怎么把口音转过来，我虽然觉得这有趣，但其实也是有点内疚，但成为一个更英国人确实又有一种舒适感，尽管近来英国印裔文化给我颇多启发（曾经有一天，我母亲随口说道，她觉得我跟西方人在一起更快乐，也觉得我其实并不那么像印度人）。人们对历史过于缺乏兴趣，而对未来美学又过于迷恋（与白人不同）。
最近，我对一个精神意象心生迷恋，在这个意象中，有一个鸡蛋在棕红色长毛天鹅绒布上被压得粉碎。这个鸡蛋本身并不是生的，更像是用水稍微煮过的，但内里还是蛋液流动，蛋白还是有点让人恶心的透明状，还没有完全固化成白色物质。表面张力使蛋黄毫发未损却微微颤动，流滑不稳却顽固抵抗，在可预料到即将到来的融合引发不愉快的激烈反应之后，鸡蛋内部马上变得黏糊糊的。
我猜这也就是大英帝国太阳坠落的过程。
谢扎特·达伍德，《迈向可能的电影》，2014年，高清及超16毫米转高清，有声录像，20分钟
2015年8月，我和家人去了锡金，这个国家夹在尼泊尔、中国西藏和不丹之间，名字带着喜马拉雅山区的色彩。锡金的地理景观恢宏壮丽——有瀑布、高山湖和茂密的葱枝绿叶等等。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下，我生平第一次开始理解印度所处在的“后分治”时代，正是这一概念，即使英属时代的印度现在分成好几块，却仍然坚持多重宗教信仰这一周而复始的多元性。
有一天，我们驾车前往印中边境的乃堆拉，那里属于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这个地方的魅力，大概在于印度人可以在此跨越边境和中国握手，这也是上世纪50年代“中印是亲兄弟”[1] 这一口号的一个体现，从海拔4310米的高度看下来，可能会有点眩晕。我们在樟谷湖附近停了下来，我骑着一头牦牛犊子，骑行速度跟以前打脉冲拨号电话的速度一样慢，牦牛就像一座毛茸茸却又不怎么听话的沙发。我们走进巴巴寺庙。这是一座纪念印度士兵辛格（也被人们称作“乃堆拉英雄”）的寺庙，坐落在雾气弥漫的高原上，世界上最大的湿婆神像在此冷若冰霜地望着庙——此种情景下的尺度和体量，现在在迪拜更加明显。
虽尚无法准确考证，但世人多认为辛格是在1967年9月11日逝世于此。他的死或许带有某种英雄史诗般的意义：确实，因为他勇敢献身，去世之后被授予了马哈十字勋章。据当天值班的一位士兵所说，辛格当年是在带领一列骡子车队时不慎坠河的。救援队大范围搜寻后，仍然没有找到遗体；因为当时天气恶劣，搜索救援工作几天后就被叫停了。然而据说，他托梦给部队里的一位士兵，告诉自己的遗体具体位置，请求帮他在那建坟（值班士兵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简直是信手拈来，一小群游客也围着他侧耳倾听这个传奇故事，一旁还伴有虔诚的音乐。他讲述的方式跟导游不一样，带着一种信徒般的坚定）。
在部队的另一位士兵也说梦到同样的梦。后来新一批搜索救援队还真发现了辛格的遗体，并在那个地方为他建了坟墓。接着在边境两边，据说有更多的人梦见他，甚至目睹他的魂灵；人们对辛格魂灵形象的描述开始模糊成形，就像许许多多的游客从同一个角度拍同一个纪念碑一样，最终重叠为同一个的图像。尽管他生前是印度士兵，死后他则变成了一个共有的军队保护神。包括印度和中国的军队在内，都认为不管这条路附近的士兵是什么国籍，辛格的魂灵都在保佑着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魂灵形象变得具象化。巴巴寺庙除了开设纪念品商店之外，还将辛格的住所和办公室开发成为休闲景点；寺庙的看门人也发誓他见过纸张被无端弄皱，靴子突然沾上泥块，用来供奉的食物和水有时候也会不见。
明年就是辛格50年的死忌，这么多年过去了，印度军队还是每个月坚持给辛格的家庭寄去一张支票。每年九月，人们还是会将他的东西仔细打好包，包下一节空无一人的卧铺车厢，从他的部队里抽调部分士兵护送这节车厢前往他的家乡旁遮普，然后再回来。甚至连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正式的边境军内会议上，都会为辛格特设一个空位——这究竟是出于尊重他们的信仰，还是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我也不知道。
我要讲的关于两位死者的故事，有趣却略显怪异，一个和历史有关，另一个和地理有关——梅农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上声名狼藉的战略失误，大概就是他政治生涯的致命一击。而另一个死去的魂灵，其意念却如此强大，以至于超越了不结盟运动的失败，同时得到中印双方的尊重——一个魂灵居然不受时间距离和定位的限制，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以至于可以拿走食物和水，占据现有空间，活在当下。我们身上所背负的这些殖民包袱，也是帝国残骸急于放置在全部人身上的。半个世纪过去了，万隆会议的遗留却被商品化为旅行社的旅游路线，更多让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海外印度侨民家庭在这个带有历史痕迹的地方，因为导游小费的问题而发生争执。
乃堆拉山口这个地方是由军队管理的，只开放给印度居民；我们没能赶得及拿到游览乃堆拉山口的许可（我们只是印裔）。这些守着乃堆拉山口的士兵坐在桌子后面在叫卖着亮闪闪的沙文主义纪念品（上面盖了邮戳，写着“乃堆拉山口观光留念”字样）。在这个纪念品的首页印有一些文字，不知道是引自哪里的句子“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2]”还有看起来就像是原创的句子：“能力是需要多年养成的，而目的却随时都可以改变！”还有“游览过乃堆拉山口，你就会更加了解部署在边境的印度军队是如何保卫国家的。”纪念品每件都只卖200卢比，如果说这笔钱是付给士兵让他们来保卫国家安全的话，也未免太廉价了。
注释：
1. “中印是亲兄弟”表明两国文化、历史和未来共享；另一种泛亚主义——喜马拉雅山系国家不闹分裂——是可行的。
2. 19世纪的英国首相巴麦尊说此名言：“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