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 文：谢湘南

来源：慢点艺术评论。选自南方都市报记者谢湘南于2006年9月21日下午对黄专的采访，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并收录至黄专文集《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打边炉》（d-b-l）获得谢湘南授权发布。

“关键问题”是《打边炉》的的固定栏目之一，我们会挖掘过去媒体上刊发的访谈体，抽取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予以刊发。访谈曾是媒体上最为流行的文体之一，不少人通过这些对话表露自己的观点与心声。

问：你有没有总结一下自己做了多少个展览？那些展览对你而言会有不一般的记忆与意义？

黄专：没有，其实好的没几个，不是说好的，就是说自己觉得这个过程实现了自己想法的其实都很少，没有几个是完整的。我对展览有一个判断标准：那个展览的问题最多，那个展览对我的价值最大。展览有多大影响啊、有多少报导，这个倒不是我的指标。比如96年那个展览被封了（“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1996，北京），那是个失败的展览，但对我意义很大。

问：那你现在经常奔波于深圳与广州之间，你对这种生活状态满意吗？

黄专：不满意。我也想慢慢改变，处理各种关系也不是我的长处，但是要做这么一个机构（OCT当代艺术中心）呢，又没办法回避。我也想慢慢退出来，但现在还不是太行。现在的生活不是我喜欢的方式。特别是什么场面都要去露露面啊，我是尽量避免，这不是我喜欢的。上次《艺术世界》一个记者采访我，我说，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条就是要抵制成为公众人物的诱惑。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当下问题，我说先别说大话，什么社会批判啦，什么启蒙啦，首先是要抵制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因为在中国现在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问：为什么呢？

黄专：因为成为公众人物你就不能按你的思想来说话啊，那样的话，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我而言，不能按自己想的去说是件特别难受的事情。我做个展览，杂志要采访那我没办法。因为你做了事情你不能装清高，好像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但我是尽量避免，做了事，大家怎么看、怎么评论都行，没必要自己再去说什么。中国现在很多文化人在传媒上很有名气了，成了公众人物以后，他自然而就放弃了很多东西，真的是，连他说话的方式甚至性格都会变的，你看他在电视上说话的神情举止啊，那种夸张的口吻，我觉得那是被传媒逼出来的，这的确是一件很要命的事。

问：那你是不赞成学术的大众化，甚至娱乐化，比如像易中天这样的所谓“学术明星”？

黄专：你说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目前传媒体制中的思想表达问题，为什么我会特意提到中国知识分子呢，西方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上电视，像英国的BBC，他们就曾做过一个不错的思想家的系列节目，克拉克也在电视上讲文化史，这也许与西方电视节目有某种相对独立性有关，既不依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依附商业意识形态。但即使这样西方很多思想家和艺术家，像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博伊斯、汉斯·哈克都警示过电视传媒作为资本主义的信息体制对独立思想的毒化和扼制作用。在中国情况更是这样，电视这种传媒体制要么使思想表达变形，要么使它稀释。电视的媒体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思想表述方式。传播思想有很多途径，主要看你自己的智慧啊。

问：就是说你是绝对拒绝上电视的。

黄专：我还是上过电视的，像中央电视台做张晓刚的节目，作为朋友，那没办法，不过我上电视讲话，尽量讲自己想讲的话。我也上过电视的当，采访一两个小时，结果摘了两句话，没头没脑的放在上面。所以我觉得电视带有某种强奸性，是个很糟糕的媒体，最好你干脆就不跟他来往。还有很多国外的传媒，采访的时候也是只言片语，我觉得这个还不如做个展览放在那里，大家怎么说都可以，你说机会主义也好，理想主义也好，都无所谓。我也看电视，我也喜欢看娱乐节目，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正想表达思想不要到电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