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

“新艺向”2016特别资助评选结果

“基金会追求的是社会公益生态环境的改善，所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所关注的焦点，应该是整个艺术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因此它的工作应该是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我们成立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是希望它能够作为一个平台，链接起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不仅能启发和撬动更多社会资金和资源的注入，还能起到结构性的引导作用。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资助，希望能像播种一样，让更多的非营利空间成长起来，也把更多的支持引入这片土壤。”

———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创始人 王兵

日前，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公布了“新艺向”2016年特别资助的评选结果，十万元人民币的特别资助款由专门针对录像艺术的非营利艺术机构录像局获得。此次评选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向其资助过的近20家非营利艺术空间征集了包括资金使用报告和2016年运营计划在内的申请材料，经过由策展人、媒体、艺术家组成的评委会多轮讨论后评选出结果，最终决定将十万元资助款项给予非营利机构录像局。

NCAF举办新艺向沙龙，邀请各非营利空间负责人参与讨论

“这十万元，我们不想称之为‘奖项’，是希望它能够实实在在有助于一个空间的运营和发展，同时，也希望它能起到激励的作用：一方面激励更多的非营利空间探索真正适合自身的运作模式，一方面也激励更多方面的力量参与到我们的公益事业中，把中国非营利机构话题带入更新的讨论。”

———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理事长 楠楠

“非营利空间的意义并不在于非商业，而在于激发、解放那些被既定艺术体制限制住的活力，使艺术实践真正地区别于各种“产业”。

——— 策展人鲍栋

“最重要的其实是个性，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艺术生态呈现出多样性，其实并不是要判断一个空间的高与低，而是结合它对于当地的艺术生态，看它是不是真的起到刺激的作用。”

——— 策展人孙冬冬

“非营利空间是有利于艺术家的意志的第一次社会伸张，它在艺术家个人话语的公共化上处于艺术生态的最根部。探索对个性化的艺术表述的保护是非营利空间的核心。”

——— 艺术家王光乐

非营利空间我觉得它还是依赖于一个整体的行业环境，和大家对于非营利空间本身的这种理解和认识。非营利空间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各方的力量支持和资助的，相对来讲比较自身力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生产，或者是说智力上的一种集合，但是对于本身的运营，还需要一整套的比较成熟的管理机制。

——— 《艺术客》主编 王静

“非营利艺术空间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需要大家（包括赞助人、艺术圈、媒体等）来支持。不过我觉得，其实也不见得每个非营利空间都需要长久地存在下去，有些空间如果完成了它最初的任务或目标，就算是结束也没什么大问题。本来非营利机构所提供的就是非官方、非主流的视野、方法和操作，并不需要向“国家美术馆”那样万世永存。所以我希望赞助人在考量资助的时候，不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过分重要的指标。重要的是作出有特点的、不可替代的项目，所有做过的事情都会有意义的。”

——— 《ArtReview Asia》主编林昱

录像局-广州空间

录像局是国内非营利艺术空间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具有非常明确的使命，专门针对录像艺术；所从事的是最基础和结构性的工作，除了为录像艺术家建立档案以外，还通过讲座、出版翻译等活动推动国内录像艺术发展；在运作模式上，录像局也形成了一套非常严谨的工作系统。录像局的这些工作，为影像艺术的未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为中国非营利空间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蓝本和范例。

录像局-北京空间

陈侗、方璐

基金会一直在摸索自己如何能更好得对生态发展做有意义的资助，您觉得这样一笔资助会否激发新得工作，或完成一些被耽搁的设想？

陈侗：我认为主要是能够激发新的工作，因为资助本身既有实际的作用，也是一种鼓励。我们应该好好想想怎么花掉这笔资助，而不是用它去填一个坑。

作为行业的前辈，很期待听您谈谈录像局确立的档案方法有否其独特性，或者说目前录像档案收集和管理的困难和对策是什么？

陈侗：录像局的建立来自于实践的体会，而不是任何别的机构的参照。事实上，目前全球的录像档案机构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方法或许是很笨的，但却是很有效的，因为我们知道问题所在，例如全面地展现一个艺术家作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困难或许在于如何界定“录像”，有一些作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录像。我们或许正在扩展录像的定义，同时又在重新限定它的范围，不知道。其次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性的困难是档案保存的永久性，一方面我们坚持原定的合同条款，另一方面我们不断地改进技术。我想，假如我越来越不懂得录像局是如何运作的，那就对了，就说明它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了。

作为录像局的发起人之一，你觉得运营到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或者说是体会？

方璐：录像局的工作从2012年建立以来到现在可以说是顺利的，许多方面都感觉是水到渠成。这当中包括在外部得到了很多艺术家的支持、接受了我们建立和整理档案的邀请，并参与到录像局的工作中；还包括在内部我和陈侗工作上的默契和信任，大多数决定我们往往不用讨论都是一致的，偶尔的分歧也能帮助对方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事情的状况。

我很难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但是录像局的工作一直都是调整和学习的过程。我想这一切就像是在建一座楼，自然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难题出现。录像局能做的是在当下允许的条件下，把工作尽可能完成到最具体和最周到。就像早期录像局的作品协议就修改了好几次，到现在录像局正在重新设计作品录入和备份的方法，这在未来也会改变现有查阅录像资料的方式；还有最近正在申请民办非营利组织，也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需要渡过重重关卡的过程中。

评委一致认为录像局的工作在整个生态中具有其不可替代性，能谈谈你所认为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方璐：我很高兴看到艺术圈内外的公众能够开始使用起录像局的档案资源，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确实是发生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录像局的工作是在建造一个系统，其实这个系统与艺术家所寻找的那种，既有生命力而又能持之以恒的创作形式是一样的。我所说的系统和形式，并不是指那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符号化的东西，恰恰相反这种系统和形式是必须在某种恒定中一直改变着的。而且，如果它们具有真正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或者形式就应该能够被运用在各个方面。

所以持续地工作是在持续地检验这个系统，哪怕工作的外表看起来很枯燥，但会是一个有机的变化的过程。我也曾经在一次讨论会上说过录像局的工作是一个编年史的工作，它与书写历史有区别，编年史不是在概括描述对象的全貌，而是面面俱到地把能看到的能收集到的写出来（在录像艺术的范围内），把事情的发展记录下来，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因为一切都在进展中。我不会说录像局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但是我想录像局的独特性在于此。

获悉广州五行非营利机构联合会成立，录像局作为五行之一您是否做了推进工作？您认为明确成立合作方式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这是作为一个怎样的问题提出？

陈侗：当然，从一开始录像局就在这个联盟里。当需要资金的时候，每一个机构都会想一些类似的办法，例如义卖。这五个机构如果每一个都搞一次义卖，对艺术家和收藏家来说是不是有点疲惫呢？最初我就是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决定如果我们义卖成功应该分一些给别的机构，这样他们就不用再搞了，后来跟赵馆一合计，就有了联盟的构思，而时代美术馆原本就有一个义卖计划，等于是贡献出来了。在不影响各自的发展规划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共享，这或许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事情，我很高兴看到我的人材和器材被借走。一旦我们有了联合的具体动作和效果，我觉得它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方璐：录像局从今年开始希望调整资金来源的模式，寻求外界的帮助，让录像局成为一项更公共的事务。我想这是一个健康和必然的发展。这个需求也应和了广州其他几个非营利空间/美术馆的需求。录像局虽然最先在北京成立，但广州对于录像局和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大本营。广州的当代艺术生态很特殊也很珍贵，与其在本地寻求资金赞助的过程中形成机构之间的竞争，我们决定组成联合会共同筹款。联合会以时代美术馆、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录像局、黄边站和观察社为五个组成成员，所以起名广州五行非营利机构联合会，可以简称五行会。五个机构从规模到功能上都各不相同，筹款成为了一个契机联合起各方的资源。这很符合广州人的做事方式。

录像局今年四岁，是一个很年轻的机构，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为录像局找到社会的资助将会是它成长很重要的一步。在此，我也非常感谢新世纪基金会对录像局的赞助，以及所有支持和帮助过录像局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