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的艺术-学术体统究竟在哪里?(1)
发起人:理论车间  回复数:0   浏览数:2116   最后更新:2016/02/22 20:03:13 by 理论车间
[楼主] 理论车间 2016-02-22 20:03:13

来源:艺术-小说 文:陆兴华


三酸图(尝醋翁) vinegar-tasters


(第2稿)



[按]原来是1月17日在两岸四地文化交流中心的发言内容,最近做了大幅修改,将放入我正在修改的《新文科在哪里?》一书的最后一章。全文将分三部分发表。




1- 体统一:本应该有、但已被我们搞坏的那一体统:大学内艺术学院与人文学院应该如何双栖?


“人文学院”已是美国人后来的改称,原来是指谢林倡导的“自由艺术学院”。谢林所说的自由艺术学或人文学院,是对康德的德国大学理念的必要补充。[1]他说,只有自由艺术学院才能够使大学有机和整全,调和哲学和诗性,使大学大学,使哲学哲学,使诗诗。在今天,照这种思路,我们也可以说,只有某种自由艺术学院才能救我们的病入膏肓的大学了,有没有必要救,我们等会儿再讨论。严格说来,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德国大学理念的谢林,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文学院、美术学院、艺术学院之原父。不论我们怎么“改革”或重启,最后我们总不得不要问一下:要不要继续朝他这个体统的方向走?


站在今天说,艺术学院与美国那边传过来的人文学院的格式之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大喝一声:真的有必要分开艺术学院和人文学院吗?在这个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态正混到一起的时代,这问题已很尖锐了。下面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对谢林的方案,近年有一个重要的回应。由夏特莱特、德里达和利奥塔等倡议、1983年在法国成立的“国际哲学学院”就是这样的一个将艺术学院与人文学院有机地合在一起的大学实验机构。


21世纪初,德里达在《无条件大学》一书中全面继承了谢林的立场,向我们指出,新文科或明天的文科,将是正到来的无条件大学的根据地。那个“自由艺术学院”应在其中担当什么角色,所以也就很清楚了:它是新文科或二十一世纪的自由艺术学院,是救这个官僚系统式的大学的那唯一一条小船了。大学的无条件性将依赖于这个将艺术学院和人文学院搞到一起的新文科本身的无条件性了。它是使大学可能的最后一块飞地。在马勒布(Catherine Malabou)对这一立场的进一步解构中,“新文科”也同时指新人类:我们必须积极利用人类在新技术情境中的变形,以全新面目来重新认领已降解为一堆数据的大学和人文科学。新文科是新人类,意思是:新文科将是未来的人类的自我造型的结果。在这一构想中,新文科将成为人类的自我造型术、雕塑术、变形术--也就是说,将同时是一种新艺术。她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隐伏着这样的视野。[2]

在今天,马勒布认为,讨论艺术学院与人文学院在后-媒体、后-生态时代的耦合为新文科时,我们必须沿着德里达的这一对德国大学理念的解构路线,也用了福柯的谱系术,去追问:除了康德、谢林说的,除了德里达和福柯说的,除了我们照他们说的已经去做了的那些,哪些我们还没有做?如果都试过了,那么我们还能够从中说出、做出什么新的?还有哪些新的尝试可能?如果没有了,那么就请发明吧。当我们问艺术学院或自由艺术学院或明天的艺术学院或新文科的新体统在哪里时,就隐含着这种“发明”的意思。这一“发明”的说法是福柯从尼采这里读出来的:搞过的就不要搞了,必须用谱系术筛掉已搞过的东西。我们越追问,越会清晰地发现:艺术学院和老文科已没什么好搞的了,也用不着分开来搞了。在这个政治、科学、生态和艺术已混合在一起的时代里,新自由艺术学院和新文科已经重合了。新艺术学院必须与新文科一起搞,必须将它们搞到一起。


而追溯国美的老体统,我们分明也能看到,蔡元培委托林凤眠办“国立艺术院”,在其所要展开的那个康德-谢林式的德国大学理念下,正是要用艺术院来补北大,来成全他所说的“大学院”。这走的正是上面所说的那种谢林路径:使自由艺术学院成为大学的核心。需要指出的是,在康德-谢林的德国大学理念中,全国只有一所大学,各地的大学都是被涵盖其中的。蔡所说的“大学”就是这样的一所,“艺术院”并不一定专指国美的前身,“大学院”也不一定专指北大前身。


蔡元培的“国立艺术院”[3]是谢林式的对大学的补充吗? 追溯起来,我们会发现,林凤眠对于国美的办学态度,完全是现代主义先锋派式派头,甚至都算得上博伊斯式的了:学院与社会运动必须对冲。学院如果办得不好,就应该就地解散,这样就可以逼师生去搞社会运动。等社会运动中需要积极分子了,再用新的学院方式去培养。这是一种靠近艺术先锋派或包豪斯式的办学态度,[4]有点激烈,但在今天,它仍很有说服力,被国美师生追认,倒也可差强算作一个体统的。这是一种艺术革命式的办学态度,很乌托邦式,既像在办学,又像在搞社会运动。我们在今天实际上又是不敢真的去学他的。而林凤眠理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时,激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艺术教化上的意识形态羁绊,在实践过程和道路选择中又多有折衷,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救亡,还是救社会,还是救文化或精神,一路犹豫,林氏越讲越把将艺术当作了万金油,越说越空洞了。我们在今天应该体察和同情的是,蔡和林曾是英明的,但都是在古典美学的角度出发来谈艺术,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与政治、科学、生态,是完全隔膜的,我们不可以生搬他们的艺术立场到今天的场地中的。


所以,我们下面还是得绕远一点儿,先回去仔细看看谢林的思路,这能够帮我们重新确认目前的这个大学系统内艺术院校系统原本所应隐含的那个体统,那个我们以为的体统,那个我们认为应该树立但至今扶不起来的那个体统。而这个体统,我觉得,大家由于目迷于眼前这架被称作大学或艺术学院的资本- 官僚机器,已看不清了。


谢林说,理性和想象是同一样东西,一个在理念中(im Idealen),另一个在真实之中(im Realen)(引自德里达,《哲学的权利》,377;以下的谢林和康德论德国大学理念的内容,我全部参照德里达在《哲学的权利》、《友爱政治学》和《无条件大学》中对两人文本的引用和解构)。哲学或大学或人文学院与艺术的关系,也应在这一眼光下来被思考。[5]


谢林说,理性与幻想之间的互译,就是哲学,就是大学。在大学中,理性与想象共译/合译。各系科之间必须互译,才构成大学;大学是那一“译”。那么,艺术与哲学、艺术与人文学院、未来艺术与明天的文科之间如何达到“互译”?这互译的方式,谢林说,本身也是艺术。如果没有了体现为艺术的这个互译,大学就要不像大学,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培训官僚机构的样子。使物在观念中显现,这就是上面说的译或互译:从   imRealen到 im Idealen,从真实翻译到观念中或倒过来,是最大的译(在大学里,使化学系和文学系能呆在一个机构里的,就是靠了这种“译”)。哲学也是这种译本身;大学就是这样一架翻译器(今天的数码机器翻译可以说正在这样扫描我们的大学,以我们大学人自己并没有弄懂的方式:图书馆里没人了,大学知识被全部扫描到了网上)。而这译的过程也是:艺术。所以,在谢林看来,“艺术”是大学的核心的运转逻辑。当然,这艺术也并不是现在美术学院在教的如何让学生被画廊看中去卖钱出名的这种勾当。


谢林认为,康德在《系科的冲突》中将纯理性师傅、哲学立法者与艺术家三者对立了起来,是错误的。康德说,国家、大学、哲学、民主之间互定,由哲学系充当反对派来激活大学系科之间的民主,使国家生活与大学这一本体百科知识之机器之间能够打通。谢林说,这还不够,这里面失去了诗性,里面没有了艺术。他认为,我们还应该将大学同时建立在哲学和诗的基础之上,达到一种总体性。他强调,诗是内在于哲学的;Bildung是从In-Ein-Bildung中,从绝对的内在本质,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合一出发的(同上,379)。教育中有机地饮食了艺术过程,才带给学生教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由艺术学院必须成为大学的核心。哲学、诗是大学的熔核,而大学精神,也就是那一运行软件,则是“艺术”。人文学院所强调的它的精神,与艺术学院所强调的自身的精神,是一致、重合的,都只是这一“艺术”。而艺术学院本身也应该被这一“艺术”贯穿。是“艺术”本身将艺术学院和我们今天说的人文学院贯穿到了一起。

再细一点说,在大学之内,谢林认为,哲学(大学)需要艺术的脉搏,因为我们身上有一种哲学式的艺术冲动(einenphilosophischen Kunsttrieb),正如我们身上也有一种诗性的艺术冲动,需要去响应。而所有新哲学都在形式上迈出新步伐,都要求我们有一种形式之新、诗之原创,去响应这种诗性,而这是对译(艺术)的挑战(同上)。原创的哲学,所以必须是艺术作品。哪怕一个大学一年级生也可以通过艺术和诗词来表达哲学立场;艺术和诗是一年级本科生在大学里做哲学(也就是大学生)的基本手段:诗、艺术和哲学是大学一二年级生思考、研究和表达工具。所以,谢林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不要分系科,整个大学就让它是一个哲学系好了,所有新生都进入了哲学系,用哲学、艺术和诗词来讨论如何办大学。校长因此也应该在本科生中被选出。可以说笼统地说,在谢林看来,大学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做艺术,越不专业化,就越像是在做艺术,也只是在做艺术。[6]在德里达构想的国际哲学学院纲领和“新文科七条”中,这一设想也得到了落实。[7]


与康德相反,谢林反对在大学内设哲学系。他不是要将哲学系从大学的地图上抹去,而是要给哲学在大学内找到最真实的位置:哲学在大学内是无处不在的:它无法不无处不在,哲学决不可以是某样特殊的东西(383)。大学内各系科之间的翻译就是哲学,其自译和互译的过程,是艺术。艺术是对大学内的这种无处不在的哲学的客观性的总体翻译(384)。这是因为,处于总体中的哲学的真正的客观性,只能是艺术(同上)。这种艺术,只能是翻译。在大学内,哲学和艺术会重合。哲学达到了谢林说的有机性和总体性和诗性,就是“艺术”了。[8]而在作为大学核心机构的自由艺术学院内,哲学必须领导各艺术系科去对抗国家(385)。自由艺术学院或人文学院是代表整个大学去关怀社会的。而在今天,这个自由艺术学院有了一个新关怀目标:生态政治或者说政治生态。


成立于1810年10月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是康德式德国大学理念的原型。这一时间切割很重要!这表明,自称古老的牛津、哈佛原来都只是教会训练干部的地方,最多也只是党校一样的地方,它们所称的学术自治,都是后来追认的。一有了康德-洪堡式的现代大学,它们也都摇身一变,来声称自己是有九百年或三百年历史的古老大学了。现代大学始于1810年。而且,这个现代大学的理念已以失败告终,不但在中国,也在欧美。


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诞生于1983年,出自密特朗政府的意愿,基于法国知识分子与哲学家们对思想的绝对苛求,由其中包括弗朗索瓦•夏特莱(François Châtelet)、雅克• 德里达(JacquesDerrida)、让-皮埃尔• 法耶(Jean-PierreFaye)、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倡议成立。它是谢林式自由艺术学院的当代版:强调大学内部的语言差异、翻译、诗性地位和艺术的表演性(386)。


总之,照谢林的原初规划,新文科与艺术学院双栖甚至重合于大学之中。今天所说的艺术学院只是一个过渡,本身可能是一个比人文学院更大的框架,但都被我们做小了,变成了画廊的技校。今天我们的艺术学院和美术学院都一直被弄小器了。我们必须像老朱那样承认它的格局、器局正越来越侏儒!


说得宏观一点,艺术学院应该来接替目前已高位截瘫大学的核心位置才对,有了它,谢林式的有机“大学”才可能。


艺术学院本来也名正言顺地是对我们今天的大学的增补。如果大学完蛋了,它其实可以在艺术学院这个格局里躲一小段时间的。


由康德-谢林塑造的这个德国大学理念看,大学是国家,国家就是大学。国家、大学、哲学之间是民主地互定的,处理这三者的关系的方法,才是“民主”,康德称之为architectonic:宪政术、民主术、国家术、大学之道、艺术术。大学之术已被欧洲人、美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玩得狗屁不通。这一大气的艺术术,也被那些相信艺术只有一种艺术史、一种艺术市场、一种艺术体统、一种艺术家的人们玩得半死了。我们就这样心甘了吗?


“艺术术”才是我们未来的艺术学院应该去找、教和搞的?有了、坚持着这个艺术术,一个艺术学院才有体统!


在这个康德-谢林的大学理念中,国家就是大学就是人文学院就是自由艺术学院,或,自由艺术学院就是人文学院就是大学就是国家。全国只要有一所大学、一个人文学院或一个艺术学院就可以了。全中国的艺术学院就叫做中国美术学院好了,不用去另外再叫出很多名称了。将国美搞好与将中国的艺术学院搞好,是同一回事了。也就是说,不用麻烦你一个一个地去改革大学和或人文学院或艺术学院了,只有一个!这不省事很多吗?


那么,就让国美成为中国的艺术学院吧!根据康德-谢林的这个关于大学的古典模型,国美也就是这个国家的自由艺术学院,同时也可以是这个国家的人文学院或大学院长或大学学院(英国人说的university college).这才是谢林说的“总体地有机”的意思:国美身上有全国所有艺术院系的命数、气数,救它一个就是救全国。哪怕你在你们镇上办一所艺术学院,也都应算在这个名下的,也是在一起办的,也会办得与国美一起任重道远的!这不是蛮好的吗?


本来是一个就够的,为什么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学院了?这是因为我们学了美国的体制,各地都可以向国家领执照,租用办学的权力,敲着国家的印章来以各种方式卖文凭。有很多个艺术学院,真是层出不穷啊,但这只是我们对于那个从国家那里租用到权力的机构名称的种种错觉罢了。不要以为它们学费收得少,就不卖了。实际上是在卖的,卖着更可怕的东西:同学们的青春时间,还有你们的青春肉体的正常前途。这种卖难道不更可怕吗?


而本来是:人人都可以来发起自己的艺术学院的!人人可进,人人都可以让人人进的。


最后,我还是要想要真心地问大家一下:这个我们其实从来没得到过的体统,听上去这么好,这么有根有据,我们还应不应该要?


我的回答是:哪怕我们真说得清这个我们该要但一直看不清因而没得到过的体统,能得到它,那也已太迟,咱们是不是就彻底不要它算了,将它当作档案存在那里,泡福尔马林里,作我们的参照,或纪念,更好些?我们干脆彻底中止这一条办学思路算了,我们反而可以更勇敢些的,因为,我们的前途比康德和谢林所能够展望还更坎坷、更崎岖?而且,反正这一大学或文科或自由艺术学院的理念在中国也从来没有被好好执行,蔡元培们和甘阳们本来也只是在瞎掰,咱们现在就彻底放弃它,真有什么可惜的吗?说不定反而能够让我们轻装上阵,是必须的呢!







[1]在康德的大学里,是国家给学位和职称的。大学内的文科是一种各反对派学科面对国家装置时的自由联合(freie Verbindungen)。而谢林呼唤一种Collegium artium,独立于国家,自由的机构,不再发文凭,不再请教授,不是像康德想象的那样在国家前布道,而是鼓励其中的人员成为自由艺术的师傅(magistri)(参见德里达,《哲学的权利》,385)。

[2]马勒布认为,福柯和德里达的共同立场,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一眼光的极限是:我们要思考文科,必须走出文科才行,但为了我们的思考更一致、更坚强,我们又必须立足于文科;我们只有在文科之内才能思考文科之外、之未来的不可还原性。德里达说,我们凉应该驻足于里和外的边界,才能“谈判和组织抵抗”。但马勒布说,文科的“外面”,是科学。文科必须与科学谈判场地了!首先,德里达说,文科的未来,是我们无法预测的,必须等待一场真正的事件到来,打破我们的期待的所有地平线(视野),才行:“如果所发生的,是在原来的地平结和视野内的,那它就没发生,照“发生”这个词的完整意义来理解的话。正如我一再所说,只有不可能的东西,才发生。”不可能有一种关于人的可塑性的科学的;它必须是一种批判理论。这意思是,科学是不能来代替文科的。科学必须为文科带来可塑性,文科必须为科学带去批判理论。而福柯认为,这种批判理论必须以尼采式的批判为根基:以谱系学为设计,以考古学为方法。

今天的文科不但没有听取德里达和福柯们的提醒,反而全陷到文化研究式的相对主义和多构论(polymorphism)里去了。科学正在夺走文科的话语权:科学本身正成为关于前沿和极限的话语,而后者本应是文科的领地。由于分子生物学和脑科学的发展,伦理学哲学这样的场域正被科学占领或兼搞。

但马勒布乐观地指出,我们要加以改造的东西,也是同时由我们自己发明的,这就是今天的文科的困境。它成了造型学。做不好,它就成了美容手术。它终究是人类的自我发明术。我们只有向我们的困境学习了,将因境当我们做艺术的材料了。

文科与理科(科学)之间的边界和界限必须被重划。文科与理科的未来,是由这种边界的可塑性,来决定。既由它们从外部接受新形式的能力(可这也行性、柔韧性)来决定;也由它们给的别的话语加上新形式的能力来决定。福柯认为,文科的未来,就是批判的未来。德里达认为,新文科或将要到来的文科,是由一系列的批判和解构的作品和行动来构成;文科必须成为批判式抵抗的最后场地。

文科将成为:我们的主体性的自我改造的基础。未来的文科的任务,马勒布认为是:研究自我改造的方法、发明先验性、重置界限(“文科的未来”)。

[3]1928年初,蔡元培、林风眠选址杭州西湖南山路,创建中国美术学院的原初机构——国立艺术院。学院创建后曾十迁其址,数易其名。它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发源地之一。由本文眼光看,它也是中国的自由艺术学院或人文学院的诞生地,也可以说是与北大并列的德国大学理念引领下的现代中国大学的始源地之一。


像所有的始源事件,这一“建立”也是相当地扑溯迷离。林风眠1928年受蔡元培嘱托创建西湖国立艺术院,而蔡元培是否只是来杭州作了开学致辞,说法有多种。


蔡的所谓以美育代宗教和德育,在下面这一段致词里也暴露很大漏洞:“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宗教是靠着自然美,而维持着他们的势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的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因为西湖的寺庙最多,来烧香的人也最多,所以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的完成人们的生活。 ”


下面这一句里有康德-谢林代表的 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子:“大学院看艺术与科学一样重要。艺术能养成人有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大学内必须同时存在艺术和科学。

下面这句话的口气里,也有那个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子:我在北京创立北大,那只是大学院长的一半,现在我来杭州创立艺术学院长了:“大学院设立艺术院,纯粹为提倡此种无私的、美的创造精神。所以艺术院不在学生多少,而在能创造。能创作,就是一个学生也可以。不能创作,一百、一千个学生也没有用。”


“艺术院不但是教学生,仍是为教职员创作而设的。”这一句听上去没问题,连上后一句,就暴露了蔡的反动和保守:“这次的风潮,不是真的学生,是有别的政治作用,已经为浙江省政府除去。你们可以安心上课,教职员努力创作。不愿跟着教职员创作的学生,想作别的政治活动的学生,可以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到社会上去做政客,不要妨碍他们创作。总之,艺术院是纯为艺术的,有天才能创作的学生,一万不为多,一个不为少。”


综观蔡的大学思想(以北大和国立艺术院的办学主张为分叉),其重“美育”,主要表现在他坚信美感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是进观教育的“津梁”,“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教育”。而美术与科学是“关头养成国民实力两工具”(以上引文部分均出自《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4]他的“以我一人之力”可以说是国美的座右铭。他认为,“无论在哪个时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都很显著”,而从来,“美术都是发行社会的利器”,“补偏救弊全在于当今艺术家”(“致全国艺术界书”)。“于直接以自己的作品贡献于社会的鉴赏而外,另努力于文字方面的宣传,使艺术常识贯注于一般人的心头。”(”我们要注意”)林所说的艺术之社会运动,就在于这种“使大家可以从艺术的光明中,得到人生合理的观念同正当感情的冶(“我们要注意”)。”


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北京艺术大会”)!“艺术家产生了艺术品之后,这艺术品上的所表现,就会影响到社会上来,在社会上发生作用”(“艺术的艺术和社会的艺术”)。


[5]康德在其大学理念中将科学看作“大学之外”,认为各科学或技术式科学必须作为“爱好者协会”,以帐篷方式布于周围。而在今天,德里达认为,各科学或技术学科已鹰占凤巢。就以同济大学为例,它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个土木学院了。再是“综合性大学”之名下,大学之梁之歪,也已不可逆。在这样的地形上去“改革”大学,窃以为,就是老军医的只除尖锐湿疣了。

在康徳的大学理念下,艺术学院参与大学内的民主,是在“哲学”这个永久反对党的名下。在谢林的大学理念下,新文科必须与艺术学院联合,在今天,以新的自由-开放艺术学院的名义,重新成为大学的精神支柱,来振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理念及其实践。这看上去是无法逃避的路径。但这真的是可取的吗?还有必要让这老树重新开花?我们将在第三部分来讨论这个话题。


[6]1803年的《论学术研究的方法》中,谢林强调了大学的本源一体性,认为哲学的核心 是诗;诗是哲学的一个母题。而既然康德说哲学是大学的下议院,是中心剧场,那诗是哲学的核心也是大学的核心。他认为,理性与幻想之间应该互译。源初知识是In-Eiins-Bildung想象,但多于想象,因此必须是一个东西里被教养出来。


而诗的基底是这种互译;最后面、最底里是一种抗译的有机、自然的语言。所以说,诗守护着普遍性。所以,必须使诗与哲学之间互译。写诗,谢林说,是哲学的学徒期,可以是大学一年级生的主业:用它来表达哲学思考和艺术创造。第六讲中,谢林强调,哲学是一种免费的匮赠,ein freies Geschenk 。人人都得到了这个能力。而哲学是一种辩证的艺术,可挪用这种能力。


诗是要去思考特殊中的普遍的独特形成。而哲学是活的科学 ledendige Wissenscharft,因而新哲学必须保有诗一般的原创性。哲学也必须成为艺术品。


谢林认为不应该有哲学系,整个大学都应该是哲学系,整个大学就是哲学,搞大学就是搞哲学,大学是一首诗,而它的核心,是哲学。艺术是对哲学的总体翻译。艺术\诗与哲学之间必须互译; 大学诸系科之间也须互译。各艺术\各文科应该联合起来,去对抗国家。而文科生是自由艺术的师傅。在自由艺术学院中,作为行动的源知识(Urwissen),哲学只是对这种知识的展示


学生应该进入大学的有机总体之中,进入其知识大树,也只有年青人才会有这种总体意识(Sinn und Trieb fur das Ganze)。哲学应该成为这种知识的总体性的有机的保证。


[7]德里达在《无条件大学》中所说的新文科七件事:1. 认真研究关于人的历史,关于人的观念,人的形象和人本身:除了已有的二个人权宣言赋予我们的,还有别的吗?

2.认真研究民主的历史、关于主权这一观念的历史。这是正在到来的大学和正在到来的新文科本身的无条件性所系。

3. 认真研究“教授”这一位置的历史、“教授”这一职业的历史。

4. 认真研究文学的历史。

5. 认真研究教学述说这一信仰之职业的历史、教授之职业化,取消教授的权威位置,反对一切实义性的知识传递。

6.通过既批判又解构,来区分实义行为和使动行为;教授的行为,是使动的。哲学行为,也是使动行为。

7.革命性地打破和拦截1)照实义模式来进行的知识传播的权威性,2)打破教的权威和信仰的职业之权威,3)那种关于“仿佛”之作品的由哲学家和教授们的使动(执事)行为的权威性。

[8]尼采和海德格尔后来也都强调,哲学须成为活的科学,必须有艺术的冲动。谢林在《论》之五中提出,一种哲学式的艺术冲动,是要努力去达到诗性(einen philosophischen Kunsttrieb, wie es einen poetischen gibt)。一种新的哲学相应地也应该具备一种形式新意、诗性原创,对翻译构成新的挑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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