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都周刊

记者_刘璐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老金的夏利车停在自己的小展厅里。在北京农村的风沙里，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布满灰尘。车头正对着一个废弃的衣柜，车窗旁边有张桌子，上面的盆子里放着几根山药，车尾右边的墙角，则是几颗脏兮兮的白菜和化肥。

摄影师让老金举着一棵白菜拍照，老金笑着拒绝了。

在这番普通的日常世俗生活之上，是老金另一个层面的说不清楚的精神生活。白菜倚靠的墙上挂满了老金的艺术收藏品。观者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念起墙上的几幅毛笔书法作品，比如“与艺术同行”或者“开车也是艺术”，作者分别是老金在宋庄的两位艺术家朋友。

开车，对于老金来说，在挣生活费之外，确实是一场艺术。

在艺术家集体搬进宋庄的十年之后，2005年，土生土长的宋庄人老金终于买了一辆夏利，在老家开始了自己的黑车生意。那时候的宋庄艺术家，在经历了与宋庄最初的撕扯与磨合之后，终于迎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那两年，索斯比推出的中国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上，作品100％拍出，而艺术品交易额直接从80年代末的3亿-5亿元增加至2004年底的60亿元，这关系到中国这个新兴艺术村庄的经济增长。

在宋庄，最直接的体现是，有了宋庄美术馆、宋庄艺术节等，政府开始悄悄地扶植这一块“泡沫”领地，一定程度上，对艺术界而言，宋庄从一种“逃离”反而变成一种了“入世”。

正是在这种繁荣下，老金开始了与艺术家逐渐深厚的交往。宋庄没有别的黑车，很多村民仍然觉得艺术家是神经病（老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最终，这个开朗的见识稍多一点的老金变成了艺术家来来往往最忠实的服务者，也成为农民和艺术家之间一个过渡的可沟通的角色。

有时候老金在一段极短的路程里，会接到好几个电话，让老金帮助找小时工打扫画室；让老金送一个喷灯到一个周边的村庄，谁也不知道画家们需要喷灯来干什么；送一张画儿到一个工作室；一个画家需要请一个燕郊的妓女模特，让老金去燕郊接回来。

老金跑来跑去，最后一个任务，妓女模特没有跟他走。

火热的艺术品市场吸引了国外的收藏家来往宋庄，老金也由此学会了两句英文，一句是：“I want to go to the ai rport”，另一句是“That’s my duty”。

他不怎么仔细计算车费，和艺术家之间似乎总有一笔算不清的账把他们拉扯在一起。

有一次，他载画家韩涛的父亲去某地，路上车被交警扣了。老金很烦恼，他希望韩涛能赔偿他一些钱把车赎回来，韩涛不同意。最终，在协商下，老金拿走韩涛一幅画，笑着对韩涛说：“咱们还是好兄弟。”

那一年，他在修新房，经济压力颇大，在谈论艺术的同时也会对儿子找个什么样的女人才能保证他的养老而大发牢骚。

但他不像同村别的农民不懂艺术品的价值。

一天，老金端了一筐橘子去策展人栗宪庭的家，说：“你帮我写个字吧。”

栗宪庭正忙着，老金也口齿不清，说写个“艺如止境”，栗宪庭拿起毛笔写下这四个大字，回过头才想起，怎么能是“艺如止境”呢，应该是“艺无止境”啊。打电话给老金让他拿回来重新写，老金可不愿意，万一老栗不给他写了怎么办，便回了栗宪庭说：“这就是艺术啊。”

老金常常死磨硬泡找艺术家要画，“你觉得画得不好的给我也行。”他去找画家彭渊，说自己以后准备搞一个“老金当代艺术不花钱大展”，把所有送他画的大腕都请过来，栗宪庭当主持，要热闹得像舞厅一样。老金费劲了口舌描绘蓝图，为了让彭渊意识到，送他画对他们俩来说是一件多么双赢的事儿。

时间长了，老金也有了艺术的意识，渴望把自己也投身到艺术中。他让艺术家在他车上签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签，“我那标准是这样，这个艺术家来到宋庄以后，必须得做到人品、画品、艺术品好。”老金说，喝大酒的不让签，和村民关系不好的不让签，有好几个艺术家专门找到老金说：“我这酒戒了。”老金才让他们给签的。

签名多了，老金的车走在路上就变得颇为扎眼，有时还被人误以为是上访车。在那辆夏利车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称老金为“当代艺术运输大队长”。有艺术家在上面写：“开车比艺术牛逼。”老金呵呵笑说：“你别埋汰我了。”

栗宪庭曾为老金在车前盖中央题了一句“为艺术家服务”，在他看来，这是老金最进步的地方，他有服务的概念，而在宋庄，“其他村民都在考虑市场，考虑房产”。

老金报出在他夏利车题名的艺术家，简直就像报菜名一样熟练押韵。画家方力钧的签名在方向盘侧前方，这是每一个来参观这辆车的人都会问到的名字，是老金车上最主要的“瞻仰对象”，也是宋庄成功艺术家的典范。但在老金的日常里，更多的是要面对那些还在努力尝试“成功”，但始终也“成功”不起来的艺术家。

策展人栗宪庭曾为老金的夏利车车前盖题了一句“为艺术家服务”。

2010年，纪录片导演徐星和意大利人老安找到老金，试图通过老金的眼睛，拍一个“不安的剧变中”的宋庄。在上世纪80年代，徐星的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由此，这个全聚德烤鸭的清洁工因为每天要接受记者采访、要接待前来交流的文学爱好者，让领导很不满，领导暗示他离职。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那时候“王朔在医药公司收药，舒婷在灯泡厂装灯泡，北岛在铸件厂做工人，芒克在医院看大门，陈建功在房山煤矿当矿工”，徐星成了这批作家里最早离开体制的人。2006年，徐星开始尝试从作家向独立纪录片导演转型，拍出了《我的文革编年史》《罪行摘要》等作品。

而老安，旅居中国三十多年，让不少人知道他名字的，是那部他拍摄的关于王小波的纪录片。在老安的镜头里，王二不修边幅，妙语连珠，聊“文革”、聊同性恋、聊北京、聊死亡，王小波对老安说：“当你在黑色幽默里生活，则感受不到幽默性了。”作为一个纪录片作者，老安总试图身处在这种幽默之外。

黑车司机老金，把徐星和老安吸引到了一起。

在拍摄之前，徐星和老安达成的共识是，一提纪录片，别人就觉得是苦逼的或者猎奇的，他们不希望最后呈现的结果是这样，而他们拍摄的内容虽然边缘，但边缘也有边缘的欢乐。老金确实是这样一个角色，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文艺批评家崔卫平的话说是：“欢乐、喜庆、生龙活虎”。

对徐星而言，“小人物的命运是最令我着迷的，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老金，则是徐星眼里“一个畸形中国的幽默表达”，“从老金和各类艺术家对艺术和生活的认识差距上，折射荒诞、扭曲、滑稽的现实，观众会从一个小小的宋庄看到21世纪的中国。”徐星说。

老安觉得，在村民眼里，老金是一个和艺术家打成一片的怪人。在艺术家眼里，老金本人就是一场大型行为艺术，但毕竟不是同一类人，所以老金是一个很孤独的角色。他身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空间和时间里。宋庄的艺术家永远不安，十年间，政治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商业的影响就来了。

2010年6月，艺术家最爱的季节。在宋庄潮白河，一批裸体艺术家搞行为艺术，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在艺术的层面，艺术家与警察的配合与呼应使得行为本身更有了张力。

老金则觉得，这还是宋庄的不适应，这是最难的一个阶段。在宋庄，行为艺术这件事情还是让很多人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要是在798，可能就不算什么了。”老金说。

同年，宋庄举办了一个艺术节，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老金开着他的夏利车进入艺术现场，被保安盘问，老金拍着车窗说：“行为，我这车是一个行为。”

在徐星与老安的镜头里，老金的这个“行为”显得很可爱。崔卫平说：“老金想要成为艺术家，在靠近艺术家，而艺术家反而想要成为老金，回到淳朴的状态，他们好像在互相寻找彼此。“中国的艺术自带一种出于乡土的，‘为人民服务’的色彩。”

老金买了个相机，这似乎也是他的行为艺术。在村民面前，老金丝毫不掩藏自己对艺术“了然于胸”的优越感。一日在小堡村，老金看见一个卖红薯的，走上前去询问：“你为什么在小堡卖红薯啊？”对方回答：“小堡有艺术啊。”老金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将此记录在了他的相机里。

在路边扒活，大厦保安看见老金和他的车，寒风中哆嗦着问：“你这车上有×××的签名吗？他是我偶像，世界著名艺术大师，他曾经在衣服上写了一个fuck。”老金应和着：“他就是牛逼。”保安又说：“希望通过你，我能对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于搭车的农民工，老金总爱问：“你怎么看我这车？”民工问：“我能签个名吗？”老金答曰：“不行。你要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成名了我就给你留个地儿。”继而补充道：“我家收藏的艺术品拿出来够你干半辈子了。”民工们语塞，面露羡慕。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老金的行为买账，当他有一次向乘客讲起自己的行为艺术，讲艺术品的价值时，乘客说：“那你这也太现实了。”

车撞坏了，修车的年轻人望着老金怯生生地说：“您是艺术家吗？”老金笑了一声，用他早已熟练的得意说：“你看我像艺术家吗？”他对自己这暧昧不清的身份颇有些自豪。

老金自己的美术作品小展样。

艺术家常觉得老金不容易，老金反过来也觉得艺术家很辛苦，有成就的人很少，没有成就的是大多数。

“大芒克也是为了生活而画画。”老金每次说起芒克就会笑，他家里挂着一幅芒克送他的油画作品，不算是他最贵的藏品，但他很珍惜。

老金是宋庄的“新闻发言人”，宋庄的事情他都知道。他带着徐星去见了贾和震，这位在“文革”期间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在浙江衢州十里丰监狱农场度过了十年的老艺术家，后来成为徐星另一部纪录片《罪行摘要》的主角之一。狱中，贾和震曾用“犯人登记表”的背面根据“犯人”的长相偷偷作画，出狱的时候带了出来。这些“犯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均来自浙江，他们因各种罪名被判处7年至20年刑期。

而宋伟，这位老金的收藏启蒙者，则在精神出了问题后，在宋庄流浪，与老金成了好友。他住在老金院子背后，是老金的房客，老金每个月收他500-600元的房租，不收水电费，还帮他洗衣服。

一开始，在宋庄，知道宋伟历史的人不多，老金说宋伟绝对是中国艺术界的教父，中国当代第一收藏家。1989年，宋伟就花了10万在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买了10幅作品，他是最早收藏了王广义、丁方等人作品的人。上世纪90年代，宋伟在街上看到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就会掏出钱来给人家。90年代末，宋伟从美国回来，生意没了，婚姻没了，天天酗酒。再见栗宪庭时，精神就出了问题。

宋伟也画画。那年夏天，老金要给自己的客厅定做一幅宽4米、高1.5米的油画，没有画家接茬，宋伟晃着酒瓶说我来。后来，那张叫“宇宙”的作品就出现在老金家了，老金觉得这是宋伟最佳的作品，他将来准备拿去拍卖，底价80万。

老金细数他的收藏作品，说：“这些画家里头，有三个已经死了。喝酒死的。”声音并不因此降低一点分贝，听不出是轻是重，即便谈到在精神病院的宋伟，老金的语气仍然高亢，像是从土地里冒出的生命力。

在艺术家（主要是宋伟）的影响下，老金从2011年开始画画了。他画的第一幅画是佛，挂在客厅墙上，到后期，他开始画裸女，这在他心里也是佛。老金信佛，手上脖子上都戴着佛珠，大街上，一个残疾老头认出了老金车上有罗勤画的梅花，老金用一个佛教徒特有的语气感叹：“虽然他身体有点残疾，但他与艺术有缘啊。”

雾霾天的时候，老金就画自己脑海中的雾霾。他的每张画里几乎都有一张脸，有时候是骷髅，老金说：“艺术就是骷髅。”他养成了和宋伟一样的习惯，喜欢送画。不过有一次，他把自己的画送给村民，村民转头就给扔了，老金很伤心。

老金的艺术理念核心就是“创新”，极度看不起模仿或者抄袭。对于自己的作品，老金总爱强调，我这是原创作品。

艺术家李娃克送了老金一幅画，画上两个极具阳刚气质的男性红卫兵手挽手走在一起，意为“文革”时期的同性恋，右下角写着李娃克的名字。挂在老金的展厅里，但老金总觉得瘆得慌，把其中一个红卫兵的脸改成了鹅蛋脸，还上了妆，右下脚也一并添上了“老金”二字。

这是他的固执，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改艺术家的作品。

2011年，老金的车在唐山回北京的高速上出了车祸。换了车前盖，他再邀请艺术家来签名，艺术家林田苗写了个“1＋1=老金”，北京话就是说老金二（傻），老金不满意，就着那个笔画，改成了“5＋5=老金”，“十嘛，说我实在。”老金说。这也成了徐星与老安纪录片名《五加五》的由来。

如今，当老金再谈起那个签满艺术家名字的夏利车，更像是一部过去的作品，言语间不太带有热情。

这两年，他换了新车，在车上安了一个摄像头，作为一个黑车司机，他比大多数艺术家都更有优势来完成他的这个“行为”——拍下所有乘过他车的艺术家的行为举止，有时酩酊大醉，有时批评社会，老金丝毫不怯于和他们聊起毕加索、达利、波洛克或者康定斯基，这让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苦海，进入另一个精神层面。也有时候，悄悄地，与之前一样，老金送他们去见情人。

最大的一个转折在2012年，宋庄艺术节被北京市政府、文化部举办的“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取代，宋庄画家的受邀参展比例从往年的50%变为2%－3%，栗宪庭没有被邀请讲话。老金看着其他大部分中国画院送来的画，说：“一张都不想看，没法看，全一样，全是一个老师教的，手笔全一样。也不用看，全是一个意思，没有自己的思想。”

“换了领导，打法不一样。”在决策人眼里，“政府不怕艺术家走，你走就走，有的是人来。”宋庄的地价和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村民们为了生存，只会把压力转嫁给艺术家，不少人已经开始慢慢离开宋庄。

也是这一年，老金换了新车，宋庄的公路上再也不见了那辆醒目的夏利的身影。他那四五百平方米的房子早已建好，租给广告公司也好，租给餐厅也好，对老金来说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宋庄这个招牌要是不倒，老金就可以和其他村民一样，一起走向致富路。

老金满身戴着他的大佛珠子，说：“怎么办啊，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下次你来，可以在我那夏利车上，把名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