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 文：黄河

赖志杰的贴纸

“你到底是不是左派？！”听上去好像是要区分朋友还是敌人，还涉及到身份认同、工作方向的问题。“左派”和“非左派”在广州偷偷打仗，好像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比如在2015年上半年在“镜花园”的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个展，有人评价说这个展览不好/不够好，与本地语境没有联系，不具有问题意识，对市场、体制等也没做出任何诘问。而站在反方的人说，你所指的那种具有问题意识的作品关注的不是“艺术”，作为“艺术作品”，那种作品不够好，这个展览，这些作品，是好的。“行内人”对类似以上争论都越来越熟悉，似乎能同时理解双方讲的是什么。不过当我们试图把这个问题向“观众”陈述时，问题就来了——该从哪里讲起？“艺术家干艺术家该干的事”就像猫捉老鼠、和尚念经化缘一样真的太正常不过了，到底是哪里开始出问题？

一个跷跷板要有两头才能一高一低的玩下去，“左派”的对立面——根据我对“左倾”艺术家言辞推测——就是艺术创作的“市场化”和艺术家身份的“职业化”（也就是“更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在既市场化又市井的广州，听到在艺术上冒出这种争论，好像有点古怪（艺术创作的市场化对于在广州的艺术工作者来说竟然还是个问题！？）又有点老套（一下子把我们拉到几十年前搞运动的时期）。然而在无法“共同富裕”的裂缝中越演越烈的各种问题，成为“左倾”艺术家们干预的平台。而在学术方面，这些艺术工作者更多讲起的是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左派思想，要么就是更容易理解的人群从经济到权利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列举短期内的一些线索，把这个问题最高调地送到我们面前的，是时代美术馆“腹地计划”这个项目。在此之前，有不少广州年轻艺术家到西安美术馆进行创作的“副馆长计划”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酵，然而把相关话题引爆的却是刘伟伟的《众泰事件》。在这之前也有一些在广州工作的青年艺术家从个人经历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陈述，如双色球小组用手机拍摄的纪录片。

这个问题要追溯起来有点危险，关键时刻可追溯到约26年前。有种说法在前辈中似乎形成共识：在“神秘的那一天”后，坚持理想主义的土壤就基本丧失了，生活的大方向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发展文化思想或权利意识。在获得前者的好处后，大多数人都能忘记了缺乏后者的抱憾。有关讨论可以在亚洲艺术文献库拍摄的纪录片《萨特与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中看到。如果这部片是由广东拍摄的，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就算在文化领域里有着不可代替的影响力，可是一到具体事务，从机构到个人所掌握的话语权和能周旋的余地却是异常的小。相比起一颗碰不得的钉子，“艺术的自由”比起来还真是广泛得多。

有趣的是，我更常听说“左派”一词，比如哪些艺术家更认同“左派”的思想，认为自己的实践更“左”等——而至于左派最直接对应的那个“右派”——好像是存在却不具体的对象，比如我们今天就很少听到谁会说自己“右派”，或者谁会被说成是“右派”的。一涉及到是否市场化、是否迎合体制等话题，“艺术性”总是作为很正确的挡箭牌登场。“艺术性”是否就是“美学”，也就是源自希腊的aesthesis ，即今天人人所说的 “感知”？那么难道 “左”的作品就不具有“艺术性”或者“感知”更弱？又或者，人在聚焦“低级需求”（生活需求）时就无法满足高级需求（如“审美”，或者“感知”）了？而且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一个“左派”的作品的媒介载体是能以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方式按版本出售的，这会如何？又或者，“左派”的作品在由资本支持的场合里展出，这种碰撞和结合的影响是什么？⋯⋯问题还有更多，比如黄边站2015年初在“机构生产”展览中激惹了广东美术馆的行为算是左还是非左，还是两边都不算？⋯⋯讲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左”和“不左”的正负极是一维，那我们二维、三维、甚至四维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我们能否建立一个立体的观看创作与实践的方式？

作为一个困惑十分多的人我有时特别喜欢和一位研究哲学的写作者聊天，对方最善用一个问题来对付我的多种问题：当你说X是什么，Y是什么的时候，你能否先给X和Y分别下个定义？

对，也许我们拔出了太多的线头，而还没有着手厘清其中任何一根线头。

又或者，我们应该拔出更多的线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