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dou出ban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文

戴宇辰  /译

谁是昆丁•塔伦迪诺（Quentin Tarantino）同名影片中的“八恶人”（hateful eight）呢？显然是参与这一事件的所有人——白人种族主义者、北方联盟的黑人士兵、男性、女性、执法者以及犯罪者。他们都同样地自私、凶残而且充满仇恨。电影中的最令人尴尬的场景莫过于黑人士兵（由塞缪尔•杰克逊饰演）向一位年迈的南部联邦将军（将军曾经犯下了杀害许多黑人的罪行）详细阐述自己如何杀害了他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儿子。在这一叙述过程中，黑人士兵喜露言表：杰克逊逼迫将军的儿子浑身赤裸的行进至大雪纷飞荒山上，他许诺给予这一冻僵的白人男性一块毛毯，只要其为他进行口交。但在男人照做之后，杰克逊却背信将其杀害。显而易见的，在反抗种族主义的道路上，并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他们均残忍的投身于其中。难道最近爆发的“科隆性侵案”（Cologne sex attacks）不正是无意识地（uncannily）相似于这一电影提供的教训吗？即使（大多数）难民是逃离被毁坏家园的受害者，但这也仍然未能阻止他们卑鄙的进行（性-侵）这一勾当。我们往往倾向于忽视这一事实——苦难之中从未存在着救赎：成为社会底层的一个受害者并不意味着你具有道德和正义的优势地位。

但是，这一泛泛而谈显然是不足的。个人必须要着手考察使得“科隆事件”发生的真实境况。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其对于全球局势的诊断中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全球资本主义主体性模式：西式“文明的”中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体；西方之外的、充斥着“对于西方的欲望”（le désir d’Occident）、绝望的寻求模仿西式“文明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主体；以及法西斯式的虚无主义者（fascist nihilists），他们对于西方的嫉妒最终转变为一种致命的自我毁灭式的仇恨。巴迪欧清晰地阐明了媒体所言的穆斯林的“激进化”（radicalisation）是最纯粹的法西斯化（Fascisation）：

这一法西斯主义是对于西方欲望受挫的倒错（obverse），并且以一种准军事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伴随着帮派式的、具有多变意识形态图谱的灵活构成模式。而宗教仅仅是这种组织形式上的表现。

西式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特性：它傲慢且绝对自信于其宣扬的价值观（普世人权和受外部野蛮人威胁的自由），但同时，它又沉浸于其有限的领地可能会被外族入侵的恐惧之中。这些外族往往是全球资本主义循环体系之外的群体，他们既不生产商品也不消费商品。中产阶级的恐惧在于，他们可能会最终导向这些被排斥者。

“对于西方的欲望”之最好范例显然是那些难民：他们的欲望不是革命，而是逃离被毁坏的家园、重新加入西方的乐土。（未曾逃离的那些人试图塑造出对于西方繁荣的悲惨模仿，诸如罗安达[Luanda]、拉各斯[Lagos]之类的第三世界城市的“现代化”片段：售卖卡布奇诺的咖啡店、购物商场等等）。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对于西式生活的）模仿者来说，他们的欲望绝不可能被满足。一个可选的解决方案在于虚无主义的倒置（nihilist reversal）：挫折与嫉妒激进化为（get radicalized into）对于西方的自我毁灭式的仇恨。人们从事于暴力的复仇活动之中。巴迪欧认为这一类型的暴力是死亡驱力（death drive）的纯粹化身。这一暴力仅仅积聚于狂欢式的（自我）破坏，并没有任何可选择社会的严肃构想。

巴迪欧正确的强调了原教旨主义者式的暴力（fundamentalist violence）并不包含任何的解放潜能（emancipatory potential）——尽管反资本主义者往往这样宣称——实际上，这一暴力是严格地内在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是其“隐藏的魅影”（hidden phantom）。原教旨主义者的基本事实在于嫉妒，他们仍然根植于对于西方的欲望之中，而这一欲望，又伴随着对于西方的仇恨。正是在这里，我们遭遇了一种标准的精神分析式的倒错模式：受挫欲望转向侵凌（aggressiveness）。伊斯兰教恰恰提供了承担这一（自我）毁灭仇恨的基本形式。这一由嫉妒产生的毁灭性的潜能正是卢梭（Rousseau）关于自我（egotism）、自爱（amour-de-soi）、自尊（amour-propre）著名区分的基础。在其中，倒错式自我关注使得个体不再寻求目标的实现，而是转而寻求毁灭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

那些原始的激情指向我们最终的幸福，使得我们仅仅关注于与之相关的事物。这一行为的唯一原则仅仅是自爱（amour-de-soi），它本质上是温柔的。然而，当这些原始的激情由于障碍而偏离目标之时，它们更倾向于专注于消除这些障碍本身，而非实现其目标。它们的本质也在此发生改变，成为暴躁且充满仇恨的。这就是为何作为高贵和绝对感情的自爱为何会转变为自尊（amour-propre）。也就是说，自尊是一种与他者相比较而产生的关联性的情感（relative feeling），是一种寻求优先性的情感。它的快感纯粹是否定性的，并不试图去寻找个人旨趣的满足，而是仅仅栖身于他者的不幸之中。

因此，一个邪恶的个体并不是一个自我主义者（egotist），“仅仅只考虑他个人的利益”。一个真正的自我主义者忙碌地投身于自我的旨趣实现之中，无暇顾及造成他者的不幸。典型的邪恶个体体现于他更倾向于关注他人而非自己。在这里，卢梭讨论了一个精确的力比多机制（libidinal mechanism）：倒置产生了力比多的反向灌注（investment）——从客体转移到障碍本身。这一模型可以准确地应用于原教旨主义者的暴力之中——正如俄克拉马荷爆炸（Oklahoma bombings）或者双子塔袭击（attack on the Twin Towers）一样。在这两起袭击中，我们遭遇了最纯粹的仇恨：毁灭目标本身——俄克拉马荷城联邦大楼和双子塔——才是至关重要的，而非实现某种崇高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社会。

这一法西斯化的机制可以对年轻的移民群体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移民往往受挫于无法在西方社会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或者得到一个可以认同的前景——法西斯化给予他们一条解决挫败的简单道路：充斥事端和风险的生活被乔装为某种宗教般的奉献，以及物质上的满足（诸如性、汽车、武器等等）。我们不应该忽略伊斯兰国政权也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帮派团体，他们贩卖石油、古代雕塑、棉花、武器以及女性奴隶。显然，这一政权“同时充斥着致命的英雄式的命题和西方商品世界的腐化”。

因此，这些原教旨-法西斯主义者的暴力仅仅是从属于全球资本主义暴力的一种。个人需要察觉的是不仅仅是西方世界本身存在的原教旨主义暴力形式（诸如反移民民粹主义等等），而且需要意识到伴随着资本主义自身产生的诸种系统性的暴力：从全球经济的灾难性崩溃到长时间的军事干预等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现象，用尼采式（Nietzshean）的术语来说，是无能转变为自我毁灭般愤怒的表达形式。

在赞同巴迪欧犀利分析的同时，我仍然认为有三点存在疑问：首先，将宗教，亦即法西斯虚无主义式的宗教形式，化约为纯粹的次级特性的问题：“宗教仅仅是一件外衣，绝不是事件的真正内涵，纯粹是主体化的一种形式（a form of subjectivisation），而非事物的真实内容。”巴迪欧正确地指出了为当今穆斯林恐怖主义找寻古代宗教文本证据（类似“这些都早已写在古兰经中了”的故事）的荒谬之处。相反，个人应当关注如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视为通过将嫉妒倒转为仇恨，对抗资本主义诱惑的反应模式。但是，从一个批判的视点来看，宗教难道总是一种伪装的外衣，而非事件的核心要素吗？宗教的核心本质难道不正是对于当前人们困境的一种“主体化形式”（form of subjectivisation）吗？这难道没有暗示出IS式的外衣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事件的本质”，亦即个体如何处理其处境的方式吗？——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存在一种可以后撤至外部考察事物“真实如何”的视点。第二，将移民和难民的视为“游牧式的无产阶级”（nomadic proletariat）和“庞大人民群众（这些群众的存在往往被忽视）的虚拟先锋队”（virtual vanguard）的问题。难道移民（绝大多数，至少）不正是那些沉浸于“对西方的欲望”，束缚于霸权性意识形态的群体吗？最后，对于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的天真要求：

去发现那些被谈论他者的真实面貌。我们必须去收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念、他们对于事物的视点，将他们与我们自身同时铭刻于关于人性命运的策略性图景之上。

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操作却很困难。正如巴迪欧所描述的，这一他者是完全迷失方向的。他沉浸于嫉妒与憎恨的交错之中，这一憎恨最终会表达为其对于西方的压抑的欲望（这也是为什么憎恨最终会转变为自我毁灭）。有一种天真的人类学形而上学（humanist metaphysics）会认为在欲望、嫉妒和憎恨这一邪恶循环之下，仍然存在着某种“更深层”的得以使全球团结的人类本质：在难民营中他们仍然打扫遗留下来的垃圾，他们相互彬彬有礼，他们中的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英语，他们甚至经常为消费的东西付钱……简而言之，我们感受到他们与我们一样，是充满教养与文明的中产阶级。

通常的看法往往认为这些暴力的难民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大部分难民对于女性有着深深的尊重……当然，这显然是正确的。个人应当对于这一尊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is respect）有着更深层次的考察：哪一种类型的女人会受到“尊重”？人们期待她应如何表现？倘若一个女性受到的“尊重”仅仅只在于她温顺地做着家务，以至于她的丈夫有权在她“不听话”或者自主行动之时对其大发雷霆，那又如何呢？

我们的媒体往往将“文明的”中产阶级难民和“野蛮的”下层难民做出显著的区分。这些下层难民偷窃、骚扰我们的城市居民，对于女性举止粗鲁，在公共场合随地排便……与将这些媒体作为归结于种族主义宣传相反的是，我们应当辨别其中所蕴含的真理时刻：粗鲁，乃至对于弱小、动物、女性等等的极度凶残是“下层群众”的典型特征；他们抵制权力的一个策略就是展示这种骇人的粗鲁，旨在扰乱中产阶级所谓的教养。个人也应将科隆新年前夜发生的事件理解为这样一种扰乱——一个属于底层阶层的淫荡狂欢：

德国警方正在调查关于大量女性在新年前夜的庆祝仪式中遭到性侵和抢劫的事件，一位部长将其称为“全新的犯罪方式”。根据警方的报告，受到关于性侵和抢劫指控的人为阿拉伯和北非裔。警局已经受理了超过100件的投诉，三分之一是关于性侵的。城市的中心在当时成为了一个‘法外之地’：大约500至1000的男性喝醉酒并且极具攻击性，他们被认定参与了对于德国西部城市社交人员的袭击。他们是否是单独行动还是有组织的团体仍然未知。女性受害人报告说被一大群男性包围，遭到侵犯和抢劫。有一些人向群众投掷烟火，试图增加混乱。有一名受害者遭到强奸。一个女性的志愿警员遭到性骚扰。

正如预料的那样，事件仍在发酵：如今已经有超过500起来自女性的投诉事件，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德国的其他城市（还有瑞典）。有证据显示这些袭击是有预谋的组织，加之右翼反移民、“维护文明西方世界”份子对移民潮的攻击，这些暴力的种子加剧了地区的紧张气氛。也正如预料的那样，政治正确的自由左翼动员其力量消除这一事件的不良影响，正如他们在罗瑟勒姆（Rotherham）做的那样。

但是，这一事件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科隆的狂欢应该被放置于18世纪30年代的巴黎之中，与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在《屠猫记》（Great Cat Massacre）中的描述并置。在书中，一群印刷学徒折磨并杀害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的猫，包括了他们师傅妻子的。这些学徒事实上待遇惨淡，甚至于不如他们师傅妻子所宠爱的猫，特别是那只妻子最为钟爱的“灰猫”。在一个晚上，这些男孩计划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将猫的尸体吊在工厂院子的一个临时绞架之上，充满了狂喜与欢乐……为什么这种杀戮显得如此有趣？

在狂欢期间，普通百姓悬置了（suspend）正常的行为准则。他们欢庆式地颠倒了社会秩序，或者在盛大的游行中嘲弄权威。狂欢是对于狂喜、性欲以及青年骚乱的释放，人群常常将折磨猫变成一场粗犷的音乐会。嘲弄妻子出轨的丈夫或者其他受害者之时，年轻人时常会抓起一只猫，扯它的皮，使之惨叫不止。在法语中，他们将这一行为称为“faire le chat”（直译英语为“do the cat”——译者注）。德国人把它被叫做“Katzenmusik”（直译英语为“cat music”——译者注），这一术语可能源自被折磨的猫所发出的惨叫。对于动物（特别是猫）的折磨，在现代欧洲早期成为了一项广泛的民间娱乐活动。猫的象征意义来自其代表了个体生活最私密的部分：性。在法语中，“le chat”、“le chatte”、“le minet”均指代“私处”，正如英语中的“pussy”一样。这些词汇在几个世纪中充满了淫秽的色彩。

所以，倘若我们将“科隆事件”视为现代“虐猫记”的翻版，或者将其视为弱者的一次狂欢节式的反叛，事情又如何呢？这一事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由年轻男子的性饥渴所引发——因为倘若如此，他们可以选择更为谨慎、隐秘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公开暴露无助的德国上层的“私处”（pussies），来将恐惧和屈辱灌注于社会之中。当然，在这一狂欢节之中并不包含丝毫的救赎或者解放，甚至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抗争。但这恰恰是狂欢是如何运作的最精确表现。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试图去启蒙移民（告知他们我们的两性关系与他们是如此的不同，在公共场合中穿着暴露的女性并不存在任何的性暗示行为，等等。）的朴素论点是如此的滑稽可笑。移民们当然知道这些，这才是他们为何这样行事的真正原因。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他们的行为与我们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正是通过公开的违背主流去刺激我们敏感的神经。我们的任务并不在于教导移民早已熟知的准则，而是要将他们的嫉妒和充满侵凌的立场转变过来。

因此，最艰难的教训在于，仅仅给予弱者发声的机会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被打造为（通过他人以及他们自己）真正自由的群体，从而唤起现实的解放运动。

i. Alain Badiou, Notremal vient de plus loin, Paris: Fayard 2015.

ii. Jean-Jacques Rousseau,Rousseau, Judge of Jean-Jacques: Dialogues, Hanover: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1990, p. 63.

iii. Jean-Pierre Dupuy, Petitemeta physique des tsunamis, Paris: Editions duSeuil 2005, p. 68.

iv. Quoted from this article.

译自：Slavoj Žižek: The Cologne attacks were an obscene version of carnival, Newstateman, 13/01/2016: http://www.newstatesman.com/world/europe/2016/01/slavoj-zizek-cologne-att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