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工团 文：申舶良

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笔记中写道“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但在我们这个包罗万象、永无终结的“当代”，同时代人试图改变现状或反抗现行体制的尝试总是成为合乎时宜的时代元素，为一个万象咸集的总体贡献花样。

在当代艺术中，抵抗已从一种态度转变为一种公认的创作类型，抗议、宣言、干预、替代在美术馆整洁明亮的空间中获得合法的地位，它们的危险性因此被限制在安全的范围，社会问题与政治事件成了其中必要的装饰。

在过去的三个月，我跟随纽约大学展览史家布鲁斯·阿舒勒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档案馆主任米歇尔·埃丽戈特接受美术馆档案学训练，得以深入纽约各大美术馆的档案故纸堆，探究以往的艺术家、艺术展览如何将艺术作为抵抗与回应同时代问题的方式。

1970 年前后纽约的艺术展览是我的研究对象，当时越战持续已十五年，五月风暴余震未息，人权运动风云迭起，街头抗议频繁激烈，这一切也都成为同时代的艺术实践关注和运用的主题。在纽约文化协会 1971 年的抗议海报设计展的艺术家名单中，就频见各路新兴艺术流派（波普艺术、发生艺术、极少主义、观念艺术等）的主将出现。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发挥收藏丰饶的大型美术馆的优势，在 1971 年用 400 件馆藏作品举办大型展览“作为反方的艺术家”，囊括 21 个国家的 140 名艺术家 1863 至 1971 年的作品，试图为同时代作为抵抗的艺术运动提供艺术史上的参照。展览作品以毕加索表现 1937 年德军轰炸西班牙小城的名作《格尔尼卡》草图为代表，多为直接表现战争、饥荒、移民、杀戮、死亡、冲突和抗争的具象创作，我们需要依赖相关事件介绍才能理解透彻。

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

相比之下，古根海姆美术馆 1970 年的馆藏作品展“艺术家回应危机”更能见微知著。参展作品仅有35 件，创作于 1914 至 1924 年，以康定斯基的《有白色边缘的画》（1913）和蒙德里安的《构成》（1916）为代表，多为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抽象绘画，这些看来超然的创作的确显得“不合时宜”，但它们是否能够作为对“一战”前后人类文明全面危机的有力回应？

蒙德里安《构成》，1916

古根海姆的展览档案通向这困惑的解决。用于制作当时展墙说明文字的参考资料中包括参展艺术家的日记、书信、宣言和文章中的断片，其中“青骑士”团体艺术家弗朗兹·马尔克的一段文字耐人寻味。他提到在“一战”爆发之前收到康定斯基寄去的一幅画作，一幅非具象的画，其中有着彩色的旋涡、爆炸与弹道般的图案，被他们称作“空中的战争”。一年后，战争爆发，爆炸与空袭已成常事，他问康定斯基何以在画中预见战争，答曰：“我没有预见这一场战争，但我知道在精神的领域正发生着可怕的争战，因此画了寄给你。”在这里，抽象画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同时成为战前欧洲人内在世界的危机的写照，在外在世界危机显现之前便已现出“不合时宜”的形状。

这些文字生动地显出同时代各种风格背后的心态，费南·莱歇记下目睹战场烈日下机枪的扫射怎样使他忘记此前的抽象艺术。弗莱内写道在战场上凝神于一些想象的色块如何使他忘记现实。达达主义者感到思想的全面崩溃侵入人性最深处，没有任何艺术、政治或宗教力量能抵挡这一潮流，因此一切都成了闲言碎语。未来主义者则将战争当作“为这世界带来健康”的唯一事物来歌颂。

展览以“回应危机”为名，艺术家却并非如好莱坞电影中的超级英雄，施展超凡的才能以解决外部世界可见的危机，而更似古希腊的悲剧英雄，挣扎于人类自身无可改变的命运，试图通过个人内在世界的更新来实现历史转折时期危机的解决正如西奥多·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所写，艺术对社会的贡献并非与社会进行交流，而是作为某种极端的中介，通过内在的美学变革使社会的变革发生。

蒙德里安就认为自己的抽象构成作品能揭示通向平等的道路，他说艺术与生活同有一种复杂的均衡，能够通过自身产生的抵抗之力来结束压迫，通向更好的新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外部的危机成为合乎时宜的公共资源，有形的抵抗沦为展览中的激烈景观，我们所需要的或许正是这种内向的抵抗方式，一种“不合时宜”的当代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