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边缘有关的 4 个片段和 5 个人物
来源：艺术世界
耶塔 | 文
文中人物均为虚构，部分片段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1】
A 早年就读于央美的油画系，2009 年毕业后，定居于北京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决定。生活在这城市的这些年里，A 的活动范围几乎都在东北五环外的区域。他说自己是个宅男，不喜欢出门和社交，没事几乎不会进城，大部分时候都呆在工作室里，画画或者上网查资料，外出活动无非就是去展览开幕（几乎也都在东北五环的范围）或看望朋友（大多数都是在这一带租工作室的、背景相似的艺术家朋友）。早些年的时候，A 的工作室位于费家村，居住与创作都在工作室里。那会儿费家村周边几乎没什么餐饮和娱乐的选择，唯一的几家小饭馆早就被吃了个遍。冬天的时候，工作室老是供暖不足，现在回忆起来，A 觉得“那段日子过得真是挺糙的。”（常年生活在北京，说话都不自觉地带上了一股北方人的味儿）。幸运的是，那几年虽然没有过参加重要的大型展览，但小展览一直都没间断过。A 是一个勤奋好学并且非常自制的人，毕业后的几年里，他在创作上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渐渐地摸索出自己独有的一套创作语言。
2012 年之后，A 把工作室搬到了黑桥艺术区，后来又在附近的商品房小区租了一个小公寓。就在同一年，A 签约了一家口碑很好的画廊，在某次艺博会上获得了一个奖项后，他开始收到一些国际大型群展与双年展的邀请。今年，在一次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记者和他谈到在北京的生活——
记者：“这个城市的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A：“一下子真的想不出来。就像绝大多数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样，我对这个城市总是有所抱怨，从空气污染到出行不便……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我对于太过精致的生活本身就很排斥，我觉得一个做艺术的人如果生活得太过舒适，似乎很容易失去一些东西。”
记者：“听说在北京，绝大多数艺术家的工作室都地处边缘的城乡结合部。”
A：“是。但是从艺术系统的角度来说，选择在黑桥或草场地区域租工作室，其实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选择。不过，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搬过两次工作室，我始终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本身的关联不大，无论是从创作还是生活的角度而言。如今，我对当下世界的认知与了解，很大程度都是建立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
记者：“你的作品在欧洲销售得不错，你是否想过搬到伦敦或者柏林这样的城市？”
A：“并没有。选择留在这里，一个是考虑到在中国的创作成本比较低，在熟悉的环境里做事情也比较容易。并且，我觉得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维持某种对西方文化的想象吧，我希望能给自己创作留一点余地……”
【2】
B 的家乡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在纽约某艺术院校毕业后，出于生活所迫，她做过形形色色的工作——餐厅服务生、画廊前台、艺术家助理，却没有一份工作真能做得称心如意。在一个彻夜未眠的夜里，她意识到自己必须要趁年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为此她需要逃离眼前的生活，需要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那晚之后，她给自己个设定了几种可能的方向。两个月后，她搬来了中国。
在北京的四年来，B 一直都住在二环里。她在鼓楼附近的胡同住过两年，也住过段祺瑞府里的老式居民楼。刚来北京的时候，她觉得只有在二环里生活才能真正地“在北京”，后来，这想法发生了一些改变。然而考虑到胡同房租便宜，出行也方便，也就这么一直住了下去。刚来北京的时候，她曾经在一家私立学校当外教。两年前，她和另外两位美国朋友在胡同里租了一个便宜的小空间，并在此创办了一个非营利的独立艺术空间。空间由于获得了一个基金会的少量资金支持，目前的运营还算顺畅。她们希望这个空间能区别于传统画廊与美术馆的形式，可以为年轻艺术家提供一个大胆实验的平台，也能与当地居民发生多种形式的碰撞与交流。目前她们已经接待了十多位外国驻地艺术家，办过一些在本地工作的艺术家（外国人为主）的展览，也经常举办主题各异的讲座与演出。
B 曾经努力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文，也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日常对话，然而由于朋友大多都是外国人以及即将留学／留学归来的中国人，在工作与生活中大部分时刻讲英语也够用了，再加上工作繁忙，B 学习语言的热情也就渐渐淡去了。
每当有街坊邻居与好奇路人经过时，B 都会热情地接待他们。然而她很难与这些本地人产生真正的“交流”，这有时会令她感到沮丧。后来她意识到，就算有朝一日她的中文水平可以更上一层，那份跨文化的沟壑也是很难逾越的。空间举办的大多数公共活动，最终交流的对象也只是局限在小圈子范围。尽管如此，B 还是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事情总会缓慢地发生改变。
B 的男朋友 C 和她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很不一样。尽管 C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他的中文水平几乎为零，不过这并没给他造成什么困扰。事实上，他反而非常享受这种“边缘／局外人”的处境，在他看来，与周遭环境的隔阂使他感到某种释放，“反正在大多数人眼中，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一个奇怪的老外。这反而让我觉得自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自己。”
C 的大部分艺术创作都在电脑上完成，他喜欢辛辣的四川菜，也不像大多数外国人对北京的空气污染那么在意，几乎每天夜里他都会在胡同里慢跑。“这个城市在方方面面的节奏都太快了，一个展览可以在一次热火朝天的讨论后的第二天就迅速发生，这在欧洲是非常令人难以想象的。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充满激情与创造力。”
【3】
“他一个人住。坚韧地，不透光地生活着，仿佛对这世界免疫。他不像一个要占据空间的人，而更像一块无法穿透的人形空间。世界在他身上弹开，被他撞得粉碎，有时依附于他——但从未穿越他。”
D 刚刚在保罗·奥斯特半自传小说《孤独及其所创造的》读到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一丝共鸣。
他今年 30 岁，朋友都说他的言谈举止比实际年龄显得更老一些。他曾经在欧洲学习艺术史，毕业归国后，他以艺术家＋策展人的身份做过几个项目，几次展览引发的媒体关注度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后来，这个被称之为“青年才俊艺术家兼策展人”在大红大紫的时刻选择从艺术圈淡出。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很多新的青年才俊，D 也渐渐地消失在艺术圈的视野之外。
目前，D 处于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以不同的笔名给几家文化类刊物撰稿，其余的时间则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他目前正在写一部实验小说，叙事中糅合了许多对艺术史的讨论与反思，这本书在今年年底即将和一家独立出版社合作出版。聊到之前从艺术圈的淡出，他用“积极地退出”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决定，但他也表示，这并非就意味着自己是从艺术圈彻底退出了，“我当然不是（也不可能）与艺术分手，只是希望在一段时间里，尽量与这个圈子中一些浮躁的现象保持距离。我觉得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会带着一种急躁与冲动，总是急着要发光，也不太善于拒绝，因此非常容易就会被这个系统所消费。我这个人本身可能也比较慢性子，甚至会有点儿过分较劲。但我觉得自己还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只是希望静下来一段时间，沉淀沉淀。不过，或许我对‘一段时间’的判断与其他人对于时间的感知有所差异吧。刚才也说过了，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慢性子的人……”
【4】
E 儿时的家在北京西边的福缘门村，紧挨着圆明园。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当时村子里大概住了五、六百户人，E 的父母有自己的菜摊，他当时就读的小学也在村子附近。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时候（那年 E 差不多 9、10 来岁），一些看起来奇奇怪怪的人们陆续搬到了村里，E 听妈妈说，这些人大多数是“盲流”，很多都是穷画家。E 对这帮人的第一印象是有点恐惧的，觉得他们好多都留着长头发，有些人甚至分不出是男是女，喜欢抽烟喝酒，特别喜欢聚在一起，一聊就是整整一夜。但渐渐地，E 发现这些人虽然打扮奇怪，却都是挺文明的人，和村里百姓也都相处得和气。后来，因为房租便宜，画家们也喜欢扎堆儿，村子里住进来的艺术家们越来越多，差不多是在 95 年的时候，村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艺术家居住，甚至有的村民干脆搬到了别处，把自己家里的整个房子都租给艺术家居住。
E 的家里当时也住了一个年轻的画家。画家是一个腼腆善良的人，喜欢小动物与植物，除了画画，有时候也会写写诗。E 觉得自己和画家成为了朋友，放学以后没事就喜欢溜到画家的屋里，在一旁看看他画画，有时候自己就在边上写写作业。E 以前也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画一幅画需要经历这么多工序，花费这么长的时间，有时候看到画家认真严肃的表情，他不仅感到佩服，觉得画家在做的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尽管他从来也不懂画家究竟在画的是什么。
看到 E 这么喜欢黏着年轻画家，E 的妈妈有点儿着急。有天她悄悄地对 E 进行了一次教育：“虽然这些画家人都不错，但是他们都是‘夹板人’（意思就是在夹缝中生活），是社会的底层和边缘人物。你看看他们穿的破裤子，搁我们早都扔了，但他们都还穿着。这是因为画画是不能当饭吃的，千万不要向他们学习，不然长大了你也只能穿破裤子。”在母亲那次教育之后没过多久，就是 1995 年的年底，这些画家都陆续都搬走了。渐渐地，他们也从村民的记忆里淡出了。及其偶尔会听一两个村民谈到关于这些艺术家的传言，听说有的画家发财了，也曾有过关于某位画家自杀的传闻。
今年，E 已经 30 多岁，是一家小型食品加工厂的老板，有房有车，也有了妻儿。有一天，因为工作原因，他开车前往东五环外去见客户，途径了一个叫黑桥的艺术区，见到了一些在村里走动的艺术家和村民。E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活生生的艺术家了，不禁感慨，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他们依然生活在如此边缘的区域。E 也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曾经住在他家的那位画家，心里稍微有点感伤。“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希望他现在已经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E 在心中这样想到，带着对画家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