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河卓远文化

文  |  让·波德里亚

译  |  车槿山

整个政治领域进入传媒和民意调查的游戏时，即进入问/答的集成电路范围时，就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无论如何，选举是第一个使社会交换沦为答案获取的大体制。它正是由于这种特征简化而首先得到普及：普选是第一个大众传媒。从19世纪到20世纪，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越来越紧密地汇合在同一种类型的话语中。宣传和广告融合在物品或观念的相同推销中。另外，政治与经济的语言趋同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标志，在这个社会中，“政治经济学”已经完全实现。同时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因为这两个领域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中，或者说在传媒的超级现实中互相摧毁。在这里，每个词项仍然升向更高的权力，即第三级仿象的权力。

许多人对传媒腐蚀政治感到遗憾，对电视按钮和赛马预测（民意调查）轻松地替代一种舆论的形成感到惋惜，这仅仅表明他们完全没有搞懂政治。”（《世界报》）

这个政治超级现实主义阶段的特点就是二项系统和民意调查游戏的必然结合，民意调查游戏是政治游戏的替代性等价关系之镜。

民意调查处于舆论的一切社会生产之外，它参照的仅仅是公众舆论的仿象。这种舆论之镜在性质上与国民生产总值相似：国民生产总值是生产力的想像之镜，它不考虑社会目的性或反目的性——重要的是“这东西”自我再生产——公众舆论也一样：重要的是它在自己的形象中不停地自我重叠：这就是大众代表制的秘密。不再需要任何人生产舆论，而需要所有人再生产公众舆论，这里的意思是所有舆论都会掉进这种类型的一般等价物中，并且会再次从里面出来（这些舆论不论是否愿意，都在个人选择的层面上再生产这一等价物）。不论是对舆论而言，还是对物质财富而言，生产都已经死了，再生产万岁！

如果麦克卢汉的那句名言能在什么地方产生意义，那就是这里了。公众舆论恰好同时是中介和信息。民意调查通过为公众舆论赋形，不断地让人承认中介是信息。在这方面，民意调查与电视、电子传媒是相同性质的，而我们已经看到，电视和电子传媒本身也是一种永恒的问/答游戏，一种永恒的民意调查工具。

民意调查操纵着不可判定。它能使投票转向吗？真、伪？它能拍出现实的精确照片吗？或者拍出简单倾向的照片？或者确定这一现实在我们甚至连曲率都不了解的仿真超空间中的折射？真、伪？不可判定。有关民意调查的最精细的分析也总是给假设的可逆性留出了位置。统计学是钻牛角尖。这种不可判定是一切仿真过程固有的特点（参见前面的危机不可判定）。当然，这些程序（统计学、概率论、操作控制论）的内在逻辑是严密的，“科学的”，然而有时这种逻辑完全没用，它是难以置信的虚构，它在现实中的折射率（真或伪）等于零。这甚至正是这些模式的力量所在，但这也使它们仅体现了一个种姓或一个群体的偏执狂投射测试的真理，这个种姓和这个群体的人梦想着真实能奇迹般地符合他们的模式，因此这也就是梦想一种绝对的操纵。

这种统计学剧本中的事实也是政治领域固定划分中的事实：对峙力量的交替、多数派/少数派的互换，等等。在这一纯粹代表制的极限，“这东西”什么也不再代表了。政治因为它那过度调节的区分性对立游戏而正在死亡。政治领域（以及更一般的权力领域）正在变得空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政治阶层实现欲望所付的代价：完美地操纵社会代表制的欲望。所有社会实体都在这一机器达到完美再生产的时刻，偷偷摸摸、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它。

民意调查也是一样的：说到底，只有那些政治阶层成员才真正相信民意调查，如同只有那些广告人员和销售人员才真正相信广告和市场调查。这并非因为某种特殊的愚蠢（这也不能排除），而是因为民意调查和目前的政治运作是同质的。因此，民意调查具有一种“真实”的策略价值，它按照政治阶层特有的游戏规则，作为这个阶层的调节因素而起作用。政治阶层有充分理由相信民意调查，所以它相信。但实际上其他人还有谁信呢？人们通过民意调查和传媒欣赏到的正是这个政界的滑稽表演，这个政界是完全空无的超级代表。无价值的表演带来一种特有的狂喜，这种狂喜的最后一种形式是统计学观赏。另外，我们知道，这一形式总是夹杂着深深的失望——这是民意调查吸收所有公众话语，超越所有表达过程而引起的幻灭。民意调查所表现的迷惑力是与这种空无的中和作用，与这种预测景象超越可能的现实而造成的眩晕相称的。

因此，民意调查的问题完全不是它的客观影响的问题。我们知道，和宣传一样，和广告一样，它的影响被个人或集体的抵制和懈怠极大地消除了。民意调查的问题是它在整个社会实践范围内建立操作仿真的问题，是一切社会实体白血病化的问题：即用传媒的淋巴白细胞代替血液。ˇ

问/答这种循环性延伸到了所有领域。人们逐渐发现，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和统计学的领域都应该按照这种影响其方法的根本怀疑来重新审视。但相同的怀疑也影响到了人种学：除非承认土著是完美的自然，没有能力仿真，否则那里的问题和我们这里是一样的：对一个诱导性问题而言，不可能得到不是仿真的回答（即不是复制问题）。人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可能在精确科学中向植物、动物以及惰性物质发问而获得“客观”的回答。至于被调查者向调查者、土著向人种学家、被分析者向分析者所做的回答，人们可以确定，这里有完整的循环性：这些被提问者的表现，永远和问题对他们的想像、对他们的要求一模一样。今天，甚至精神分析的移情和反移情也面临这种刺激的、仿真的、预测的问题的威胁，这种问题只是自我实现预言的方式。于是人们达到一个奇怪的悖论：被调查者、被分析者和土著的言语因无可挽救地被超越而消失，但正是在这种排除的基础上，各个学科——人种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将得到惊人的发展。不过它们是在虚无的基础上发展，因为正是在这里，被调查者、被分析者和土著的循环回答仍不失为一种挑战，一种胜利的报复：他们把问题还给问题本身，把问题正在期待的回答之镜递给问题，以这种方式孤立问题——使它永远地失去逃离这个恶性循环的希望，而事实上，这一恶性循环是权力的恶性循环。这和选举制中的情形一模一样，由于如此完美地控制了选民的回答，代表们什么也不再代表了：一切都在某处避开了他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被统治者的被统治的回答仍不失为一种真正的回答，一种绝望的复仇：让权力埋葬权力这种复仇。ˇ

“先进民主制”在两党轮流执政的程式上稳定下来。事实上的垄断仍然是一个从左派到右派的同质政治阶层的垄断，但垄断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表现：一党极权制是不稳定的形式——它使政治舞台失去作用，它不能保障公众舆论的反馈，不能保障政治晶体管机器的集成电路中最低限度的通量。相反，轮流执政则是代表制的精华，因为，当人们极其接近完美的两党竞争等式时，简单的形式约束将带来最大的煽动性。下面的说法是符合逻辑的：民主在政治秩序中落实了等价法则，而这一法则在两极的跷跷板游戏中得以完成，这种游戏虽然恢复了两极等价关系的活力，但通过这种极小的差距，让人可以捕获公众的共识，并且重新合拢代表制的循环。这是操作的剧场，从此这里表演的只是政治“理性”的模糊映像。其实，作为民主信条的个人“自由选择”恰好通向自己的反面：投票变得极其强制：虽然在法律上不是如此，但在事实上就是如此，原因在于轮流执政的统计的、结构的约束，而民意调查还加强了这种约束。投票变得极其随机：当民主达到先进形式阶段时，它的分配比例将大致相等（50/50）。投票酷似粒子布朗运动或概率论，就好像是大家都在盲目地投票，就好像是一些猴子在投票。

在这个程度上，对峙的党派无论就历史和社会表达什么都并不重要，它们甚至应该什么也不再代表：游戏和民意调查的迷惑力，形式和统计的强制力将因此而更大。

“古典”普选由于游戏规则的共识，已经意味着政治领域的某种中和。但人们在舆论的真实社会对立的基础上，还能区分代表和被代表。正是这种矛盾参照的中和，在从此等同于自身的、通过预测（民意调查）而传媒化、同质化的公众舆论影响下，将使“顶峰上”的轮流执政成为可能：两党之间的对立仿真，它们各自目标的吸收，双方任何话语的可转换性。这是代表制的纯粹形式，超越了代表和被代表——一切就像仿真显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纯粹形式，超越了能指和所指——一切就像货币的浮动和账面失控显示了价值的纯粹形式，超越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超越了任何生产实体。ˇ

资本的历史运动似乎是把资本从公开竞争带向寡头垄断，然后再带向垄断——民主的运动似乎是从多党制走向两党制，然后再走向一党制。其实完全不是如此：寡头垄断或目前的两家垄断产生于垄断的策略性分裂。在所有领域，两家垄断都是垄断的完成阶段。打破市场垄断的并不是政治意志（国家干预、反托拉斯法等等），而是因为任何统一系统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找到某种二元调节。这完全不改变垄断：相反，权力只有使自己分解为一些等价的异体，只有使自己分裂为两部分而得到倍增，才是绝对的。从洗涤剂品牌到和平共处都是如此。必须有两个超级大国才能维持一个受控的世界：惟一的帝国则可能因自身而崩溃。恐怖的平衡只不过是建立受到调节的对立，因为这一策略是结构性质的，从来都不是原子性质的。另外，这种受到调节的对立可以扩展为更复杂的剧本，但母型仍然是二元的。从此涉及的不再是决斗或公开竞争的搏斗，而是成双成对的同时存在的对立。

从最小的选言单位（问/答粒子）到那些管理着经济、政治、世界同存共处的巨大轮换系统的宏观层面，母型都没有变化：永远是0/1，永远是二元格律划分，它以目前系统的亚稳或动态平衡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那些统治我们的仿真过程的核心。它可以形成一种从多价到重言的不稳定变异游戏，但并没有对两家垄断的策略形式重新提出质疑：这是仿真的神圣形式。

为什么纽约世贸中心有两座塔楼？曼哈顿的所有摩天大楼过去一直都只限于在竞争性垂直中对峙，由此出现了一种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筑全景：金字塔丛林，所有大楼都在相互攻击。人们从海上到达纽约时看到的那个著名景象清晰地显现出了这一制度本身的轮廓。这个景象在几年中完全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模拟像从金字塔变为打孔卡。这些大楼不再是方尖碑，它们相互并列连接，就像统计图上的纵行一样，不再相互挑战。这种新的建筑特征体现的不再是一种竞争系统，而是一种会计系统，竞争消失了，让位给了各种相关性（纽约是世界上惟一在自己的整个历史中，在自身的整个范围内，以不可思议的忠实态度，描绘了资本系统形式的城市——城市根据资本系统的变化而即时变化——任何一个欧洲城市都没有这样做）。这种建筑风格是垄断的风格：世贸中心的两座塔楼，方形基础上高达400米的完美平行六面体，完美平衡的盲目连通器——有两座相同的大楼这一事实意味着一切竞争的终结，一切原始参照的终结。悖论之处在于，假如只有一座大楼，垄断就可能没有得到体现，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垄断稳定在二元形式上。符号为了变得纯粹，必须在自身重叠：符号正是通过重叠，才能真正地结束自己所指称的东西。沃霍尔（A.Warhol）的全部作品都在这里了：梦露面孔的大量复制既是原型的死亡，也是代表制的终结。世贸中心的两座塔楼是一个系统在重叠的眩晕中结束的明显符号，而其他的摩天大楼，每一座都是一个系统在危机和挑战中不断超越自身的原始时刻。

这种重复中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两座塔楼尽管如此之高，尽管比其他大楼都高，但却意味着垂直的终止。它们无视其他大楼，它们和其他大楼不是一个血统，它们不再向其他大楼挑战，它们不再和其他大楼比较，它们自己相互反映，并且在这种神奇的相似性中成为最高峰。它们自己相互发送的正是模式的观念，它们互为模式，它们的孪生高度不再有一种超越的价值——这个高度仅仅意味着从此，在系统本身的中心（纽约确实是它的中心），模式和替换的策略历史性地战胜了传统的竞争策略。以前，洛克菲勒中心的那些大楼仍然在这个城市的无限反射性中，相互反映着它们那玻璃和钢铁的外观。现在这两座塔楼则是盲目的，不再有外观。一切关于生境、关于脸面般的外观、关于内外的参照，人们还能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建筑中或者在最大胆的60年代玻璃幕墙建筑中找到，但现在全被抹去了。镜面修辞和垂直修辞一起消失了。从此只剩下关于数字二的封闭系列，仿佛建筑作为系统的反映，从此只来源于一种不变的遗传密码和一种最终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