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欧宁的谈话
山本耀司说，他最喜欢的工作方式是谈话，Talking。这个系列的访问，在开春的时候开始进行。希望用谈话编织一个线索，这些人如何从个人的想法和作品出发，建立或者延续他们的脉络，继而影响2000年以来的文化变动。除了梳理个人的变化，我也希望藉由他们的经历和想法，描述出当下的文化状态和未来的可能性。由此，给这个系列定的主题是“可能——他们的现在进行时”。已经完成的访问包括王一扬、沈黎晖、皮力、欧宁……有些谈话在意料之中，有些想法也超出了我对他们个人的理解，或许，谈话对于我，就是印证和发现的过程。很多时候，在坚持做一件事的时候，其实往往被自我怀疑和不自信缠绕，从这个意义上，和他们的谈话，其实是在给自己信心——看看这个独自工作多年，这么固执己见的欧宁，他还是这么有力量。
上周和Y说话，我的问题还是天真，活着是为什么呀？她回答得简单，“求觉悟呀”。这样说来，越向“内”生活，对自己做交待，生活反而能圆满了。
由于篇幅限制，并不能在报纸上将所有的访问记录出版，在这里放上的是发表在报纸上的部分。同时推荐欧宁的Blog：[url]http://www.alternativearchive.com/ouning/default.asp。这个Blog，已经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工作平台。
异端欧宁
欧宁的身份难以界定。
就像伦敦蛇形画廊的策展人小汉斯所说，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复杂，他们策划展览，也创作作品，甚至亲自撰写艺术评论，他们的灵活的身份转化，完全有别于西方专业分工的工作方法。
小汉斯眼中的欧宁，是2006年与他一起在伦敦策划Battersea电站China Power Station展览的策划人和组织实施《大栅栏》和《三元里》计划的纪录片工作者。
在建筑、艺术、出版等不同领域穿行的小汉斯，他的“非专业性”，常常遭遇他的西方同行的质疑。而在中国，他的项目合作者欧宁，甚至比他的经历更为驳杂，在不同时段浮现的“欧宁”，几乎是80年代以来不同文化潮流的亲历者，诗歌、纪录片、设计、声音研究……如果说，之前欧宁只是分阶段地进行不同的创作，现在，他将这些创作形式都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
正在进展中的第二届“大声展”，则是他和这个展览的策展团队现场调动、重新组合创作的巨大作品。这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的Shopping Mall展开的展览，比上一届的经验——甚至走得更远，远离博物馆或者画廊这样的传统展览空间，植入城市最日常的公共购物空间中，将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的作品完全融入商品环境中。
这一次，欧宁想要呈现的已经不是一部纪录片或者一本摇滚乐画册，“展览”本身已经演变成一个复杂混合的作品，他既要颠覆当代艺术对于展览规则的定义，也意图改变人们与艺术相遇的习惯。2007年的“大声展”既没有依循上一届展览以设计作品为主的展览格局，也没有寻求进入美术馆这样的艺术殿堂。这届展览在建筑、声音项目上的着力避开了大热的当代艺术和设计领域，欧宁为展览列出的重点依次为——都市策略、新物质主义、仿生美学、永续之梦、游击文化、社群连结、电子丛林与伊托邦、听游城市。在这一系列抽象诗化的归纳中，欧宁跳出传统的创作形式的领域分类，描绘出他的当代都市文化拼图。
这两年来，在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和画廊展览中频繁出现的欧宁，忽然厌倦当代艺术的膨胀失调，如果说，2003年参加第一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欧宁对于西方的艺术系统还存有新鲜与好奇，现在，他已经在内心选择彻底与制度逆反。打破分类方法，远离美术馆，在购物场所做展览，采用“咖喱秀”回到家中自发组织小型展览……欧宁与正在进行中的中国艺术体制变革，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从80年代末以来，欧宁既在各种文化潮流中，也保持着敏感的边缘位置。用职业来对欧宁进行界定是失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欧宁的工作地点是广州还是北京，他的内在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二十年前，他是那个在广东小城湛江写诗的少年；青年时代，他的名字曾在《新群众》、《影话》这样的地下杂志中浮动；十年前暗流涌动的DV潮中，他是民间观影组织缘影会的组织者。至于他为方力钧、刘小东等艺术家和各种展览设计的画册和他为《周末画报》策划的“别册”，与其说他是设计师，不如说他是逆反当时的商业设计和媒体文化。
而现在，将要展开的2007年的“大声展”，其难以界定的展览路径和方向，也是欧宁在体制外的游击战。这场战役能够持续多久，并不是他的重点，他重视的是它的新鲜感和锐度。
对于“新”与“异”的敏感与索求，已经没有退路的，将欧宁置于体制与主流的异端。
访问：
叶滢：九十年代以来，音乐也好，当代艺术也好，特别强调地下、独立这个概念。艺术家往往可能处在一个被挤压的状况，现在那种挤压的那个力量已经似乎没有那么强了。
欧宁：我还是感觉到那种挤压。或者说我自己寻找一种挤压。虽然说现在做很多事情的平台更大了，资源更多了，但是呢，像我自己不太适应一种没有挤压状态下的生活。所以总是不太舒服。现在比如说做“大声展”，我的感觉是有点烦当代艺术。
叶滢：因为它太活跃了、太主流了？
欧宁：因为它出现了一些东西是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你也知道，它特别市场化，特别商业化。所以在“大声展”的实践里面，既然艺术沦落到没有战斗力的职业，那我就喜欢通过“大声展”来寻找更生活，更生动、鲜活的力量。像现在我和颜峻在集中全力把声音那一块给做的更加有意思，更加猛一点。所以下了很多功夫，对艺术家也形成了一种压力。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那种经验有点承受不住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所以这是一种压力下面的工作状态。比如说“大声展”的声音这一块，如果是找一些人给他们空间来做这个事情，整理一下就完了，这个很轻松。但是我们一定希望把声音艺术和城市地理结合在一块，做成声音地理的这种。因为声音艺术它很抽象，它几乎跟现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在里面是看不到感情的。这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的这种绝对的抽象，可能在某一个环境下面是一种反动。我们让声音艺术家到每个城市的进行一个声音的切片的研究，去做田野收音。他通过在一个城市漫步时候对声音的采样，回来以后再创作出一个作品，然后把它安装在汽车里，让观众坐在车里，按照艺术家选定的路线去看城市。
叶滢：上届“大声展”其实还是一个以设计为主的一个展览。这届“大声展”有新的方向吗？
欧宁：上一届给人印象是一个设计展。其实“大声展”应该是一个无界限的展览。任何人试图去给它一个分类或者定义都会是失败的。我就是想做成这种效果。也就是说它可以容纳各种创作的种类，没有固定的界限。就算是一些建筑师参展，我们也不希望他仅仅是展出一些模型或者展板。还是希望他们针对中国现在的状况来专门做一些作品。这些方案有可能是一些概念、有可能是一些装置，也有可能是一些雕塑，特别不强调分类。分类在“大声展”里面其实是失效的。但是有可能我们根据参展的艺术家的背景，比如说他是一个学建筑的，他的职业是建筑师，我们只能这样去分类，而不能把作品做这样的分类。在展览中，我们会建立很多索引，具有建筑背景的人做的东西我们给它划条线给它串起来。因为这次展览很多作品是分布在那种shopping mall 的不同楼层。然后我们会做一张很大的导览图，也给很多索引方法给观众。有的是按照国别来进行索引，有的是按照艺术家的不同背景来。
叶滢：你说的这个“无界限”这个概念，也可能跟主流的工作方法也不太一样。因为中国整个的情况是各行各业正在走向一个越来越职业化的阶段。而在西方有些学者，他专到什么程度，可能就是某个阶段，某个年代的研究他非常专业。其实非专业的工作方法也是一个非主流的工作方法。
欧宁：我碰到的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觉得中国的艺术家很奇怪，中国的艺术家怎么什么都做？录像也做、装置也做，然后戏剧也做。同一个人做很多不同的工作，这种也做，那种也做。其实这是因为中国的可能性太大了。所以实际情况就是，当你用你脑袋中的分类方法来界定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失效的。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情况。
我总是喜欢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怎么说，这个边缘的位置能够给我一种，能够稍微跑在这个时代前面的感觉。我一直在找这个感觉。因为每个时代变化都很快，一个新锐的东西一出现，马上就能普及。但是十年前，一个潮流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的话，现在只需要一个月。所以我总是不想陷在一个地方，我总是希望跳出来其实用假想敌的思维也可以成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挤压，我自己找的一种挤压这种状态。
制度我觉得挺虚幻的。 “大声展”要做大量的home show。其实这个home show就是要瓦解这个体制。所谓制度就是把各个利益群体安排的好好的，达到一个平衡。Home show就是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瓦解。
叶滢：你在提倡一种创作方式无界限的一种方向，还可以说其实你在做一个打破陈旧工作方法的试验，包括声音艺术也好，包括你的组织形式也好，你的展览形式也好，你可能都避开了一种主流的方式。
欧宁：对。其实所谓主流或者体制就是经过反复论证，最后各个利益集团最后各按其所这个东西会很沉闷。我也希望我能够做一些跟以前的展览不一样的东西，在展览这个专业上做一点创新。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难以满足，不管是对新鲜感啊，还是生命的自由度，完美社会的要求啊。
叶滢：你刚才说的新鲜感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所谓的新鲜感的参照系在哪里？比如说你们“大声展”这次介绍的数码诗人，包括城市研究的这个项目，不要说中国没有，在世界的范畴里面都是新的工作方式。
欧宁：罕见的。
叶滢：你把他拿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有点消化不良。
欧宁：我觉得它能够满足我对新鲜感的这种追求。我在高二高三的时候接触到《美术》杂志，接触到舒群，王广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当代艺术对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中间个人经历很长的时间，精力被分散到诗歌和摇滚乐里面去。到2003年的时候，我才进入当代艺术的实践里面去。进去之后，也就是三五年的时间，我就厌倦了当代艺术。就像博物馆制度，这些东西我都看清楚了，我就觉得特别沉重。
山本耀司说，他最喜欢的工作方式是谈话，Talking。这个系列的访问，在开春的时候开始进行。希望用谈话编织一个线索，这些人如何从个人的想法和作品出发，建立或者延续他们的脉络，继而影响2000年以来的文化变动。除了梳理个人的变化，我也希望藉由他们的经历和想法，描述出当下的文化状态和未来的可能性。由此，给这个系列定的主题是“可能——他们的现在进行时”。已经完成的访问包括王一扬、沈黎晖、皮力、欧宁……有些谈话在意料之中，有些想法也超出了我对他们个人的理解，或许，谈话对于我，就是印证和发现的过程。很多时候，在坚持做一件事的时候，其实往往被自我怀疑和不自信缠绕，从这个意义上，和他们的谈话，其实是在给自己信心——看看这个独自工作多年，这么固执己见的欧宁，他还是这么有力量。
上周和Y说话，我的问题还是天真，活着是为什么呀？她回答得简单，“求觉悟呀”。这样说来，越向“内”生活，对自己做交待，生活反而能圆满了。
由于篇幅限制，并不能在报纸上将所有的访问记录出版，在这里放上的是发表在报纸上的部分。同时推荐欧宁的Blog：[url]http://www.alternativearchive.com/ouning/default.asp。这个Blog，已经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工作平台。
异端欧宁
欧宁的身份难以界定。
就像伦敦蛇形画廊的策展人小汉斯所说，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复杂，他们策划展览，也创作作品，甚至亲自撰写艺术评论，他们的灵活的身份转化，完全有别于西方专业分工的工作方法。
小汉斯眼中的欧宁，是2006年与他一起在伦敦策划Battersea电站China Power Station展览的策划人和组织实施《大栅栏》和《三元里》计划的纪录片工作者。
在建筑、艺术、出版等不同领域穿行的小汉斯，他的“非专业性”，常常遭遇他的西方同行的质疑。而在中国，他的项目合作者欧宁，甚至比他的经历更为驳杂，在不同时段浮现的“欧宁”，几乎是80年代以来不同文化潮流的亲历者，诗歌、纪录片、设计、声音研究……如果说，之前欧宁只是分阶段地进行不同的创作，现在，他将这些创作形式都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
正在进展中的第二届“大声展”，则是他和这个展览的策展团队现场调动、重新组合创作的巨大作品。这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的Shopping Mall展开的展览，比上一届的经验——甚至走得更远，远离博物馆或者画廊这样的传统展览空间，植入城市最日常的公共购物空间中，将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的作品完全融入商品环境中。
这一次，欧宁想要呈现的已经不是一部纪录片或者一本摇滚乐画册，“展览”本身已经演变成一个复杂混合的作品，他既要颠覆当代艺术对于展览规则的定义，也意图改变人们与艺术相遇的习惯。2007年的“大声展”既没有依循上一届展览以设计作品为主的展览格局，也没有寻求进入美术馆这样的艺术殿堂。这届展览在建筑、声音项目上的着力避开了大热的当代艺术和设计领域，欧宁为展览列出的重点依次为——都市策略、新物质主义、仿生美学、永续之梦、游击文化、社群连结、电子丛林与伊托邦、听游城市。在这一系列抽象诗化的归纳中，欧宁跳出传统的创作形式的领域分类，描绘出他的当代都市文化拼图。
这两年来，在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和画廊展览中频繁出现的欧宁，忽然厌倦当代艺术的膨胀失调，如果说，2003年参加第一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欧宁对于西方的艺术系统还存有新鲜与好奇，现在，他已经在内心选择彻底与制度逆反。打破分类方法，远离美术馆，在购物场所做展览，采用“咖喱秀”回到家中自发组织小型展览……欧宁与正在进行中的中国艺术体制变革，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从80年代末以来，欧宁既在各种文化潮流中，也保持着敏感的边缘位置。用职业来对欧宁进行界定是失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欧宁的工作地点是广州还是北京，他的内在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二十年前，他是那个在广东小城湛江写诗的少年；青年时代，他的名字曾在《新群众》、《影话》这样的地下杂志中浮动；十年前暗流涌动的DV潮中，他是民间观影组织缘影会的组织者。至于他为方力钧、刘小东等艺术家和各种展览设计的画册和他为《周末画报》策划的“别册”，与其说他是设计师，不如说他是逆反当时的商业设计和媒体文化。
而现在，将要展开的2007年的“大声展”，其难以界定的展览路径和方向，也是欧宁在体制外的游击战。这场战役能够持续多久，并不是他的重点，他重视的是它的新鲜感和锐度。
对于“新”与“异”的敏感与索求，已经没有退路的，将欧宁置于体制与主流的异端。
访问：
叶滢：九十年代以来，音乐也好，当代艺术也好，特别强调地下、独立这个概念。艺术家往往可能处在一个被挤压的状况，现在那种挤压的那个力量已经似乎没有那么强了。
欧宁：我还是感觉到那种挤压。或者说我自己寻找一种挤压。虽然说现在做很多事情的平台更大了，资源更多了，但是呢，像我自己不太适应一种没有挤压状态下的生活。所以总是不太舒服。现在比如说做“大声展”，我的感觉是有点烦当代艺术。
叶滢：因为它太活跃了、太主流了？
欧宁：因为它出现了一些东西是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你也知道，它特别市场化，特别商业化。所以在“大声展”的实践里面，既然艺术沦落到没有战斗力的职业，那我就喜欢通过“大声展”来寻找更生活，更生动、鲜活的力量。像现在我和颜峻在集中全力把声音那一块给做的更加有意思，更加猛一点。所以下了很多功夫，对艺术家也形成了一种压力。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那种经验有点承受不住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所以这是一种压力下面的工作状态。比如说“大声展”的声音这一块，如果是找一些人给他们空间来做这个事情，整理一下就完了，这个很轻松。但是我们一定希望把声音艺术和城市地理结合在一块，做成声音地理的这种。因为声音艺术它很抽象，它几乎跟现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在里面是看不到感情的。这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的这种绝对的抽象，可能在某一个环境下面是一种反动。我们让声音艺术家到每个城市的进行一个声音的切片的研究，去做田野收音。他通过在一个城市漫步时候对声音的采样，回来以后再创作出一个作品，然后把它安装在汽车里，让观众坐在车里，按照艺术家选定的路线去看城市。
叶滢：上届“大声展”其实还是一个以设计为主的一个展览。这届“大声展”有新的方向吗？
欧宁：上一届给人印象是一个设计展。其实“大声展”应该是一个无界限的展览。任何人试图去给它一个分类或者定义都会是失败的。我就是想做成这种效果。也就是说它可以容纳各种创作的种类，没有固定的界限。就算是一些建筑师参展，我们也不希望他仅仅是展出一些模型或者展板。还是希望他们针对中国现在的状况来专门做一些作品。这些方案有可能是一些概念、有可能是一些装置，也有可能是一些雕塑，特别不强调分类。分类在“大声展”里面其实是失效的。但是有可能我们根据参展的艺术家的背景，比如说他是一个学建筑的，他的职业是建筑师，我们只能这样去分类，而不能把作品做这样的分类。在展览中，我们会建立很多索引，具有建筑背景的人做的东西我们给它划条线给它串起来。因为这次展览很多作品是分布在那种shopping mall 的不同楼层。然后我们会做一张很大的导览图，也给很多索引方法给观众。有的是按照国别来进行索引，有的是按照艺术家的不同背景来。
叶滢：你说的这个“无界限”这个概念，也可能跟主流的工作方法也不太一样。因为中国整个的情况是各行各业正在走向一个越来越职业化的阶段。而在西方有些学者，他专到什么程度，可能就是某个阶段，某个年代的研究他非常专业。其实非专业的工作方法也是一个非主流的工作方法。
欧宁：我碰到的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觉得中国的艺术家很奇怪，中国的艺术家怎么什么都做？录像也做、装置也做，然后戏剧也做。同一个人做很多不同的工作，这种也做，那种也做。其实这是因为中国的可能性太大了。所以实际情况就是，当你用你脑袋中的分类方法来界定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失效的。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情况。
我总是喜欢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怎么说，这个边缘的位置能够给我一种，能够稍微跑在这个时代前面的感觉。我一直在找这个感觉。因为每个时代变化都很快，一个新锐的东西一出现，马上就能普及。但是十年前，一个潮流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的话，现在只需要一个月。所以我总是不想陷在一个地方，我总是希望跳出来其实用假想敌的思维也可以成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挤压，我自己找的一种挤压这种状态。
制度我觉得挺虚幻的。 “大声展”要做大量的home show。其实这个home show就是要瓦解这个体制。所谓制度就是把各个利益群体安排的好好的，达到一个平衡。Home show就是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瓦解。
叶滢：你在提倡一种创作方式无界限的一种方向，还可以说其实你在做一个打破陈旧工作方法的试验，包括声音艺术也好，包括你的组织形式也好，你的展览形式也好，你可能都避开了一种主流的方式。
欧宁：对。其实所谓主流或者体制就是经过反复论证，最后各个利益集团最后各按其所这个东西会很沉闷。我也希望我能够做一些跟以前的展览不一样的东西，在展览这个专业上做一点创新。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难以满足，不管是对新鲜感啊，还是生命的自由度，完美社会的要求啊。
叶滢：你刚才说的新鲜感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所谓的新鲜感的参照系在哪里？比如说你们“大声展”这次介绍的数码诗人，包括城市研究的这个项目，不要说中国没有，在世界的范畴里面都是新的工作方式。
欧宁：罕见的。
叶滢：你把他拿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有点消化不良。
欧宁：我觉得它能够满足我对新鲜感的这种追求。我在高二高三的时候接触到《美术》杂志，接触到舒群，王广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当代艺术对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中间个人经历很长的时间，精力被分散到诗歌和摇滚乐里面去。到2003年的时候，我才进入当代艺术的实践里面去。进去之后，也就是三五年的时间，我就厌倦了当代艺术。就像博物馆制度，这些东西我都看清楚了，我就觉得特别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