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发声阵地的后北京之声
发起人:灰常灰  回复数:0   浏览数:1728   最后更新:2016/01/12 22:34:50 by 灰常灰
[楼主] 灰常灰 2016-01-12 22:34:50

来源:艺术界LEAP 文:李蔼


“撒丽不跳舞”先锋音乐节,2015年11月7日,学校酒吧,特别鸣谢Edward Sanderson提供本文所有图像



北京曾经是实验音乐的温床,设施齐备,群众基础好,可以说,这里有优于中国其他城市的国际化关系网。地理位置和观众构成的结合都为实验音乐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


不过,这些机会和曝光度所引起的关注同是一把双刃剑。公共场合的实验音乐演出自始至终都被认为是可疑的,是审查制度下的顶风做浪。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大多数演出场地为保险起见,都谨慎地选择避免形式和主题过于艰涩的艺术家合作。实验作品究其最本质而言,寻求的是用令人意外的、有时是富有难度的方式来探究其自身的形式和语境,暗示自身以外的东西。在闭紧的大门背后,在一群会进行自我筛选的观众面前,显然这个结果受到了限制,更可惜的是,被介入干涉的威胁更加令人压抑。尽管如此,很多艺术家仍将他们对创作的探究是至关重要的,重要到必须找到避免碰触规则,并与之妥协的办法。


截至今天,2015年一共有六个演出场地被迫关闭了。关门的原因有很多,如果只把原因指向一个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有些是出于对敏感内容的负面反馈,这是因为重大事件(今年是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以及十七届五中全会)牵动了全城,也有些是出于运营惨淡的关系。

客厅巡演,冯俊彦(前)与邵俊杰在丁晨晨的公寓表演,2015年7月1日


位于中国美术馆北侧的时差空间今年作为实验演出的一个重要主办方出现,颜峻组织的密集音乐节在这里举办了几场令人难忘的演出。而作为每周二晚上的实验音乐聚会“燥眠夜”的主办场地“小萍XP”于七月关闭可谓令人扼腕,这个由兵马司唱片创建的酒吧兼live house声称关闭是为了总公司发掘新的办公地点。


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2015年对实验领域来说还是个不错的年份。观众数量在缓慢而稳固地增长。这或许同常规系列活动和音乐节的进展有关,也归功于更好的沟通渠道,特别是微信上的订阅功能。这可能也同这个领域的作品正变得更为人们所认可有关:过去几年发展出来的观众群体如今已经足以让主办方们能够依靠足够票房来支持场地,并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利润。


Dirty Electronics (John Richards)在北京凹凸空间举办的密集音乐会29上表演,2015年10月29日


实验演出陷入的不可预见与不可控的难题也为其带来了更多富有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以成功绕过那些可能受到的威胁或是强加而来的限制。这种绕路而行的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朱文博将燥眠夜的活动转移到了更加临时、几乎难以被人发现的空间——北京三环路的一处地下人行通道。地下通道同头顶几米开外过往车辆的低沉响动与行人偶尔的脚步声交相呼应。这个不确定的、看似不怎么好客的听觉环境,结果却成了一种有创意的底衬,衬托出阵容一直在变的表演者。很多或知名或刚出道的艺术家都利用了这个机会,也有很多造访京城的外国表演者。这里近期的演出包括:现场编码演奏三人组——Sean Lee、李炳愉和丁晨晨——通过编码操作将悠长隧道用氛围音乐填满;李剑鸿与Vavabond组成的双人组合,前者用合成吉他,后者用笔记本电脑,二人在Mind Fiber这个名字之下制作了献给宇宙的刺耳情歌。


另一项时续时断的演出系列便是颜峻的客厅巡演。颜峻是自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实验音乐领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但在过去几年,他对现场演出的场地产生了怀疑,不仅是由于音响质量,也由于观众带给这些场地的关注度像带给酒吧的那样,翻倍了。他的客厅巡演试图通过将表演置于私人生活空间之内来对环境有更多的把控。这些私人居家环境加强了表演者和观众双方的注意力,为同声音进行创造性接触提供了可能性。


“燥眠夜”在三元桥地下通道,刘心宇(中)在表演,2015年7月21日


这些活动借助短暂无常的特性进行发挥,这种短暂性也体现在短期实验演出音乐节当中。“撒丽不跳舞”先锋音乐节始于2008年,由音乐家李铁桥成立,今年是这个先锋音乐节的第五届,由朱文博和实验音乐推广平台“旁边儿”的Josh Feola共同主办,于11月在School酒吧进行,为时两天。10月则见证了第四届“北京电子乐偶遇”的发生,由Feola和Markus M. Schneider主办,在DADA(独立酒吧)、fRUITYSHOP(唱片店)和摩登天空实验室(唱片厂牌旗下的演出场地和录音工作室)进行了三个晚上。


在北京生活或造访的外国艺术家在实验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论是作为组织者还是表演者。电子音乐先驱鲍勃·奥斯特塔格在北京进行了他中国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并且在“北京电子乐偶遇”的fRUITYSHOP之夜演奏了他的作品《迟早(Sooner or Later)》。这件作品巧妙地使用了一段录音:一个小孩子在埋他的爸爸,他的爸爸1970年代初死在了萨尔瓦多安全部队的手下。奥斯特塔格创作了这首极为政治又极其令人动情的作品,就对声音的操控中所涉及的伦理提出了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这样具有挑逗性的作品鲜少在北京亮相,诸如此类的主题被视为过于敏感以致无法谈论。


除了不得不应对的广泛的社会问题,实验领域内部也存在着问题,包括性别多元性的严重不足。就作品本身而言,缺少明确的方向和创新——这是缺乏提供支持的制度和教育环境的不利一面。作品内容通常是抽象的,观众低龄化,这些既是局限,也是带来微妙感和韧性的特点。尽管北京实验音乐的未来永远不会是稳定的,然而这种灵活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可持续的空间,同时保有被严肃评论的潜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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