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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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对所谓的“四大发明”及诸如此类的村妇之言感到很不以为然∶这些弱智玩意也能算是什么发明吗?这些东西里面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些东西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种“发现”而已，它们跟人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发明”，在技术含量上，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深度及智力活动水平上的差距无异于猴子与人之间的差距。
更何况，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所作出的“伟大发明”只不过是王婆卖瓜式的自欺和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甚至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李约瑟这个好事之徒搞出来安慰我们的。）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即这些东西到底包含了多少足以称得上是“发明”的技术含量；而且它们到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发明”的或者说首先发现的；它们到底是不是像所吹嘘的那样“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到底有多少影响。
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发明”而且是“伟大发明”，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含量的，是要付出了较高水平的智力劳动特别是逻辑思维活动，并且其内在要有一种明确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在闲逛玩耍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物然后就原样收藏的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谓“发明”。
我们中国人常常吹嘘的很多“发明”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玩意，比如说对磁石指南的发现。这只不过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就能够在生活中运用，唯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
我相信这种磁现象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曾有所发现，只不过发现时间早晚而已，如果说是我们中国人先发现了磁石指南的现象，也只不过是因为占了磁铁矿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如果一定要说是我们先“发明”了指南针，还不如说是我们先发现了磁铁矿。
实际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磁罗盘是从中国传到中东及欧洲去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欧洲人的磁罗盘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发明的。而且这种罗盘远非我们在中国的各种宣传资料上看到的那种简陋的“司南”模型可比，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
而且，就是这个被认为是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出来的模型而已，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也不知道它的确切用途，但是在一种民族虚荣心的驱使下，就先把它吹嘘成是指南针的“雏形”再说吧，反正把任何现代科学成果都能够“论证”成是我们中国就“古已有之”并且年代一定要比别国早，是符合“政治正确性”的，也是很多“专家”“国学大师”赖以混口饭吃的谋生之道。
仅只是从这个推想出来的“司南”模型来看，也很难让人相信，人们到野外去活动时，会带着这么不方便的东西用来指示方向，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形状构造呢？至于后来出现的指南针，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最早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萍洲可谈》的记载也只说明了人们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使用磁针，恰恰说明了那时的技术还不成熟），而在同一时期，中东和欧洲的航海活动也已经开始使用磁罗盘了，我甚至倾向于认为，真正的成熟的磁罗盘技术恰恰是从中东和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不然何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指南针”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反而比拥有指南针的中国人航海活动范围要广大得多呢？
另外，一直以来我们所吹嘘的所谓“是指南针的应用导致了对美洲的发现”，也只不过是对航海学和历史的一知半解而已，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理解。热衷于自我吹嘘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及后来的哥伦布横渡大洋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斯堪迪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 波罗地海来去自如。
虽然磁罗盘在航海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航海所需要的仪器装置远比这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这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之所以在哥伦布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没有去进行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航海术上的不成熟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情况还认识不够深入（虽然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大地是球体，但是对这个球体的情况没有更多详细的了解），当时的人曾经认为，在地中海外往大西洋的方向有一个无底洞，在一幅古希腊地图上还在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标有‘到此止步’的字样。受传统观念影响限制了人的行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去进行横渡大洋航行的动力。
一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这时磁罗盘技术已经在欧洲应用了几百年了），欧洲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为了冲破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新航路，加上那时候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认为从相反的方向绕一圈也能到达目的地，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才开始了冒险进行横渡大洋乃至环球航行的航海活动。不管有没有指南针，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认为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委实荒唐可笑。
同样的道理，只不过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在自己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些奇闻佚事的一个士大夫官僚（沈括），居然也要吹嘘成是什么“大科学家”，这简直就跟把某个小报的记者说成是“大科学家”一样滑稽可笑。
这个“大科学家”在他的“科学著作”里琢磨了一些如磁针是漂在水上，还是顶在指甲上，顶在碗沿上，抑或是栓在绳子上，那个更稳妥一些，这样一些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还是栓在绳子上更为牢靠，这就是他所谓的“科学发现”，这类闲得无聊的自娱自乐。（顺便说一句，《梦溪笔谈》其实只不过是一本收罗了艺文，政事，书画，音律，器物，神异，历法，等等诸方面的轶闻奇谈的大杂烩，是他官场失意退隐闲居后的自娱之作，跟《聊斋志异》并无什么两样，也与“科学”二字无关，这些也就只能蒙蒙搞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跟这之前数千年里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家所留给人类的相比，如记录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高深数学知识，汉谟拉比王朝时的古巴比伦天文学数学知识，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维阶段的科学（而非实用技术），亚波隆尼亚斯的《圆锥曲线》，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光学》，托勒密的《大汇编》等等等等（仅从浩如繁星的众多科学家和科学成就里举出几个典型代表），跟这些相比，如果还要把《梦溪笔谈》之类的吹嘘附会成是所谓的“科学成就”，那我只能很抱歉地认为，这是猴子的“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我所知道的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经济活动三方面（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长脸了。不过可惜的是，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在谈到所谓的“三大发明”时都不是在谈论所谓的我们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而是在谈论西方的“三大发明”（这个“西方”包括了中东，是与我们这种纯粹的“东方”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哗众取宠的成分太大了，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在国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夸其谈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辨证思维法”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就是火药。
如前所述，马克思用一种简略化的方式将“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分别表述为是文化传播，军事变革，经济活动三方面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用我们中国人更为简略的思维方式，只需要用“文武商”三个字就可以表述了，可惜历史无法如此简略化。
火药在军事史上起到的作用到底如何？客观地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其实是句空话，因为自古以来成千上万的发明，都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甚至都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火药在军事史上根本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发现，道理很简单，因为对现代兵器来说火药的发现只是原材料层面上的发现，并不是象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方法上科学理论层面上的发现，而后者才是对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火药可以说是实现从冷兵器向现代兵器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却根本不是关键性的环节，因为这种原材料阶段上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人们发现的，并无任何神奇之处，而方法上理论上的发现却不是有了原材料就一定会出现的，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据说是在宋朝时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八国联<
【 作者：FHD 来源：扯淡网编辑 点击数：17356 文章录入：扯淡网 】
还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对所谓的“四大发明”及诸如此类的村妇之言感到很不以为然∶这些弱智玩意也能算是什么发明吗?这些东西里面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些东西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种“发现”而已，它们跟人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发明”，在技术含量上，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深度及智力活动水平上的差距无异于猴子与人之间的差距。
更何况，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所作出的“伟大发明”只不过是王婆卖瓜式的自欺和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甚至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李约瑟这个好事之徒搞出来安慰我们的。）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即这些东西到底包含了多少足以称得上是“发明”的技术含量；而且它们到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发明”的或者说首先发现的；它们到底是不是像所吹嘘的那样“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到底有多少影响。
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发明”而且是“伟大发明”，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含量的，是要付出了较高水平的智力劳动特别是逻辑思维活动，并且其内在要有一种明确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在闲逛玩耍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物然后就原样收藏的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谓“发明”。
我们中国人常常吹嘘的很多“发明”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玩意，比如说对磁石指南的发现。这只不过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就能够在生活中运用，唯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
我相信这种磁现象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曾有所发现，只不过发现时间早晚而已，如果说是我们中国人先发现了磁石指南的现象，也只不过是因为占了磁铁矿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如果一定要说是我们先“发明”了指南针，还不如说是我们先发现了磁铁矿。
实际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磁罗盘是从中国传到中东及欧洲去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欧洲人的磁罗盘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发明的。而且这种罗盘远非我们在中国的各种宣传资料上看到的那种简陋的“司南”模型可比，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
而且，就是这个被认为是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出来的模型而已，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也不知道它的确切用途，但是在一种民族虚荣心的驱使下，就先把它吹嘘成是指南针的“雏形”再说吧，反正把任何现代科学成果都能够“论证”成是我们中国就“古已有之”并且年代一定要比别国早，是符合“政治正确性”的，也是很多“专家”“国学大师”赖以混口饭吃的谋生之道。
仅只是从这个推想出来的“司南”模型来看，也很难让人相信，人们到野外去活动时，会带着这么不方便的东西用来指示方向，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形状构造呢？至于后来出现的指南针，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最早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萍洲可谈》的记载也只说明了人们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使用磁针，恰恰说明了那时的技术还不成熟），而在同一时期，中东和欧洲的航海活动也已经开始使用磁罗盘了，我甚至倾向于认为，真正的成熟的磁罗盘技术恰恰是从中东和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不然何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指南针”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反而比拥有指南针的中国人航海活动范围要广大得多呢？
另外，一直以来我们所吹嘘的所谓“是指南针的应用导致了对美洲的发现”，也只不过是对航海学和历史的一知半解而已，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理解。热衷于自我吹嘘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及后来的哥伦布横渡大洋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斯堪迪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 波罗地海来去自如。
虽然磁罗盘在航海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航海所需要的仪器装置远比这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这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之所以在哥伦布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没有去进行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航海术上的不成熟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情况还认识不够深入（虽然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大地是球体，但是对这个球体的情况没有更多详细的了解），当时的人曾经认为，在地中海外往大西洋的方向有一个无底洞，在一幅古希腊地图上还在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标有‘到此止步’的字样。受传统观念影响限制了人的行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去进行横渡大洋航行的动力。
一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这时磁罗盘技术已经在欧洲应用了几百年了），欧洲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为了冲破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新航路，加上那时候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认为从相反的方向绕一圈也能到达目的地，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才开始了冒险进行横渡大洋乃至环球航行的航海活动。不管有没有指南针，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认为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委实荒唐可笑。
同样的道理，只不过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在自己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些奇闻佚事的一个士大夫官僚（沈括），居然也要吹嘘成是什么“大科学家”，这简直就跟把某个小报的记者说成是“大科学家”一样滑稽可笑。
这个“大科学家”在他的“科学著作”里琢磨了一些如磁针是漂在水上，还是顶在指甲上，顶在碗沿上，抑或是栓在绳子上，那个更稳妥一些，这样一些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还是栓在绳子上更为牢靠，这就是他所谓的“科学发现”，这类闲得无聊的自娱自乐。（顺便说一句，《梦溪笔谈》其实只不过是一本收罗了艺文，政事，书画，音律，器物，神异，历法，等等诸方面的轶闻奇谈的大杂烩，是他官场失意退隐闲居后的自娱之作，跟《聊斋志异》并无什么两样，也与“科学”二字无关，这些也就只能蒙蒙搞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跟这之前数千年里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家所留给人类的相比，如记录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高深数学知识，汉谟拉比王朝时的古巴比伦天文学数学知识，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维阶段的科学（而非实用技术），亚波隆尼亚斯的《圆锥曲线》，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光学》，托勒密的《大汇编》等等等等（仅从浩如繁星的众多科学家和科学成就里举出几个典型代表），跟这些相比，如果还要把《梦溪笔谈》之类的吹嘘附会成是所谓的“科学成就”，那我只能很抱歉地认为，这是猴子的“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我所知道的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经济活动三方面（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长脸了。不过可惜的是，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在谈到所谓的“三大发明”时都不是在谈论所谓的我们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而是在谈论西方的“三大发明”（这个“西方”包括了中东，是与我们这种纯粹的“东方”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哗众取宠的成分太大了，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在国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夸其谈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辨证思维法”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就是火药。
如前所述，马克思用一种简略化的方式将“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分别表述为是文化传播，军事变革，经济活动三方面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用我们中国人更为简略的思维方式，只需要用“文武商”三个字就可以表述了，可惜历史无法如此简略化。
火药在军事史上起到的作用到底如何？客观地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其实是句空话，因为自古以来成千上万的发明，都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甚至都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火药在军事史上根本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发现，道理很简单，因为对现代兵器来说火药的发现只是原材料层面上的发现，并不是象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方法上科学理论层面上的发现，而后者才是对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火药可以说是实现从冷兵器向现代兵器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却根本不是关键性的环节，因为这种原材料阶段上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人们发现的，并无任何神奇之处，而方法上理论上的发现却不是有了原材料就一定会出现的，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据说是在宋朝时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八国联<
《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
《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 作者：那兰德性
《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 作者：那兰德性
评《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
这几天在网上看到了一篇题为《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作者：那兰德性）的文章，罗列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真可谓用心良苦，不遗余力啊！对于中华文明予以全盘否定，作者在文章里对我中华文明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看后不禁怒火中烧，忍不住说两句。
一、关于火药的发明
说黑火药和黄火药是此火药非彼火药，这话说得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没有火药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火药，而且在时间上相差好几百年，仅就这一点而言，就已经足以看出谁进步谁落后了。
黄火药和黑火药没有传承关系，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但是我们看看作者所加的这个注（注：中国制造的黑火药由于含硝量太低，燃烧后膨胀能量不足，并不适合于作火器的发射药，欧洲和阿拉伯发明的黑火药将含硝量提高到了80％，才能够大量用于作火器发射药。中国后来使用的适于作火器发射药的黑火药是随着火铳的传入从西方同时传入的）又就不难看出阿拉伯人也是使用了黑火药的，大家都知道，自汉以来，我们就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和阿拉伯地区有了广泛的商业交往，唐朝时期达到鼎盛。那作者又有什么证据说明阿拉伯不是从中国学习了火药的制造工艺然后又传播到了西方世界呢？
作者说“黑火药的制造方法只是简单地将硝石，硫磺，木炭等几种天然物混和在一起，是一种混合物，属于物理范畴。而且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经验主义的积累。（所以在中国当然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这是毫不奇怪的）。”这话不假，但是这也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原始社会时期是绝对不可能产生黑火药这样的技术成果的，在人类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时代，人们对于它的原理也是不可能有所认识的，只是从经验而来。但是作者又怎么能够断言在中国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的呢？不要忘了，在蒙古人征服亚洲和东欧以及后来的满清入关，都直接导致了中华文化的大倒退，尤其是满清入关更是使中国错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从而导致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了较大才差距。在近6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
黄火药和黑火药之间没有传承关系，如果按照作者所说，那火药的发明权就不应当在中国，那么，1884年法国化学家、工程师P•维埃利首先发明的无烟火药。和1887年，诺贝尔用硝化甘油代替乙醚和乙醇的无烟火药之间又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呢？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是不是可以用后者的发明来推翻1771年英国的P•沃尔夫和1779年英国化学家E•霍华德等人对于黄火药的发明权呢？
说我们发明的黄火药对于枪械的发展进步没有如何意义，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宋朝时，我们就已经将火药运用到战争中了，这除了作者在文中提到的突火枪，还有火箭之类的火器，文中说“惯用的手段就是抓住两者之间仅有的一两点在外形上构造上的相似之处，如都是管形啊，都靠喷射气体推动发射物啊（根据这两点也可以说印地安人的吹管也是枪炮的前身），”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不仅是外形上构造上有相似之处，在发射原理上也是完全一样的，又怎么能和印地安人的吹管相比呢？这种说法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文中说：“那么弹丸直径起码要达到10厘米，其巨大的重量就根本不可能靠黑火药的力量发射出去，更不用说它还需要一定长度的膛内助推运动过程；如果它发射铁砂子的话，那么跟火药混在一起的铁砂子最多就只能喷射个几米而已，根本就只能起到一点威慑作用而已。”能够说出这种话来，充分说明作者从来就没有见过鸟铳（土枪），也根本就没有见识过现代猎枪的子弹，对于它们的发射原理就更不了解了。
当然，在火药最初应用到军事上时，威力是很有限的，甚至还不一定有弓箭的威力大，但是，这在技术上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一点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作者罗列了一大堆西方近现代枪械发展的成果，我不知道其用意何在？古代原始的科技产物，能和近现代科技成果相比较吗？二者之间有什么可比性呢？
作者说有一派说法是黑火药最早产生于印度，但是却没有给出依据来，不知是哪本著作中这样说的，谁说的？这派历史学家又是以谁为代表？
二、关于活字印刷
作者说：“考古学历史学最讲的是证据，特别是实物证据”，确实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实物证据，来证实这个东西，但是又有什么证据能够否认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呢？你又凭什么说沈括的《梦溪笔谈》是在撒谎呢？没有泥活字的实物就能够证明他本来就不存在吗？凡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泥巴做的东西是不能保持长久的，没有泥活字实物的存在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说：“有人辩解说，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没有普及开来，是因为中国字多，要刻很多字，而外国字字母少，所以便利。这种说法看上去好像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却根本站不住脚。难道用拉丁文印刷书籍就只需要用那二十多个铅活字就行了吗？”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汉字有四万个之多，要读懂现代白话文也需要掌握3000—4000字才行，而英文字母只有26个，正是这样的差距，使得中国对于排版工人的文化水平要求比较高，而拼音文字的排版要简单得多，对于工人的文化水平就不需要那么高了，这一点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凡读过文言文的朋友都知道，在古籍中，现在不经常使用的生僻字很多，古时有些文风不正的学者为了卖弄学问又经常刻意地使用一些大家所不熟悉的生僻字，故作艰深古奥，这又为活字印刷的排版大大增加了难度，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得到普及和推广也就不足为怪了。
活字印刷比之雕版印刷，在技术上是一大进步，“1455年，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凸版机械印刷机，”当然比之泥活字印刷是更大的科技进步，但是这个技术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毕升又是什么时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二者怎么相比？
作者说：“而且到底有没有毕升这个人都是个问题，他的生平，籍贯等等都没有任何记载。”这恰恰说明了作者对于中国史书的特点不了解，中国史书向来以记载帝王将相们的“正史”为主，而忽略了对于诸如科技等方面的记载，这当然也是历史记载中的一个缺陷，因此，对于象毕升这类小民的身世没有记载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文中说：“有人根据沈括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话"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而硬要说毕升的泥活字印刷在现实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句话哪里说出了这么个意思？只要认识汉字的人都知道那个"若"是"如果"的意思。而且随便那个人看见了毕升那种排好了的版也会得出这么个印象。"若印数十百千本"到底是数十本还是数百本还是数千本？？明明是虚指，中国的这些"国学家"硬要把这句话歪曲成是事实。这些也就只能蒙蒙不懂文言文的老外。”用得着你在这里这么解释吗？难道中国的文言文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读懂？谁不知道那个“若印数十百千本”是虚指呢？沈括说：“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先不用说以前是这种情况，就是现代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一本书无论是用什么方法排版印刷，你印的册数越少，则平均每本书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越高，印刷的册数越多，则平均每本书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越低，即使是用电脑排版也是一样。
科学技术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难道说因为现在有了彩印和电脑排版我们就可以否认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凸版机械印刷机的历史功绩？同样的道理，难道因为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凸版机械印刷机我们就可以否认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的功绩？
作者说：“木活字也有人尝试过，不过效果都不理想，而使用过一次的木活字很难拆卸、损坏率很高，印墨也不均匀。被认为是首创了木活字的元代王祯也没有印本实物，而现存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又比他年代早，那到底是从中原传到了西域，还是从西域传进了中原？”难道作者连西夏和西域的概念都分辨不清楚？西夏是羌人的一支—党项人建立的，这个民族的文化原本是非常落后的，连西夏文都是参照汉文创制的，难道他们会独自发明活字印刷术？他们从文化高度发达的宋朝学习到活字印刷术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吗？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吗？
三、关于罗盘的发明
“关于司南，我在《所谓》一文中已经谈到过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出来的模型而已。”印刷术一样，没有实物证据我们是不能确证它的存在的，但是我们难道因为没有了实物证据就因此而否认它的存在吗？这同样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根据历史的记载做出一个复原模型，只是要告诉大家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谁也没有说它就是个实物证据，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这样口诛笔伐吗？
水罗盘的发明与司南相比，无疑是科学技术上的又一大进步，旱罗盘比水罗盘更加先进，在使用上更加方便。“而我国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时才引进旱罗盘。”又有什么可指责和嘲笑的呢？这难道不正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既善于发明创造又善于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优秀民族吗？这不是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先进文化的敏感性吗？所谓“夷狄有善则华夏也，华夏有恶则夷狄也”，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不是正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虚怀若谷和博大的胸襟吗？因为有了旱罗盘就可以否认水罗盘曾经的先进性吗？
明朝嘉靖年间时才引进旱罗盘，可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是在嘉靖朝之前，这不是也说明了水罗盘在远洋航海中也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吗？
宋代科学家沈括首先记载了地磁偏角，说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使之磁化成为磁针，可以指南，而常微偏东，并介绍了四种支挂磁针的方法：一是浮于水面，二是放在指甲上,三是放在碗沿上,四是线缕悬挂（见彩图缕悬法指南针据沈括记载复制模型）。宋军中配备指南鱼，是将薄铁叶剪成鱼形而磁化，用于阴天和黑夜判断行军方向。后来又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即罗盘。这难道
这几天在网上看到了一篇题为《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作者：那兰德性）的文章，罗列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真可谓用心良苦，不遗余力啊！对于中华文明予以全盘否定，作者在文章里对我中华文明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看后不禁怒火中烧，忍不住说两句。
一、关于火药的发明
说黑火药和黄火药是此火药非彼火药，这话说得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没有火药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火药，而且在时间上相差好几百年，仅就这一点而言，就已经足以看出谁进步谁落后了。
黄火药和黑火药没有传承关系，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但是我们看看作者所加的这个注（注：中国制造的黑火药由于含硝量太低，燃烧后膨胀能量不足，并不适合于作火器的发射药，欧洲和阿拉伯发明的黑火药将含硝量提高到了80％，才能够大量用于作火器发射药。中国后来使用的适于作火器发射药的黑火药是随着火铳的传入从西方同时传入的）又就不难看出阿拉伯人也是使用了黑火药的，大家都知道，自汉以来，我们就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和阿拉伯地区有了广泛的商业交往，唐朝时期达到鼎盛。那作者又有什么证据说明阿拉伯不是从中国学习了火药的制造工艺然后又传播到了西方世界呢？
作者说“黑火药的制造方法只是简单地将硝石，硫磺，木炭等几种天然物混和在一起，是一种混合物，属于物理范畴。而且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经验主义的积累。（所以在中国当然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这是毫不奇怪的）。”这话不假，但是这也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原始社会时期是绝对不可能产生黑火药这样的技术成果的，在人类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时代，人们对于它的原理也是不可能有所认识的，只是从经验而来。但是作者又怎么能够断言在中国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的呢？不要忘了，在蒙古人征服亚洲和东欧以及后来的满清入关，都直接导致了中华文化的大倒退，尤其是满清入关更是使中国错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从而导致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了较大才差距。在近6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
黄火药和黑火药之间没有传承关系，如果按照作者所说，那火药的发明权就不应当在中国，那么，1884年法国化学家、工程师P•维埃利首先发明的无烟火药。和1887年，诺贝尔用硝化甘油代替乙醚和乙醇的无烟火药之间又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呢？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是不是可以用后者的发明来推翻1771年英国的P•沃尔夫和1779年英国化学家E•霍华德等人对于黄火药的发明权呢？
说我们发明的黄火药对于枪械的发展进步没有如何意义，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宋朝时，我们就已经将火药运用到战争中了，这除了作者在文中提到的突火枪，还有火箭之类的火器，文中说“惯用的手段就是抓住两者之间仅有的一两点在外形上构造上的相似之处，如都是管形啊，都靠喷射气体推动发射物啊（根据这两点也可以说印地安人的吹管也是枪炮的前身），”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不仅是外形上构造上有相似之处，在发射原理上也是完全一样的，又怎么能和印地安人的吹管相比呢？这种说法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文中说：“那么弹丸直径起码要达到10厘米，其巨大的重量就根本不可能靠黑火药的力量发射出去，更不用说它还需要一定长度的膛内助推运动过程；如果它发射铁砂子的话，那么跟火药混在一起的铁砂子最多就只能喷射个几米而已，根本就只能起到一点威慑作用而已。”能够说出这种话来，充分说明作者从来就没有见过鸟铳（土枪），也根本就没有见识过现代猎枪的子弹，对于它们的发射原理就更不了解了。
当然，在火药最初应用到军事上时，威力是很有限的，甚至还不一定有弓箭的威力大，但是，这在技术上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一点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作者罗列了一大堆西方近现代枪械发展的成果，我不知道其用意何在？古代原始的科技产物，能和近现代科技成果相比较吗？二者之间有什么可比性呢？
作者说有一派说法是黑火药最早产生于印度，但是却没有给出依据来，不知是哪本著作中这样说的，谁说的？这派历史学家又是以谁为代表？
二、关于活字印刷
作者说：“考古学历史学最讲的是证据，特别是实物证据”，确实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实物证据，来证实这个东西，但是又有什么证据能够否认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呢？你又凭什么说沈括的《梦溪笔谈》是在撒谎呢？没有泥活字的实物就能够证明他本来就不存在吗？凡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泥巴做的东西是不能保持长久的，没有泥活字实物的存在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说：“有人辩解说，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没有普及开来，是因为中国字多，要刻很多字，而外国字字母少，所以便利。这种说法看上去好像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却根本站不住脚。难道用拉丁文印刷书籍就只需要用那二十多个铅活字就行了吗？”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汉字有四万个之多，要读懂现代白话文也需要掌握3000—4000字才行，而英文字母只有26个，正是这样的差距，使得中国对于排版工人的文化水平要求比较高，而拼音文字的排版要简单得多，对于工人的文化水平就不需要那么高了，这一点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凡读过文言文的朋友都知道，在古籍中，现在不经常使用的生僻字很多，古时有些文风不正的学者为了卖弄学问又经常刻意地使用一些大家所不熟悉的生僻字，故作艰深古奥，这又为活字印刷的排版大大增加了难度，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得到普及和推广也就不足为怪了。
活字印刷比之雕版印刷，在技术上是一大进步，“1455年，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凸版机械印刷机，”当然比之泥活字印刷是更大的科技进步，但是这个技术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毕升又是什么时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二者怎么相比？
作者说：“而且到底有没有毕升这个人都是个问题，他的生平，籍贯等等都没有任何记载。”这恰恰说明了作者对于中国史书的特点不了解，中国史书向来以记载帝王将相们的“正史”为主，而忽略了对于诸如科技等方面的记载，这当然也是历史记载中的一个缺陷，因此，对于象毕升这类小民的身世没有记载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文中说：“有人根据沈括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话"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而硬要说毕升的泥活字印刷在现实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句话哪里说出了这么个意思？只要认识汉字的人都知道那个"若"是"如果"的意思。而且随便那个人看见了毕升那种排好了的版也会得出这么个印象。"若印数十百千本"到底是数十本还是数百本还是数千本？？明明是虚指，中国的这些"国学家"硬要把这句话歪曲成是事实。这些也就只能蒙蒙不懂文言文的老外。”用得着你在这里这么解释吗？难道中国的文言文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读懂？谁不知道那个“若印数十百千本”是虚指呢？沈括说：“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先不用说以前是这种情况，就是现代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一本书无论是用什么方法排版印刷，你印的册数越少，则平均每本书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越高，印刷的册数越多，则平均每本书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越低，即使是用电脑排版也是一样。
科学技术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难道说因为现在有了彩印和电脑排版我们就可以否认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凸版机械印刷机的历史功绩？同样的道理，难道因为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凸版机械印刷机我们就可以否认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的功绩？
作者说：“木活字也有人尝试过，不过效果都不理想，而使用过一次的木活字很难拆卸、损坏率很高，印墨也不均匀。被认为是首创了木活字的元代王祯也没有印本实物，而现存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又比他年代早，那到底是从中原传到了西域，还是从西域传进了中原？”难道作者连西夏和西域的概念都分辨不清楚？西夏是羌人的一支—党项人建立的，这个民族的文化原本是非常落后的，连西夏文都是参照汉文创制的，难道他们会独自发明活字印刷术？他们从文化高度发达的宋朝学习到活字印刷术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吗？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吗？
三、关于罗盘的发明
“关于司南，我在《所谓》一文中已经谈到过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出来的模型而已。”印刷术一样，没有实物证据我们是不能确证它的存在的，但是我们难道因为没有了实物证据就因此而否认它的存在吗？这同样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根据历史的记载做出一个复原模型，只是要告诉大家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谁也没有说它就是个实物证据，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这样口诛笔伐吗？
水罗盘的发明与司南相比，无疑是科学技术上的又一大进步，旱罗盘比水罗盘更加先进，在使用上更加方便。“而我国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时才引进旱罗盘。”又有什么可指责和嘲笑的呢？这难道不正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既善于发明创造又善于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优秀民族吗？这不是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先进文化的敏感性吗？所谓“夷狄有善则华夏也，华夏有恶则夷狄也”，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不是正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虚怀若谷和博大的胸襟吗？因为有了旱罗盘就可以否认水罗盘曾经的先进性吗？
明朝嘉靖年间时才引进旱罗盘，可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是在嘉靖朝之前，这不是也说明了水罗盘在远洋航海中也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吗？
宋代科学家沈括首先记载了地磁偏角，说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使之磁化成为磁针，可以指南，而常微偏东，并介绍了四种支挂磁针的方法：一是浮于水面，二是放在指甲上,三是放在碗沿上,四是线缕悬挂（见彩图缕悬法指南针据沈括记载复制模型）。宋军中配备指南鱼，是将薄铁叶剪成鱼形而磁化，用于阴天和黑夜判断行军方向。后来又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即罗盘。这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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