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未:快播的“技术不守法”只是一个开始
发起人:点蚊香  回复数:0   浏览数:1457   最后更新:2016/01/11 21:36:25 by 点蚊香
[楼主] 点蚊香 2016-01-11 21:36:25

来源:凤凰艺术


张未:快播的“技术不守法”只是一个开始—媒介政治学观察(二)

快播事件是传统政治与数字化生活的正面交锋


快播事件,是传统政治法律系统与数字化生活系统的一次正面交锋。一些评论认为,这次事件反映了“技术无罪”的思想,或者政治统治的无理等等。这些论断恰好反映了一点:技术已经摧毁了现有的道德治理结构——人们处在技术无政府状态的狂欢中,政治治理开始变得及其焦虑。而之前互联网大会上的“互联网主权”的提法,也是政治在面对这种新状况的一种回应方式。


亟需一种新的“人的定义”来面对互联网技术之上的道德。简单的讲,技术并不是超越道德的,它恰好是道德的起点。爱因斯坦关于原子弹的思考就是一例。现在的问题在于,技术进步已经从公共领域全面转向了私人领域,但现有的政治统治却只在公共领域内有效而合理。

现代法律起于广场上的革命


原有的技术进步(军事设备、武器、电影与电视)都发生公共空间中,因此作为“代理公共事务”的传统政治,就可以对这些技术进行管理,乃至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合作追查。一旦政府介入到私人领域,就是对“自由”的侵犯。因此,传统政治与法律首先需要界定的,就是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为何的问题。


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始彻底改变私人领域的生活时,公共和私人的界限彻底模糊了。传统的公共性,是对社会空间的划分——只要不在广场上发表言论,就可以暂定为私领域;互联网的公共性,仅仅是某种传播上的广泛性,与具体空间(如服务器、言论发布地点)无关,只要点击量超过某个数字、传播率达到一定人数,就是具有公共性的事件。传播者也无法被定义为某种价值的信徒,而只是“随手转转”——信息背后的思想价值开始变成幽灵。

如何判断一段代码的善恶是互联网时代政治治理的核心焦虑


作为公共代言人与执法者的政府,自然是想要介入到这些事务之中的。美国之前的棱镜计划与斯诺登事件,即是政府试图从信息的传播过程出发来截流关键信息而出现的私人侵入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传统因长期反对“私人”的提法,全面而彻底的管理社会,反而在互联网监控中发挥了巨大能量。但这些监控方式都还是针对传统的空间(地域和服务器)、针对传统的人(身份和肉体),而无法针对互联网上数码化的行为。


只是在今天,仅凭“传播数量”才能区分公共与私人的今天,这些监控淹没在海量的私人网站里,变得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公共治理行动完全没有技术上的依据,以及法理上的支持,只能把工具生产商视为出气筒。信息的内容是无法判断的(关键词可以被替换);信息的发布点除非在企事业单位之内否则也无法判断;信息的内容、性质(是否涉黄、涉恐)若是文字格式尚可判断,但影像格式则完全在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究竟哪一段数据会达到需要监控的转发量?达到多少转发才算公共事件?“危险的”影像与私人的影像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没办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解释。

如何建立“算法法”,才是大数据时代的人类行为的基础


传统法律的基础是自然法,是对“自然人”的生老病死七情六欲的一种描述与定义。人的定义方式则是按照空间的区隔来划分——种族、国籍、地域、家族。但互联网的基础是数学模型,通过各种计算方法来制造人在互联网上所需的信息、所视的图像等等——并没有一套“基于算法的人的定义”。如果不能对数学算法与代码进行“善恶”判断,就无法真的“监管、治理”互联网行为,也就对“信息主权”无从下手。文字可以形成文字狱,数字却无法形成“算法监狱”——一旦有人试图建立算法监狱,就会直接破坏算法大量软件与信息包等等这些时代的生产工具。


因此,与其说“技术无罪”、软件不守法,不如说是并没有与《民法》相对的“技术法”,没有关于“算法人”的假设与定义,也就没有“算法法”,于是也就无从在算法之中判断善恶。法律审查过程就在这个层面上变成了道德绑架下的“诛心”。

这只是一个开始。当物联网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当3D打印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当视频软件可以个性化、模块化编辑的时候,物品与影像都会经历“代码化”、“算法化”的过程。当前的问题只是情色的问题。一旦当每个人都能通过代码打印食物、打印枪支,通过代码打印器官、自动治病/改装身体,通过代码制造药物的时候,如何重新在数据上定义人,在算法上定义行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面临的问题——就在物联网彻底展开的那一天,“算法人”的世界才开始真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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