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可佳

佩斯画廊1960年在美国成立，对美国六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力。近几年，佩斯画廊加快了国际扩张的步伐，分别成立了佩斯北京、佩斯伦敦和佩斯香港画廊，代理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也越来越多。FT中文网专栏作家吴可佳就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欧美市场的发展专访纽约佩斯画廊行政副总裁彼得·伯瑞斯（Peter Boris））

吴可佳：最近很多媒体报道中国收藏家日益热衷收藏西方艺术品。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及其走势？

彼得·伯瑞斯（Peter Boris）：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本人相信西方艺术以及其传统的重要性，我也希望能够收藏最好的西方艺术品。伴随着中国高净值人群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藏家自然会有愿望收藏西方最好的艺术品并带回中国。我很支持这一现象：这能使中国的广大艺术爱好者看到更多优秀的西方艺术作品。当年日本收藏家大量购买西方艺术品后，有许多作品被陈列在日本的美术馆里，向公众展示，这是十分重要的。

我是一个信奉资本主义的人，我相信通过自由市场来产生财富，使得更多企业家的收入进一步增长，这能带来许多美好的事物，是中国许多人的父母在五十年前所无法想象的。人们在获得财富后，可以在本国的文明架构下，建立自己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医院等等，回馈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千万个这样的例子：比如大都会博物馆、摩根大通图书馆等等。

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国际化，中国的高净值人群会发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美好的东西，并希望将其带回本国。这代表了一种成就感、自豪感、和征服感。

吴可佳：您在佩斯任职逾三十载。您如何看待当前这一现象与当年日本藏家与韩国藏家购买西方艺术品的区别？

彼得·伯瑞斯（Peter Boris）：日本藏家拥有悠久的收藏西方艺术品的历史。韩国藏家收藏西方艺术品的历史也非常悠久，但是没有日本藏家长。而中国藏家热衷于收藏西方艺术品是最近几年的事。在这方面，他们没有日本和韩国藏家成熟，但是他们非常聪明、学习得很快。举例而言，我们每年参加巴塞尔香港艺术博览会。两三年以前，我们带一些西方艺术作品到香港，例如罗斯科（Mark Rothko）、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等。那时观众来到艺术博览会，看到这些作品，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去年我们把这些作品带到香港，则有许多人来询问。仅仅在一年的时间内，观众提问的数量及质量均大幅提升。中国藏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好奇心以及学习精神非常令人钦佩。

吴可佳：那么对于西方藏家收藏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您认为过去十年这一市场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带动这一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彼得·伯瑞斯（Peter Boris）：中国当代艺术板块大师级艺术家的作品目前已有较为成熟的定论，现在不断涌现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艺术家的作品，而每一代的艺术家都非常不同。许多艺术家已经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拥有稳定的地位，其“中国性”反而表现得不那么重要了。首要的是他们是艺术家，而刚好又是中国人。是他们艺术创作的质量、创新性、以及与国际艺术产生对话平台的能力决定了他们艺术品的市场表现。

     吴可佳：所以您认为这一趋势会继续保持下去？

彼得·伯瑞斯（Peter Boris）：的确如此。当然，未来我们迟早会看到另一个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直到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格会表现相对稳定。而危机发生时，会有许多人抛售艺术品，导致市场价值下跌。在这时候，那些富有重要意义的、具有历史性的艺术品就会彰显其价值。

我从来不相信艺术品是一个投资工具。我相信艺术收藏：你喜欢一件艺术品，将它带入你的生活，并保存下来。你买一件艺术品，因为喜欢它、需要它，而不是因为它日后会增值。如果艺术品的价值攀升，当然是好——这在现实中也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艺术品不是股票或房产。艺术爱好者来自各个领域，不分贫贱，他们的共通之处是所有的人均对视觉的语言感兴趣。

吴可佳：佩斯画廊自创立至发展这几十年来，保持其行业领先地位的秘诀是什么？

彼得·伯瑞斯（Peter Boris）：当佩斯于上世纪60年代创立时，纽约的其他画廊多专注于某一类风格的艺术（如波普艺术）。佩斯别无选择，开始代理不同风格艺术家的作品，如路易斯·奈纳尔森（Louise Nevelson）、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等，他们作品的质量都很高，但是风格迥异。这便倡导了画廊代理的一种新模式，也让喜爱某一特定风格的藏家开始收藏其他风格的作品。例如原来收藏如路易斯·奈纳尔森（Louise Nevelson）的藏家开始关注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而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藏家开始收藏艾格尼·马丁（Agnes Martin）、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查克·克劳斯（Chuck Close）等。这在当时极大推动了佩斯画廊在经营上的成功。

后来，我们把所代理的艺术领域扩大，从西方当代艺术到中国当代艺术、日本当代艺术和印度当代艺术等。只要是高质量的艺术品，来自哪个国家或文化并不重要。

佩斯画廊的创始人Arne热衷艺术，他会花很多时间倾听艺术家的谈话，从中学习到很多想法，并将其融入画廊的运营中。我们能够在市场上保持领先，还有一个原因是充分把握全球艺术界的最新发展动向、以及艺术品收藏的新趣味和取向。这几十年来佩斯不断对自身进行重新塑造，一方面保持了选择艺术家和作品的传统，同时也摒弃旧的自己，推陈出新。

吴可佳：在艺术家工作室发现好的作品后，将其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这也是经营画廊所面临的挑战。在这一点上您有怎样的心得？

彼得·伯瑞斯（Peter Boris）：经营一家国际性的画廊成本很高，而不同画廊的运营模式也不同。有一类画廊是在艺术家的事业发展初期发现他们，而我们的长项则是代理事业发展处于中期及往后的艺术家，即相对有所建树的艺术家，并将他们的事业带上一个新台阶、或将他们带入更为广泛的收藏家群体。作为一名画廊主，虽然你不能事先预见某类艺术品的市场有多大，但是如果你看到作品，产生强烈的感情及智力上的反应，并坚信这种反应，那就够了。

例如，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对佩斯而言，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会获得如此成功、也不知道在北京开一间画廊会取得成功。但是我们遇见了冷林。冷林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非常熟悉，他是艺术家、批评家、也曾经在香港从事过拍卖行业、又成立了自己的画廊，他的社交网络广泛。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当代艺术充满激情，并坚信这一板块的发展潜力。这和佩斯的创始人Arne相信他所代理的艺术家：如路易斯·奈纳尔森（Louise Nevelson）、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是一样的。

     因此当我们遇见冷林时，所有的事情便成为可能。我们对他说，我们尊重你的天分和能力、我们信任你，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我们的影子，你来做决定。冷林是我们在中国的眼睛和大脑。他也从Arne那里获得更为深入的经验：即在艺术家不同的事业发展阶段，如何满足其不同的需求。

我们在北京的画廊空间是非常出色的。为了获得这个空间，我们和有关政府沟通了三周，向他们表达我们的诚意、以及能够为798的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双方的合作是建立在相互间充分信任的基础上。

这样，我们在北京为艺术家带来了一个“家”，一个画廊空间。作为中国这一代最好的画廊主之一，冷林将会对许多人产生影响：如何通过创造性和智慧来经营一家画廊，并保持良好的运营，这是很不容易的。

吴可佳：后来佩斯又决定在香港开设一个空间？

彼得·伯瑞斯（Peter Boris）：对，那是一个不同的空间，面积比较小。我们可以在那里挂一些作品、进行艺术品的交易，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香港的立足点，这对我们所代理的艺术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业务发展壮大后的理性决定。我希望今后我们在上海也有一个画廊空间，这将是佩斯在亚洲地区扩展的下一步。

吴可佳：现在我们来谈谈艺术博览会。贵画廊每年在全球参加多少艺术博览会？

彼得·伯瑞斯（Peter Boris）：我们往往觉得参加的不够多，但仔细一算，其实数量不少：每年我们会参加十个艺术博览会。三个巴塞尔、圣保罗、佛瑞兹（Frieze）、纽约画廊协会艺术博览会、以及位于西雅图和旧金山的区域性艺博会等。参加艺术博览会是非常重要的：自15年以前，艺术商业逐步由艺术活动（art events）所带动，访问画廊空间的人流比过去少了，而参加艺术博览会的人则日益增多。我们在艺博会上结识新的藏家，了解他们的喜好，并将他们吸引到画廊来。

吴可佳：那么佩斯又是如何选取艺术作品参加博览会的？之前《纽约客》的一篇文章说，画廊往往倾向于选择色彩亮丽、容易吸引眼球的作品参加艺博会，是这样的吗？

彼得·伯瑞斯（Peter Boris）：我们在策划有意思的展览方面经验丰富，往往在参加艺博会之前，大家会坐在一起沟通、聊出新的想法。几年以前，我们产生了在部分艺博会上呈现艺术家个展的想法。在这次巴塞尔迈阿密海滩艺术博览会上，我们的展位特别呈现的是一批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个主题展。

如果参加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除了展现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之外，我们还会带来主要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会针对亚洲藏家的喜好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