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公明来源：东方早报

在印度那些夜里光线幽暗的街道或经常发生性侵犯的地点，“行动英雄”们设置了有桌椅、茶点的讨论区，邀请公众参与讨论“性暴力”等问题，每次活动的时间长达4小时。

印度艺术家Jasmeen Patheja和他的团队在班加罗尔、新德里、加尔各答等城市实施的“跟我说话”（ Talk to Me）艺术项目以2012年在印度发生的性暴力案件为背景，以公共艺术的名义开展街头对话活动,本身就是一场社会创伤疗治运动。本文以此为例，探讨其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与建设性的对话伦理实践如何扩充和丰富了公共艺术的社会学内涵。

　　印度艺术家Jasmeen Patheja和他的团队在班加罗尔、新德里、加尔各答等城市实施的“跟我说话”（Talk to Me）艺术项目不仅是优秀的公共艺术个案，而且本身就是一场出色的社会创伤疗治运动。本文以此为例，试图探讨其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与建设性的对话伦理实践如何扩充和丰富了公共艺术的社会学内涵。

　　作为公共艺术项目实施的“跟我说话”活动有着非常残酷的社会问题背景。2012年12月，一名女学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辆汽车中被轮奸，最终身亡。该事件激起了国内外极大民愤，导致印度政府出台了新的反强奸法律，法庭判处强奸者死罪。该事件是长期以来整个印度次大陆普遍存在的性侵犯现象的缩影。2003年，由Jasmeen Patheja发起的“Blank Noise”（“空白噪声”）作为一个针对广泛的骚扰、调戏和强奸女性的社区公共艺术项目最早在班加罗尔开始实施，多年来这个项目的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全国性的社区公共艺术运动。“空白噪声”由不同年龄的男女志愿者组成团队来实施，在引发性骚扰问题的街头与公众对话，讨论“挑逗”、“骚扰”和集体责任等问题，希望社会实现对待女性的平等观念和消除性侵犯现象。这些志愿者被称为“行动英雄”，有越来越多的社区男性和女性公民参与到这个公共项目中。

　　2012年的这件性暴力案件发生后，作为“Blank Noise”的延伸项目，《跟我说话（2012）》（Talk to Me，2012）以更成熟的方式更广泛地吸引着公共舆论的关注。在那些夜里光线幽暗的街道或经常发生性侵犯的地点，“行动英雄”们设置了有桌椅、茶点的讨论区，邀请公众参与讨论“性暴力”等问题，每次活动的时间长达4小时。参与谈话者来自不同背景，在现场实现跨越阶级、种姓、宗教、性别和语言之间的对话。对话结束后，参与者会得到一朵花作为礼物。通过对话，既引起公众对性暴力的关注和反思，同时也直接引起对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危险区域的安全关注。这个公共艺术项目由于公众的参与度和在各地的普及性，以及在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上的勇气和积极态度而赢得了赞誉。

　　长期以来，印度女性饱受来自男性的性攻击、性骚扰之害，其根源正是印度文化传统中存在的黑暗面与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法治等领域的积弊。比如，传统文化中缺乏对女性的尊重，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导致女婴死亡率居高不下，男女性别比例极不平衡；而长期以来在印度法律体系中，针对性侵犯或性骚扰专门的法律更是严重缺位。只有充分认识印度性伤害问题背后的文化与社会根源，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这个题为“跟我说话”的公共艺术项目的内在理念与重要价值。

　　作为一项优秀的公共艺术个案，“跟我说话”项目不是一种普通的公共对话实践，而是一场出色的社会创伤疗治运动。对于受害者或旁观者来说，通过“行动英雄”的主动引导，在对话中直面性暴力创伤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联系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与历史遗产，可以有效地开启社会创伤疗治及身份重建的过程。

　　德国著名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曾提出“社会雕塑”的观念，而与之紧密相连的是他的关于“社会治疗”的理想目标，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以‘雕塑’作为扩展和延伸个人意识的过程，并把视野引向社会正义，即用‘温暖疗法’作为社会治疗，并在将来过渡到‘温暖雕塑’，最终克服现代社会给人性带来的异化”。（见王璜生主编《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第10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9月）对于当代公共艺术的发展，这种“社会治疗”观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这种艺术的“治疗”观表明他反对传统的艺术概念与功能观，但是与其他“反艺术传统”论者不同的是，他强调艺术对生活的批判与积极建构作用。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反思的是，当代公共艺术也应该摒弃传统的公共艺术观的狭隘性与物质功利性，全面重新审视自身对当代社会发展所负有的真实使命。“跟我说话”项目显然具有非常明确的社会疗伤宗旨，与博伊斯的“积极的转化”观念一脉相承，虽然在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影响的关系。

　　以艺术作为社会疗伤的有效手段，这在印度当代艺术的最新发展中也是有迹可寻的。2015年初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专题展览《眼睛与思想：印度艺术新的介入》比较有深度地反映出当代印度艺术家关注社会现实，全面反思印度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现象的倾向性，也说明了公共艺术在印度的发展具有当代艺术的观念背景。

　　另外，从“跟我说话”项目的理念背景来看，广泛地、公开地和有意识地选择场所的街头对话活动充分体现了在20世纪晚期西方伦理学中迅猛发展的对话伦理学的实践性，使阶级壁垒、种姓文化、宗教信仰、性别观念和个体语言等议题成为男女之间的交流内容，从而使理性的交流与协商成为面对问题的基本方式。

　　更应该充分认识的是，公共艺术的社会学内涵的发展与当代艺术发展中的公共政治关怀倾向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比如，当代艺术创作中经常可以见到表达对实现公民自由权利的诉求。如博伊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坚持不懈地利用每次展览、行为艺术等机会宣传他的实现公民自由权利的思想和纲领。博伊斯的社会治疗方案的重要特征就是提倡对话与交流。有学者指出，“对话与辩论成了公共交流的根本媒介，这是当代公共艺术应该积极借鉴的实践形式。重要的问题是打破传统的公共艺术观念中的沉默，以对话作为公共交流的重要形式，使公共艺术家和公众的关系获得更新，以推动建设公民社会的进程。”（李行远《作为“社会治疗” 的公共艺术——以波依斯的艺术观念与实践为中心》，2013年）可以说，“跟我说话”项目就是出色的公共交流行为，是对公共艺术中的“对话”的精彩诠释。

　　Jasmeen Patheja和他的团队在“跟我说话”这个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从某种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上说，可以用市民社会研究中的 “中介结构” 概念来进行诠释。所谓“中介机构”指的是居于个人和宏观巨型结构（国家、市场）之间的机构，如家庭、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志愿社团、邻里等等。它“对于民主社会的活力至关重要”，“因为处于隔绝状态的个体只有通过它们的帮助，才能在一个复杂而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个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只有加入社团才拥有了保护自己、表达自己的手段”。（ 唐·E.艾伯利主编《市民社会基础读本——美国市民社会讨论经典文选》）

　　艺术家群体作为这样的“中介机构”开展以“对话”为核心的街头艺术活动，正是体现了公共艺术介入社会疗伤、建设良善社会所负有的责任和社会学内涵。这样的创作活动在世界各地都不乏个案实例，如2004年在台北举行的名为“城市行动”的活动中，由艺术家与不同的市民群体就自身关注的五个核心议题进行对话和讨论，对提高市民关于城市进步的价值认同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当然，在印度社会独特的性暴力问题语境中，Jasmeen Patheja团队的“跟我说话”项目由于其对话议题的巨大挑战性和所面对现实的严酷性，更加具有了社会疗伤的突出意义和难度，因而更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

　　以公共艺术的名义开展街头对话活动，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与哈贝马斯提出的对话伦理学也有观念上的联系。通过阐释人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提出著名的“对话伦理”（discourse ethics）观念，他希望通过开展真正理性的对话寻求关于真理的“共识”，从而解决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危机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其理论既有理性主义色彩，但是也被质疑为缺乏实践的可能，因而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不可忽视的是，在本文所讨论的类似Jasmeen Patheja团队的“跟我说话”项目这样的个案中，出现对其实践中的真实功能和是否属于“乌托邦”的质疑是比较自然的。其实，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看，被认为有乌托邦因素并不稀奇。在阿多诺看来，所有的艺术都包含着乌托邦的因素，因此所有艺术都是激进的；他还认为正因为这样，“在不可理解的恐怖与痛苦的时代，它是唯一维系着真理的媒介。”重要的是，每一次这样的公共对话和街头行动都会对社会中的某些成员产生作用，而且会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传播渠道，相关的对话和感受必然会在社会舆情中产生影响。因此，所谓的“乌托邦”质疑只是在社会作用的普遍性和整全性意义上才是合理的，而对于社会疗治的目标而言，它恰好是在局部的、个别的意义上产生真实作用。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街头行为，“跟我说话”项目具备了公共艺术的许多核心元素，如邀请与介入、友好气氛的营造、较长时间的个体交流以及作为城市景观中的人文温情等等，这些都是公共艺术的审美力量优胜于一般的社会集会等公共活动的地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项对话行动对于公共空间的选择，它把性侵犯的案发之地与危险区域作为谈话地点，明显具有针对性和从记忆中消弭伤害的主动性。

　　卡特琳·格鲁认为艺术介入公共空间的基本目的，就在于要通过某种可感知的形式来使某种场景、事件、观念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考，显现出事物所含有的公共性。作者以博依斯的《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为例进行阐释：“艺术家在此被遗忘，他的目的是号召每一个接受此计划的人，愿意在城市的空间内与他人共同且公开地参与这个行动。”

　　值得欣喜的是，“跟我说话”这项公共艺术项目在印度各地城市的展开，使人们看到了以对话消弭伤害的普遍愿望与鼓舞人心的可能情景；同时，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们看到了以公共艺术中的对话手段可能达到的社会疗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