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eterotopias

文｜黄孙权 刊於《忐忑流年》2015国际华人纪录片影展特刊

1955年十二月一日，当罗莎·帕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拒绝在当时黑白人分区座位的巴士上听命於司机让位给白人时，或许她自己都没想到，因為衝动或者长期不满所激发之拒绝的勇气，让蒙特马利公车事件成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爆发点。此后，非暴力的「拒绝的勇气」成為公民不服从的质地。作為弱势者，被殖民者，少数者能以弱恃强，小下制上，以柔抗刚的方式来改变/参与民主宪政体制的运作。由之，罗莎·帕克斯名字连上了二战后解殖运动与民主化运动的许多英雄人物，如印度的甘地，南非的孟德拉，缅甸的翁山苏姬。1997年的西雅图反WTO运动，2008金融风暴后遍地开花的各式运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原為一人之意，在欧洲议会取得席位的左翼政党）政党，在2011~3年佔领华尔街全球行动后，遍佈欧洲的工人合作社、亲友经济与有机农业组织，万场犹如嘉年华会般的人民组织活动风起云涌，公民不服从从一国境内的民主斗争扩延成為反全球化运动与新串连的范式，成為放弃老左武力解放但仍坚持对抗资本主义的左翼政党的街头路线。

公民不服从是行动方案，而非行动目标，很多情况下是以个人（小）的勇气反制国家权力或商业力量（大）。「拒绝的勇气」成為「非暴力的」，「清洁乾净」的抗议风格，的确可以增加对市民的号召，争取中產阶级认同。然而，市民化的抵抗却有避免「有预期以及接受被逮捕以及惩罚的政治行為」的倾向，非暴力变成号召参与者零负担的动员令。因為它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法律的不服从，才需要公开的，真诚的，宣示的行动，一般来说才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而非反过来。毛茸茸软趴趴的非暴力抗争并非公民不服从的唯一标準。

在台湾，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市民化」，确实挑战官僚无能，也带来了危机，其一，乃是是运动主体与其对抗的权力对象常是矛盾同一的。例如运动强调直接民主却有闭门决策小组，抗议法律上程序违法自己却罔顾法律，佔领街道却要求参与者要接受安排，佔领立法院还要求有立法院记者证才能进入等等。使得运动容易沦為扩大已然成形的政治主体的诉求而非单个殊异性（singularity），异质性主体的解放。让我想到在高中生反课纲运动时，一名被拘留的高中生在网上说，拘留室裡的人都是小偷，惯窃，强暴犯，他觉得自己很不值，因為他是為了救台湾呢。

另一危机则是，缺乏对资本主义生產方式的挑战。在台湾，从来没有超过万人以上的集结是针对大公司与资本主义的，对资本主义辖下的国家机器倒是非常容易显现不满与愤怒。儘管明显危害出自於公司不良，市民仍怪罪政府的检验不周，国家是交钱养的，公司是给钱的。食安，环保，劳工，社会住宅议题的力道远远落后於国族情绪与政治动员。市民总是将自己视為国家的主人，而非资本主义的奴隶，这个国家主人，市民或公民，是安然接受资本主义生產方式的消费者。公民不服从容易成為反应式的对抗，若行动仅来自对权力治理失败的反应，而不是针对生產关系的不义，将无可能超越由新自由主义所划定好的世界样貌，它仅是深锁於资本主义生產关系下的政治道德的改良力量，犹如不公世界的慈善家与赞助者一样。如果二战后全世界公民不服从运动带来人类良善勇气的见证，现在我们要进行的不是地理上与人数上的扩增，而是提出超越由其歷史所生，经验上有效的道德方案。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有对未来的想像，何种生活，何种公平正义，何种社会与何种生產关系是我们想要的，来决定当今实践方案。

此次「以小制大」单元的影片，宜将故事内容当做实践经验，其影像语言与叙事方式作為个人面对集体事件的方法论。

《我们的抗争世代》（Weare the Giant）是极為风格化的影像作品。透过如本文第一段描述的大歷史图片的剪辑作為背景，安插了三段阿伯伯之春剧烈风潮下的个人故事，利比亚的父子，叙利亚的教会兄弟，巴林的两位女性闺密，跳过大事件的说明与价值判断，让观者直视参与者及及亲友的反应。英文片名可能更能掌握由小制大，以微小个体彰显对照大歷史与大英雄们的企图。相对来说，《苍白正义》（David& Me）则是传统的纪录片风格。是罗莎·帕克斯努力未竟的歷史，一名布鲁克林16岁非裔少年被控谋杀的冤狱，整部片好比由张娟芬来拍苏建和案的纪录片。导演过於真诚对待自己的角色与观点，所以有点笨的可爱了。

故事精采，总使得人不太计较影片好看与否。两部有关网路世界知名的片子分别是《网路之子：亚伦．史沃茨》（The Interent's Own Boy）与《第四公民》（FourCitizen）。前者主角是发明了RSS技术（我们大多数人都受惠无穷），并积极参与开放原始码运动的天才儿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鬱鬱自杀的故事。你并不会怪罪导演将焦点锁在这名年轻主角的脸庞与过往照片，导演不是要拍追兄记。后者则因紧张神祕的气氛让影片带有一定的张力。假想你从一封匿名信开始，要在美国眼下找到，并拍摄一个被全球通缉的人是多麼勇敢厉害的事情，但导演做到了，访谈并拍摄了令美国国防部与中情局震惊，欧巴马闪亮的正义言词瞬间坠入Edward Snowden的地狱中。这不是两个英雄的故事，而是给所有搞开放原始码，网路自由运动人的警惕，无论你如何坚持Right to Internet，你无能参与跨洋地下电缆，光纤网路与无线频宽的建设，也无能拒绝原本用在军事用途而有的高端网路技术与监控，技术的物质基础将决定了应用层次。生產者与拥有者是跨国大公司，技术供应者是美国国防部。你可以致力透过协作平台将政府公开资讯法规定的资讯内容向大眾公开，但都需经私人资本拥有的通讯管道散佈。真正的悲剧性不是英雄气短，而是英雄们最多也只能作為垄断性技术物质基础的病毒（良心），一次次的指出该修复与防堵之处而已。

你可能到阳光明媚的加州，享受过麦当劳的番茄酱，去沃尔马或者连锁超市买过大量便宜商品，但可能不认识这些摘番茄双手的主人，在美国的墨西哥移工每天的工资让他们难以生存，甚至必须住在农场裡。《翻转食物链》（Food Chains）是个典型的移工争取工资的故事。对台湾最有的啟示的：他们抗议的是大商场而非地主，请求的不是政府而是消费者。

此单元中最令我惊喜的则是《嗶声之后》（Beep）。这部短片用录影艺术的手法，影像完全取自过往宣传素材，导演只是歷史的剪辑者，将冷战时期的南韩透过牺牲小男孩打造反共的，同仇敌慨的全民意识重新锻造一遍。这部片显然不是有关公民不服从的实践，而是告诉我们為何要公民不服从。因為公民的意识，是左是右，是统是独，是反共亲美，向来不是客观中立的。所有天然的（天然独，自然统）都是神话，恰恰是违反公民自觉的，公民不是被给定而的，而是争取来的。

套句歷史学家卡尔（E.H. Carr）说的：「假如歷史学家製造歷史，同样真实的是歷史一直在製造歷史学家。」。公民不服从亦是。假如公民不服从是為了限制国家权力，同样真实的是国家一直限制市民的范畴。公民权不是个天赋人权的概念，它要求我们从个体需求迈向普世正义，不但要求接近权（accessible right），更要求不排除权（non-exclusiveright），不但要求民主，更要求公平（justice）。我想这也许影片，以及影片未叙说之处，可以给出最好的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