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齐泽克
齐泽克
2015年上半年，欧洲一直处于激进的解放运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和西班牙Podemos左翼政党）中，而在下半年其注意力转移到了难民的“人道主义”话题上。阶级斗争被宽容和团结的自由主义文化话题所彻底取代。然而上周五，11月13日，在巴黎发生了恐怖屠杀事件之后，深受此屠杀事件影响的所有民主力量对宽容和团结这一话题绝口不言。
我们很容易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疯狂地寻找混入难民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极端组织人员（媒体兴高采烈地报道，已经有两名恐怖分子假扮成希腊难民混进欧洲。）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难民本身，而最大的受益者是希望双方全面战争的人，尽管他们会冠冕堂皇地说“我是巴黎人”这样的话。这是我们应该如何真正地谴责巴黎的杀戮：不只是团结于反恐的各种活动中，而是更应该思考谁是背后受益者这一根本问题。
“军事化”也许可以打破僵局
对于IS恐怖分子的理解，恐怕没有比“他们的罪恶行径其实是对欧洲野蛮干预的回应”更深的理解了。应该对他们进行这样的定位——他们是欧洲反移民种族主义者的对立方——伊斯兰反法西斯主义者，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有其一面便有另一面。重回阶级斗争这个话题，阶级斗争的唯一途径是坚持被剥削者的全球性团结。
全球资本主义发现自己所处的僵局越来越显而易见。如何打破现有的僵局呢？詹姆逊最近提出以社会全球军事化作为解放的方式：民主情怀激发的基层运动看似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军事化”也许是冲破全球资本主义的恶性循环的最好方法了，这意味着终止自我调节经济的力量。也许在目前欧洲的难民危机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测试这个方法。
至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们需要大规模协调和组织来制止混乱，其中包括但不仅仅只有这些：难民集中区域附近的接待中心（土耳其、黎巴嫩、利比亚海岸），进入欧洲的交通运输中转站，以及有可能分配给他们的定居地点。军队是可以有组织地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团体。有人认为军队做这样的事情意味着紧急状态，这种想法是没必要的。当有数以万计的难民在没有合理组织的情况下通过人口稠密地区，确实会是一个紧急状态——部分欧洲国家现在正处于这样的状态。因此，认为难民输送这个过程可以放任不管任其自由发展的想法是荒谬的。至少，难民还需要生活供应品和医疗服务。
总而言之，发生爆炸时，一个宗教社区的成员认为其他社区的生活方式是亵渎神明的或伤害的，无论这种方式是否对他们的宗教构成了直接攻击。这就是为什么穆斯林极端分子在荷兰和德国攻击同性恋者，也是为何传统的法国公民把身披罩袍的妇女作为对他们法国身份的一种攻击，这正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遇到一个身披罩袍的女人时不可能保持沉默。
要遏制这种倾向，应该做两件事。首先，制定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最低限度的强制性规范，包括宗教自由，反对群体压力限制个人自由，妇女权利等，而不用担心这样的规范将出现“欧洲中心主义”。其次，这些限制范围内，无条件地坚持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包容。而如果规范和交流都不起作用，则应使用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
“欧洲中心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另一个禁忌必须被打破，这个禁忌包含所有欧洲带有解放性和文化性色彩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尽管欧洲对造成难民流窜的现状只需担（部分）责任，但是已经到了放弃左派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了。
后“9·11”世界给人们的教训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全球自由民主的梦想已经结束，但在世界经济这一层面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事实上，拥抱这个世界秩序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文化多样性戴着全球资本普教论的面具；如果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补充依赖于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会更好。
全球资本主义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地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因此，反欧洲中心主义的讽刺之处在于，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帜，在不再需要西方文化价值的历史时刻，批评西方世界，以便使其流畅运作。总之，在批判性解读的时候，人们倾向于拒绝西方文化价值观，而这其中的许多观念（平均主义，基本权利，出版自由，国家福利等）都可以作为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难道我们已经忘记了整个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解放思想是一个彻底的“欧洲中心论”吗？
另一个值得抛弃的禁忌是任何有关伊斯兰权利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许多西方自由主义左派的这种病态恐惧已经足够了，这些人担心伊斯兰恐惧症被认为是有罪的。例如，萨尔曼·拉什迪被谴责没有必要去挑衅穆斯林，因此（至少）依据教令该处以死刑。这种情况下保持这种立场的结果是：越是西方自由主义左派沉湎于他们负罪感，他们就越是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谴责是试图隐藏对伊斯兰教仇恨的伪君子。
星相学表明星相学完美再现了超我主义的悖论：你越顺从原始道德侵略这种伪道德的要求，你越因为道德施虐和对道德施虐身份的认同而感到愧疚。因此，仿佛你越容忍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你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可以肯定的是，这也同样适用于移民涌入一事：西欧对他们更加开放，越会觉得因不接受更多移民而内疚。永远到不了足够的程度。而这里的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得越宽容，他们会因为做得不够宽容而越内疚。
当地时间2015年11月17日，法国图卢兹，数千民众聚集在图卢兹市政厅广场，悼念巴黎连环恐袭案遇难者。视觉中国图
全球资本主义和军事干预
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关注“难民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yofrefugees），这一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和军事干预奠基的根本因素。如今，世界持续不断的骚乱才是所谓世界新秩序的真面目。比如粮食危机困扰着发展中世界，比尔·克林顿在2008年联合国世界粮食日活动中明确表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危机不能用“官员腐败、行政低效或国家干预”来解释，而归咎于农业全球化。克林顿的重点在于，今天的全球粮食危机表明“我们都搞砸了，包括当上总统的我”。就因为我们把粮食看作商品，而不是世界穷人的一份重要权利。
克林顿非常明确粮食危机的责任不在于单个国家或政府，而在于美国、欧盟几十年来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实施的全球策略。这些策略迫使非洲和亚洲国家为肥料、品种改良及其他农业投入减少政府补贴。结果最好的土地被用于粮食出口，但却影响了这个国家的自给自足。当地农业和全球经济的融合是“结构调整”的结果，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当越来越多国家依赖进口食物的时候，有农民被赶出了他们的土地，沦落到贫民窟里。比如，去年海地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粮食价格飞涨，农作物为外国生物燃料出口的时候，本国人还在挨饿。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种新的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形式应被发明出来。这种新形式既不是国家层面的干预，也不由本土组织自发完成。如果这个问题不被解决，我们就该认真考虑我们正步入一个种族隔离的新时代。什么时代呢？世界上那些人烟稀少但物资丰饶的地方和贫穷饥饿还总是处于战火中的地方完全分开了。海地人该怎么办？他们没有暴力反抗的权利吗？又或者，成为难民？尽管新经济殖民主义饱受批评，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意识到全球市场对许多地方经济的毁灭性影响。
至于军事干预。没有美国占领伊拉克，就没有ISIS崛起。没有ISIS崛起，就没有难民潮肆虐。卡扎菲在死前曾说：“北约人，你炸掉了一堵墙，一堵在非洲挡住基地组织通往欧洲的墙，也是非洲移民去欧洲的墙。这堵墙就是利比亚，你们毁了它，你们这些混蛋，想想非洲那些移民，你们将在地狱之火里备受煎熬。”他说的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
没错，挪威存在
欧洲正争取同性恋和女性权利（堕胎、同性结婚合法化等），这些争取的目标是否也应惠及难民，即使他们在水深火热中？
当然，我深知西方女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出口”如何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和新经济殖民主义的工具。（我们都记得一些美国女权主义者通过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来要求解放当地妇女，结果却完全相反。）但是我绝对拒绝承认西方左派应该就此“战略妥协”。
和哈贝马斯、彼得·辛格一起，赖默尔（Reimer）那时指责我支持“一种精英政治图景”——让开明的统治阶层和种族主义者、无知的人对立起来。我看到这时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说得好像我没有一页又一页地批评过欧洲自由主义政治精英一样！至于“种族主义者和无知的人”，不幸的是大部分欧洲工人阶级确实是种族主义者、反移民者。
老左派说“移民比欧洲本身更欧洲”，我也经常用到，但我们必须清楚它具体意味着什么。在我所看的文章中，它意味着移民实现了“迁徙自由”这一原则。但是，这里必须搞清一个地方：自由旅行也是一种“迁徙自由”，但更根本的“迁徙自由”是说我可以在任何我想留下来的地方定居。支持法国加莱难民的公理并不局限于他们的自由移动，而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获得安定，而那些接纳国也要提供帮助”。如今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担保了成员国这种权利，而要求全球化中存在这种权利，就相当于要求欧盟扩展到全世界。
实现这种自由不亚于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为什么？新形式的种族隔离正在出现。在当今世界，商品可以自由流通，但是人不可以。外国人流入带来的威胁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错误的固有原因。这就好像难民希望将商品的免费全球流通延伸至人一样，但是基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限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迁徙自由”关系到资本需要“自由的”劳动力——数百万人牺牲公共生活在血汗工厂拼命。然而全球资本流动与个人迁徙自由出现内在的矛盾：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个人作为廉价劳动力，但同时也要控制这些劳动力的迁徙，因为它不能为所有人提供同样的自由和权利。
要求激进的自由迁徙，正是因为它不存在于现有秩序中？所以这是斗争的好时候？
我的批评者认为难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且对此坚定不移——同时指责我反拉康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但是这种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毫无意义。想要去挪威的难民呈现意识形态幻想的典型案例，这种幻想存有内在的矛盾：他们期待去西方最好的福利国家，但又不愿意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尽管这种生活方式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格格不入。
德国喜欢强调，有必要从文化和社会上将难民融入进来。但是——这也是另一个需要打破的禁忌——有多少难民真的想被融合呢？如果融合的障碍不仅仅是西方种族主义呢？这也是“如果没有挪威，我们必须自己建造一个”的错误所在——是的，但它不会是难民一直梦想的梦幻世界“挪威”。
当地时间2015年11月12日，英国伦敦，数百民众在首相府外参加“欢迎难民”的示威活动。视觉中国图
仪式化的暴力和原教旨主义
我的批评者塞巴斯蒂安·舒勒在攻击我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齐泽克在复习PEGIDA（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这个观点吗？”
我从未说过“我不知道任何阶级，只有欧洲人”这句话。我们应该做的是看穿难民的陈词滥调，就像无产者入侵欧洲资产阶级时说的“失去的只是枷锁”：在欧洲和中东有阶级划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不同阶级如何相互交往。
这就引出了对我的谴责，我呼吁批评伊斯兰的黑暗面时，我却对欧洲世界的黑暗面闭口不提：“学校的十字架又怎么说呢？教会税呢？有着荒谬道德观念的各种基督教派呢？那些宣称同性恋必须下地狱的基督徒呢？”这种谴责很怪异——基督教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并行比较，原本只是媒体过分解读的话题。
尽管如此，让我们回想一下发生在英国罗瑟勒姆的事情：1997年到2013年间，至少有1400名儿童遭受野蛮的性虐待；11岁的孩子被多个罪犯强奸、绑架、被贩卖到其他城市、被恐吓和殴打；“浇上汽油并威胁点燃，用枪威胁，被迫目睹残酷的暴力强奸，并且威胁如果告诉别人下一个就轮到自己，”这些都是官方报告里写明的。对此至少进行过三次调查却最终无果。
一个调查小组称调查人员出现恐慌，因为如果他们坚持追求真相，将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为什么？肇事者几乎全是巴基斯坦团伙成员，而受害者被肇事者称为“白色垃圾”，即穿白色校服的女学生。
反应是可以预测的。很多人将其泛化，很多左翼采取所有可能的策略来模糊事实。表达政治正确最糟糕的是，两篇《卫报》的文章中，肇事者被隐约暗指为“亚洲人”。最后的结论是，这无关乎种族和宗教，而是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事实上，这种反种族主义就是另一种隐蔽的种族主义，因为谦逊地将巴基斯坦视为道德低劣的一方从而不应该达到人类应有的标准。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在罗瑟勒姆事件与天主教的恋童癖之间应该有一个比较。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在处理有组织的——甚至是仪式化的——集体活动。暴力是特定于某个社会环境下的系统的而非随机的行为——它遵循一种模式，传递着一种信息。而天主教恋童癖的原因并不简单，教会试图掩盖尴尬的恋童癖丑闻，通过捍卫自己来捍卫教会内层的淫秽秘密。
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处理罗瑟拉姆性暴力事件，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政治无意识”的巴基斯坦穆斯林青年。这不是一种混乱的暴力，而是具有精确思想、仪式主义的暴力。这样一个青年组织，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化及从属地位，低龄的女孩就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报复群体。应该从法律角度来看，在他们的文化宗教下，防止妇女被暴力虐待是否有立法的空间，而不是单纯指摘伊斯兰教。
许多原教旨主义团体和运动在议事日程的重要事件上严格实行分层性差异，但我们应该在两方面(基督教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用同一标准，而不是恐惧于我们对原教旨主义自由世俗的评论也是虚伪的。
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在欧美是个老话题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取笑原教旨主义是非常普遍的，但这掩盖了真实的问题。真正的功课是建立起“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桥梁，如果没有这种统一（包括双方的自我批评）的阶级斗争，会退化成一个文明的冲突。
欧洲的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在不断增加，极右翼党派试图排斥穆斯林等方式来获得极端保守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让PEGIDA（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组织成为难民唯一面对的出路？
有趣的是，类似的情境也发生在美国极左派代表人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身上，他与佛蒙特州小农户、劳动人民的亲密接触，让伯尼·桑德斯的批评者感到困扰，这些小农户与工人往往支持共和党，伯尼·桑德斯愿意倾听他们的忧虑和烦恼，而不是把他们看成种族歧视的低等白人。
2015年11月16日报道，伊拉克尼尼微省，“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官方网站发布了该组织的极端武装分子在当地作战的照片。东方IC图
威胁从何而来？
当然应该倾听普通民众的担心，但绝不意味着应该接受他们的立场。人民认为威胁来自外部，来自那些外国人。要教人们为了未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可以从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案例来说明这点。
乌迪·阿隆尼导演的新电影《Junction48》，讲述了困境中的年轻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1949年后遗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后裔），这些年轻人日常生活顶着两重压力——对抗以色列国家的压迫以及所在社区的原籍宗旨主义的压力。影片主角又著名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说唱歌手TamerNafar扮演，他曾用音乐嘲笑那些“荣誉杀戮”巴勒斯坦女孩的巴勒斯坦家族传统。
TamerNafar最近访问美国期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唱完他的歌曲“荣誉杀戮”后，一些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学生责骂他，认为它推动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这些学生还补充说，如果有任何荣誉杀戮的发生，以色列应该对此负责，因为以色列的占领，使得巴勒斯坦人还处于原始、贫弱的状态。TamerNafar严肃回击：“当你批评我时，你用英语批判我处于的社会，以此来显示你的激进立场。而我用阿拉伯语唱歌，来保护我们的妇女们。”
TamerNafar扮演的角色不仅在努力争取巴勒斯坦女孩在家庭恐怖下的安全，他支持这些女孩为自己奋斗争取权利。在电影最后，当女孩决定反抗家庭压力区参加音乐会后，她的两个兄弟走进了她的房间，“荣誉谋杀”了女孩。
《黑潮》剧照
在黑人导演斯派克·李的电影《黑潮》（MalcolmX）中有一个精彩的细节，当马尔克姆·X（MalcolmX，美国民权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在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后，一个白人女孩问他，她可以为黑人运动做些什么努力？马尔克姆·X回答：“没有什么。”这个回答的重点不是白人应该做什么，重点是他们应该首先承认黑人解放是黑人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白人自由主义者给予黑人的礼物。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白人才能做一些事情来帮助黑人。
这其中和TamerNafar的观点一致：巴勒斯坦人不需要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充满优越性的帮助，他们需要的是西方左派人士对巴勒斯坦人生活方式的尊重。
难道同样不成立的——比方说博科圣地？对于某些穆斯林来说，妇女的解放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文化破坏最明显的表现。因此，博科圣地，这个能被大致叙述性地翻译为“禁止西方教育（尤其对妇女）”的地方，能够通过抵抗和破坏现代化影响来感知自己，在两性中实施等级制度的监管。
这个谜就是：为什么这些无疑受到剥削、支配和其他破坏性和殖民主义羞辱的穆斯林极端分子，目标却是西方文化遗产中最棒的部分（至少我们这样认为）——平等主义和个人自由？显而易见的答案可能是，这个目标是他们精心挑选的：让西方自由主义者最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不仅实践剥削和暴力统治，而且他们用自由、平等和民主伪装着这个残酷的现实。
穆加贝特定方式的防御在匈牙利右翼总理维克多·奥班身上找到了影子。2015年9月3日，他用正当理由关闭了与塞尔威亚的边境，作为抵御穆斯林对欧洲基督教的入侵，这和奥班在2012年7月说的一样，必须在中欧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系：“我们希望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并不需要发明一种新型政治制度以取代为经济生存而引入的民主制度……合作是一个强制力的问题，而不是意图的问题。也许有不按轨运行的国家，例如北欧国家，但是如果有强制力，像我们一样的亚洲下层社会的人可以团结起来。”
这些讽刺并没有消失在匈牙利不同政见者中：当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镇压1956年反共起义时，被包围的匈牙利领导人不断向西方发送消息：“我们在保护欧洲”。现在，在共产主义倒塌后，保守派基督徒政府站在今天的西欧这边，把西方多元文化、消费主义、自由民主描绘成其主要敌人，并呼吁更多的共产主义新秩序取代“动荡的”自由民主的最后20年。奥班已经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亚洲价值观”例子的同情，例如普京的俄罗斯。
所以如果欧洲对奥班继续施加压力，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象他将发送消息到东边：“我们在捍卫亚洲！”（以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西欧种族主义的角度看，今天的匈牙利人不是中世纪早期匈奴人——匈奴大帝阿拉提的后代，尽管这个名字仍是一个受欢迎的匈牙利名字。）
这两个奥班之间存在矛盾吗：怨恨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京的朋友奥班，和欧洲基督徒的守卫者奥班？不矛盾。奥班的两副面孔提供了证明（如果需要）：欧洲的主要威胁不是穆斯林移民，而是反移民和民粹主义捍卫者。
如果欧洲应该接受这样的悖论，即它的民主开放是以排他主义为基础的。换句话说，“自由的敌人没有自由”，就像罗伯斯庇尔很早以前说过的那样？当然，原则上这是正确的，但在这里它必须是非常具体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挪威大肆杀戮着的安德烈斯·布雷维克在他的目标选择上是十分正确的：他不攻击外国人，但攻击自己社区内对外国人过于宽容的人。问题不是外来人员——是我们自己（欧洲人）的身份。
欧盟目前的危机看似是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但其本质是一场思想政治危机。几年前，欧盟宪法全民公投失败一事，就像一个信号般预示着，在选民眼中，欧盟只是一个“技术官僚”的经济联盟，缺乏可以调动人的任何愿景。在最近的从希腊到西班牙的抗议浪潮发生之前，唯一能调动人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欧洲的反移民防御。
有个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在1968年运动之后，失望的激进左派对恐怖主义的偏爱有些微的复苏。他们提出一个疯狂的想法：只有彻底的灾难（最好是一个生态的灾难）能唤醒群众，从而提供新的动力，以达到彻底的解放。这种想法的最新版本涉及到难民：大量难民涌入欧洲，而欧洲显然已经无法满足难民的期望，这些难民将为此而失望，而只有这些难民的失望，才能振兴欧洲激进的左派。
我觉得这是一种流氓思路。尽管事实上，这样的发展能在极大的程度上推动反移民的暴行，但这一理念真正疯狂的地方在于，这一项目通过从国外引进的方式来填补与丢失的激进无产者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将通过导入革命代理人的方式来取得革命。
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满足于自由改革主义。许多左翼自由主义者（如哈贝马斯）似乎对欧盟的过去有着过于理想化的期待以至于对欧盟目前持续的衰落表示不满：他们哀叹着“民主”的欧盟的损失，但实际上，这种“民主”的欧盟从未存在过。最近的欧盟政策，如那些对希腊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只是为了使欧洲适应新的全球资本主义而孤注一掷。
但在这里，我更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悲观主义者。我最近在德国最大的日报《南德意志报》上回答读者关于难民危机的问题。迄今为止最吸引我注意的问题是民主，但伴随着右翼民粹主义分子的扭曲：安格拉·默克尔邀请成百上千的人进入德国，作为她最著名的公众号召力，这是她的民主合法化吗？是什么给她权力让她在没有民主协商的情况下给德国带来这样巨大的变化？我的观点当然不是支持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而是明确指出民主合法化的限度。
这同样适用于那些主张激进开放边界的人。他们意识到了吗，由于我们的民主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民主，他们的需求等于中止——没有实行有关人口的民主协商，就对国家现状施行一个巨大的改变。（当然，他们的回答将是，难民也应该赋予投票的权力——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能作为难民已经完全融入国家政治体系情况下的一种衡量）伴随对欧盟决策透明化的要求，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担心的是，由于许多国家的大多数公众反对削减希腊债务，使欧盟公众谈判者代表着这些国家提倡对希腊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我们在这里又遇到老问题：当多数人倾向于投票支持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法律时，民主会怎样？我不惮于得出如下结论：解放政治不应该被合法化的正式民主程序约束先验。不，人们往往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或者不想得到他们知道的，或者他们想要的只是错误的东西。这里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一定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本文《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左翼必须欣然接受其西方激进的思想根源》，11月16日发表于政治网站InThese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