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瑞象馆 文：张涵露
某媒体编译了齐泽克对巴黎暴力恐怖袭击的回应文章，并将推送消息的标题定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有什么问题》[1]，精准地掉入了文章想要揭露的陷阱。随着国内批评话语日益与西方连通，政治正确成为了许多作者和媒体的矛头所指，可什么是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这个词组本身携带了对词义所指对象进行批判的意味，因此，对政治正确的批评太容易了：只需丢出这四个字，摆事实讲道理都省了。按照原语境来理解它的含义，“政治正确”者为了避免用语或行为不冒犯他人或某一社会群体而小心翼翼，礼貌过头，有时甚至使用双重标准。最为老生常谈的政治正确就是“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这个说法——人们担心“黑人”这个说法会造成种族歧视。
“政治正确”的广泛使用出现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美国，那个时期的西方刚刚经历了各种平权运动风波，而政治正确往往正是关于种族问题、性别不平等、殖民主义等，这些议题都是七十年代平权运动的最前线。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正确”是一种矫枉过正，抨击的是避重就轻，防止因话语上的规避而忽略了实际问题。而我们在中文语境中使用“政治正确”时，跳过了原批评语境中矫枉过正的意图，更跳过了对实际问题的关注。这其实是种偷换概念的惰性：我们批评对公正（或平等、契约精神、多元主义等）的过度强调，似乎便可不思考公正本身，结果必定是混淆的：究竟是在批评过度强调公正还是在批评公正本身？
这种混淆还体现在世界各地对看似象征了“西方价值”的社会议题的本能抵触。“同性恋运动被视作为全球化的文化影响，以及全球化进程破坏传统社会观念和文化形式的罪证，于是反对同性恋的斗争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反殖民斗争。”[2]实际上，为恐同和厌女辩护与反殖民（政治正确）一点都没有关系——齐泽克指出，几乎所有（包括来自西方的）原教旨主义都存在对同性恋的不容、对女性的压迫。平权意识不能被妄断为西方影响。
我们常常先学会反政治正确，再理解政治正确；正如我们先学会了艺术中的机构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再理解一个艺术机构的必要使命和职责。然而这种“跳跃”（从一个角度看），或者“延迟”（从另一个角度看），并不能为我们省去时间。如果有捷径的话，那就是思考“政治正确”这个舶来话语在本土政治环境中可以意味什么？
在巴黎屠杀事件中，对政治正确的批评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共鸣。“你看，多元主义给欧洲带来了什么？”事实上，齐泽克认为，是对真正的（有原则，无愧内心的）多元主义的坚守失败，而非多元主义本身，造成了这一系列悲剧。民粹主义话语打着批评政治正确的掩护，在难民危机和这次巴黎暴恐中达到高峰。这种呼声越大，“政治正确”者越愧疚，距离消解危机的可能性越远，整个欧洲政坛一旦严重右倾，全面性的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而面对远方的残酷事件——正如这几天我们所经历的——该如何反应？苏珊·桑塔格认为当我们观看远处战争的报道，尤其是摄影图像时，其实巩固了一种侥幸心理：“幸好我不在那里！”[3]这种侥幸是人之常情，但桑塔格想要揭示的是：图像中和了我们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这种心理使得对暴行的谴责成为了冷漠的例行——一种伪批评，正如对政治正确的批评是一种伪批评一样。
说出政治正确四个字太轻易，对远处苦难的评论太容易堕入伪装的正义，而自巴黎事件发生以来，不难发现，舆论的受众可能是极被动，极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写作者能做什么？大概如上文提到的两位作者所做的那样，限于一种类似诊断的工作。
注释：
[1]而原标题为《从巴黎袭击中觉醒及左派必须坚守其激进的西方根源（In the Wake of Paris Attacks the Left Must Embrace Its Radical Western Roots）》
[3]详见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