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天中土

帕沙•查特吉：为什么我支持抵制以色列机构
帕沙•查特吉 著
王立秋 译

在印度的机构教了一辈子书，并且，在美国大学也教了大约二十年的书后，我在这个从大多数美国人类学家的视角来看有些异乎寻常的问题上，是有一个立场的。我的政治观是在我在那个一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之典型的国家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我是和散布在我周围的，形形色色的殖民统治印记一起长大的——这些印记包括：殖民总督和将军们的骑马雕像，参与者全是白人的运动俱乐部和游泳池（缠头巾的守门人会轰走当地的年轻人），一排排名叫麦金农和麦肯锡(McKinnon and McKenzie)或怡和与亨德森(Jardine and Henderson)的办公楼（据说，这些办公楼顶层的高干们的皮肤在那时还是清一色地一片雪白）。我上的小学是一对英国夫妇办的，我们的印度老师在每次学校有比赛的时候都会例行公事般地给他们的儿子——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斯蒂芬·哈特利——颁发最高奖项。自那时起，无论我去这个国家的哪个地方，我总会看到殖民者优人一等的迹象。
我最初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得知欧洲犹太人的命运的。在童年的某个时候，我听到了notunihudi——新犹太人——这个词。它很可能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我听说，这个词指的是像我们这样，被赶出我们在孟加拉东部、如今已成为另一个名叫巴基斯坦的国家的一部分的故乡的人。我的父母都来自那个地方。每隔几个月，我早上起床的时候都会发现屋子里全是陌生人——巴基斯坦来的亲戚们会在我们家住上几天，然后再搬到一个更稳定的住处。我听说，我们就是新犹太人——我们是难民，被迫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
后来，我在学校里读到了纳粹与二战的历史。我读到了犹太人被迫害的故事。我们的英语老师告诉我们，只有在共享欧洲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理解（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这个人物。在那时，我还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得知了种族主义在欧洲的漫长历史，那是一段用同一条仇恨和傲慢的锁链，把欧洲的犹太人和东方人以及非洲人绑在一起的历史。

我也发现了为什么比我们年长的，来自东边的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印度教难民这么喜欢把自己拿来和欧洲的犹太人比较。他们不断地指出，后者代表着欧洲智识与文化生活的精华。一些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在仇恨犹太人的欧洲种族主义者的驱逐下被迫流亡。当然，他们会很快补充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身为孟加拉东部的智识精英的印度教徒身上；他们被无知的穆斯林农民及其顽固的领袖號夺、驱逐。不久之后我就在这个（他们惯用的）比较中认出了带有宗教仇恨色彩的阶级成见的迹象。而且甚至更加令人困惑的是，我发现，被驱逐的犹太人竟然在追求——英国也许可了他们——在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地建立一个国家。在从青春期到成年这段时间里，我意识到，在政治的世界中，很少有东西是非黑即白的。
然而，判断还是要做的。关于巴勒斯坦，我的判断是清晰的。来自德国和东欧的犹太人，在美国和西欧受到了好客的款待。然而，他们却坚持要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于是他们向英属巴勒斯坦领土迁移，并且在英国人离开后，开始夺取巴勒斯坦人民据以为家数世纪之久的土地，把巴勒斯坦人赶进了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营。我还记得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引发的那场战争——那是可悲的英国贵族佬为保守其殖民帝国的残余而做出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自那时起，美国就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守护天使，在此过程中，后者（即以色列）逐渐以一个军事大国的姿态在该区域崛起，还配备了它拒绝承认自己拥有的核武。更糟糕的是，它变成了一个只以保护一部分人口——犹太人——为目的，而把它的阿拉伯裔公民当作低贱的野蛮人来对待（它认为他们快速繁殖的家族和在协助跨境敌对势力上的主动有使犹太民族覆灭的威胁）的安保化国家。以色列持续修建高墙来加强对犹太人口的防卫，强行推行无情的通行与安检机制（每个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或巴勒斯人每天都不得不和这些程序打交道），并忽视一切国际规范，不断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犹太定居点，以达到永远阻遏巴勒斯坦建立主权国家，不让这样的国家有丝毫机会出现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不需要动用什么学术知识：我继承的常识，就告诉了我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这（即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是殖民统治，也是种族隔离，而二者都基于野蛮暴力的行使。

在我的个人能力范围内，我一直在抵制以色列机构。尽管我在以色列大学里也有一些朋友，但我绝不同意去以色列。几年前，在我被邀请出席我的一本书的希伯来语译本的发布会的时候，我算是遇到了那么一个痛切的时刻。我很难拒绝我的以色列朋友的真诚的邀请，我知道，他们也深深地讨厌并积极地反对他们的政府的大多数政策。但一想到要去以色列使馆申请签证，要通过以色列移民局的审核，以及，谁知道呢，在检查点和路障回答问题，我就不由得想把事情往后拖。对我来说，这种迟疑带来的一个不幸的后果，是我也不能接受来自巴勒斯坦机构的邀请。但除此之外，一个像我这样的个体，又能以怎样的方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表示我拒绝服从以色列当局的明目张胆的殖民协议，以接受我的巴勒斯坦朋友们的好客呢？
为防止被指控持双重标准，我必须赶快澄清这点，那就是，我并不是没有看到在我身为一个公民所处的那个国家中，殖民者优人一等的种种迹象。印度各邦我都去过，除了以下两个——克什米尔和特里普拉。不考虑我的政见，我知道，克什米尔街上的人们会把我看作另一个“印度人”——也许，是一个出来寻开心、不关心当地人民疾苦的游客，或者更糟糕，是一个前来执行邪恶的、安全相关的任务的可疑人物——仅此而已。这些推测我是不会舒服的。而特里普拉呢，则是一个甚至在印度其他地区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注：即更不用说国外了）的地方，它的处境和以色列很像。它是英属印度的一个土邦，居民几乎全是土著“部落”民。在独立后，特里普拉邦实际上已经被东部的巴基斯坦来的孟加拉印度教徒给侵占了。在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领导下，野心勃勃的孟加拉农民把土著民赶进了深山老林，他们砍倒森林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这片新土地上开始一种农业的生产方式。确实，在特里普拉长期掌权的G。C。D也尝试过和土著民沟通，但人口统计学的事实实在是太过于严酷以至于不容忽视了：土著民现在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主导该邦的那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在族群上说，是我的人民。于是我也给自己下了一道禁令，禁止自己去特里普拉。

在这里，我在补充几句相关的话，即，当前印度的执政党信奉一种右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经常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在宗教的基础上强烈断言自己的文化认同，毫不妥协地反对政治伊斯兰提出的威胁的国家的范例来说事。在基于来自以色列的大额国防采购和安全协助的日益密切的纽带的刺激下，印度政府也已经在试探性地收回它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上对巴勒斯坦事业的，传统上的支持了。这也使我更加地厌恶新德里的当局。
我经常听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抵制要实现的是什么？我记得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英国大学展开抵制南非的运动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同样的问题。要说抵制运动最终导致了种族隔离政权的终结，那就太过了。但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抵制运动在公共媒体、运动场、客厅、酒吧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地方带来的激烈辩论，在使人们摆脱他们自怡自得的无知与冷漠的立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真诚地希望眼下这场抵制运动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