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洋:当新款轰炸机从我的头上飞过
发起人:小白小白  回复数:0   浏览数:684   最后更新:2015/10/28 17:04:41 by 小白小白
[楼主] 小白小白 2015-10-28 17:04:41

来源:艺术界LEAP


阿斯巴甜,《和平鸽》


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留下了众多精彩的历史时刻。远在海外的艺术家小组阿斯巴甜通过网络观看这一盛典完成了一系列图像观后感。

阿斯巴甜,《握手》

阿斯巴甜,《五彩》

阿斯巴甜,《大家来找茬》(戳大)


当新款轰炸机从我的头上飞过


文/尤洋


那天我正在南三环父母家阳台上喝香片看前一天的《北京晚报》,表妹冲过来喊“快看飞机来了。”伴着轰鸣声空警-2000、轰6K、歼11鱼贯而过,队形依稀未散,阳台玻璃窗有一些抖动。当新款轰炸机从头上飞过,一时分辨不清是激动还是紧张的感觉。仅从感官记忆来讲,这种场面我目睹过两次。


我在一个叫做六部口毗邻长安街的地方长大,往北50米是中南海往南走10分钟经过著名烤鸭旗舰店就到了北京最悠久的画廊街,附近居民在电报大楼的整点敲钟声中养成作息规律。每天傍晚钟声敲响8下的时候,我家雷打不动的散步路线是沿长安街东至广场一个来回。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傍晚,第一次看到整齐的武装车队驻扎在我家院子门口。军人很和善,也大方地让很多80后第一次吃到军备压缩饼干。而第一次听到“轰炸机”这个概念也是那个晚上。这些活生生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博物馆中的陈旧装备不同,他们让小孩子愉悦,让大孩子们紧张。当然愉悦的有效期也仅终结在那个晚上。


第二次看到整齐的军备应该是在1994年10月1日。我搬到崇文门,另一家著名烤鸭旗舰店的隔壁。飞机驶过的时候,从六楼窗户望过去能看到飞行员的墨镜和臂章。视觉上的新奇感倒不如随之而来的一丝失望更强烈。这些歼击机、直升飞机、轰炸机的款式看起来和博物馆内的并没有明显的不同,甚至连轰鸣声也没有想象中惊人。作为现场观众,我和同学本来预备好激动的情绪,但事实上这次阅兵作为谈资连中学课间的第三天都没有撑过。和今天不同的是,1994年几乎没有人在抱怨交通管制、加工厂停工的不便。


9月3日,媒体习惯性地用“盛大”来描述长安街反法西斯七十周年阅兵。阅兵前后,官方和民间通过各自的媒体渠道对阅兵进行了解读。后网络自媒体时代,几乎每一次官方主导的社会事件都会在民间引发激烈的讨论。我们姑且不去谈这些讨论是否能够起到启智的积极意义,仅就逻辑而言,无论是利用阅兵歌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是批判资本主义化,还是表现得漠不关心,都会陷入到自我两难的局面。对于国家意识而言,社会的发展根基来自于稳固世界观和道德因素所保障的个人认同和集体意识,同时以政治手段(包括阅兵行为)来保障领土主权和经济持续增长。但对于处在后工业化社会阶段的个体而言,曾经的世界观和世俗知识都不足以支持民众理解和认知当下时代,同时并没有一种新的规范结构样式即时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强调经济发展速度和乡村城镇化的指导思想桎梏着整合社会价值形式的效率,而市民社会又本能地对期待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做出反应。前不久读到青年学者杨庆祥一篇文章,其中论述“小资产阶级意识”已经构成市民中新一代中坚力量的主流形态。然而这种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按摩只存在于肥皂剧和时尚的购物场所,梦境中的人们随时会惊醒,随时被今天愈发缺乏情感温度的都市节奏活生生拉回到现场。当一个社会无法有效整合和实现价值观时,社会事件只能成为一种触发意识冲突的景观,这个过程中事件的精神被简化成非黑即白的表象,纠葛其中的复杂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个体听众难以意识到其价值的深刻。


现代社会的民众总是不断提出新的合法性要求,迫使着政治手段的进阶。阅兵映射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公众而言,今天的国家利益是否依然高于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来自于对外部环境的生产力和对内部环境的社会化。生产力与科技水平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十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化实践是在以国家为名义的行政疆土地理框架下展开。阅兵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所展示的是国家防卫和军事打击能力,军事科技和生产力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同时今天跨国企业和跨国品牌的崛起使得消费者的地缘性不断模糊,我们与其说年轻一代民众漠不关心政治,倒不如视作新形态的消费者导向的民众,在全球信息轰炸的时代下,其实现自我精神诉求的依靠逐步从国家意识转移到品牌意识和阶层归属意识。


不要忘记历史上中国刚刚步入现代社会的阶段,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已经警醒过社会发展的现代意识形态要突破民族主义的桎梏。即使是被宣传成向往民族主义革命的鲁迅,在1903年的《破恶声论》中也提出“兽性的爱国主义”,后又厌恶地提到“他们所谓的革命,其实是民族的革命”。那么这个时代是否要求我们更要具备一种超越民族性国家的眼光?民族平等意识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基础条件之一。构思本文时我正在伊斯坦布尔军事博物馆历数这座伟大城市发生过的战争,也不禁想起1989年东德国庆盛大阅兵一个月后发生的事件。对于当下的中国是一个貌似强大、拜物的盛世,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努力尝试改变这块疆土上几千年来汉族文化压抑少数民族文化的惯性,甚至在阅兵后的官方媒体发布会上,发言人首次以“人道主义”为名解释此次裁军动机。


今天我早已搬离了市中心区域,对二环以里的关心程度远不如黑桥村的停车费纠纷或者环铁又一次收到拆迁通知。我的一些朋友同样拒绝融入今天的都市生活,而是选择在城乡结合部度日。一方面我们得益于社会发展为个体带来更多的选择权利,即使我们生活在边缘但只要有网络就有全世界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在警惕今天社会环境的动荡和对思想多样性的抹杀。除去艺术工作者,占据城乡结合部主体人口的居民来自城镇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并不依附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更多放在自身的生存诉求。我同样无法预设他们如何看待阅兵这一举国盛事。城市依然在不断的扩张,叫做望京的区域早已是这个庞然城市新兴起的中心之一。我们可以不断地寻找城市的临界点,但是也几乎可以预设,随着临界点的外延,暗涌会愈加强烈。看似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下,9月3日已经过去。我并不希望阅兵的遗绪全部随着飞机的轰鸣声散去,总期待会在人们的心里留下点什么。


阿斯巴甜,《大家来找茬》-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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