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冰来源： LCA

徐冰与雅克·德里达 2000年

　　第一次知道德里达这个名字，是在一篇评论我艺术的文章上，但忘记了是哪一年。从那以后，我发现许多中外学者、艺评家、学生论文都爱用德里达的理论来分析我的艺术，特别是《天书》那件作品，我把汉字拆解后组合成了一种谁都读不懂的伪汉字。在文化人言必称德里达的年代，套用“解构”理论来“解构”《天书》太合适了。既时髦又深刻。“Derrida”这个发音和“德里达”这三个汉字，对文化人来说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完全是一个又耳熟又难懂的理论符号，熟悉到了一个已经感觉不到内容的程度。

　　这么多人爱把我做的事与这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德里达”扯到一起。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不行，我要把“德里达”把“解构”是什么搞清楚，否则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但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把任何一本他的书从头到尾读完过。他的理论到底是什么，越读越不清楚。有时觉得懂了，但多读几页后又有点云里雾里了。有时向懂行人请教和讨论，一时会觉得：噢，差不多是这么回事，但过一段时间扪心自问：德里达的思想是什么呢?除了“在场”、“踪迹”、“回归异延”、“他者的语言”之类一个接一个的概念外，更多的就说不上来。他的对既定结构的消解与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颠覆又好像是一回事。他又说：“解构是对生命的肯定”。这与“禅是对生命的肯定”有什么不同呢?我知道事情一定不是这么简单，但这些对我来说只能是似是而非了。算了。也许我的思维不适应西方这套严密的颠过来倒过去的方法。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得有点复杂了。我想，我是真正的东方人，读起中国哲学、禅学这套东西都觉得舒服得很。当然这里也有玄的东西，但我天生不怕“玄”就怕“绕”。绕不是不好只是我不习惯，东绕西绕就给绕乱了。玄多少心里还有点儿底。我爱读铃木大拙的书，特别是他的一些带有禅入门性质的小册子。随手翻开任何一页，都能读出一些感觉来。有感觉是因为不是从书中知道了什么理论，而是感觉到又说不出的东西被他说出来了。所以才会有舒服的感觉。有一段时间我出门都要带上他的书，有点像那年头去哪都带着毛语录。自从有一次在一本书上读到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我对西方哲学的不安才有所缓解。他在读了铃木的著作后说：“这正是我在我所有著作中所要说的。”这之后我心里踏实多了。

　　2000年我接到一封纽约首府Aelbin公共图书馆的信，说我们在秋天准备搞一个题名“书的结束”(Book Ends)的展览及研讨活动。其中将有一个包括Gary Hill等六位艺术家的联展，和你的一个个展，因为你在这方面做过许多作品，为此我们会把德里达请来与你做一个研讨活动。我不相信是这个符号的德里达，她说就是这个德里达。

　　研讨会是在10月的一天，两组讲演围绕我的艺术和德里达的理论。我被安排在下午，会议主持，Bernstein教授做了关于我和艺术的发言，并说了为什么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带有介绍性质。我做了题为“在视觉与书写之间：关于我的艺术”的讲演。之后有三位学者联系我的作品分别读了论文。德里达的讲演在晚上，David Will教授做了对德里达最新著作的介绍。接着德里达做了“书的结束：数字档案时代的到来”的演讲。随后也是三位学者就他的讲演做了发言。坐在我边上的U.C.Berkeley的博士生Nancy(也是我这组的一个发言者)对我说：“今天来了很多人，是因为你和德里达在一个房间里。”她这么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我可没有这么重要，我说：“完全是因为德里达。”

　　我坐在最前排，我看上去聚精会神，我其实是在欣赏他讲演的风格。Nancy问我：“你听得懂吗?”我说：“听不懂。”她说：“没关系，我也听不懂。”德里达在讲台上真的有现在年轻人爱说的“酷”的感觉。一头白发，脸上的肌肉属于比较硬的那种。适用大量艰深的词句，一口法语腔很重的英语，有时讲着讲着真的一段法语就出来了，不管下面的人是否听得懂，他总是语气坚定地往下讲。总之，听他讲演，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自己的听力怎么这么差。

　　讨论结束后我上前与他打招呼。走近他时我发觉，他在台下与台上的感觉不太一样。他属于那种不爱说废话的人，总有一点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的感觉。说出来的话语气是通俗的，我的听力也好了许多。他说：“我看了你介绍的作品和展览，很特别，我喜欢那个蚕吐丝包裹手提电脑的那个作品，这个作品说了很多的意思。我是否可以得到一份这件作品的录像资料，我要把它写到我的书里。”我说：“手提电脑叫Power Book，也是一种书。”他点头。我知道我展览的策划人安排了他在我的展厅亲自教授当地的小学生写我的“英文方块字书法”，但他并没有向我提到这件作品，也没有提到和他的“解构”这么有关系的《天书》。我猜想，由于我的中国语法的英语，他一定也没听懂我的讲演讲了些什么。我告诉他：“很多人谈论我的作品都会用你的理论，特别是那件叫《天书》的作品。”我还补充了一句：“就是刻了很多假字的那件作品。”他只是点点头，看来他对别人引用他的理论早就习以为常了。我接着说：“其实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你的书，不懂得你的理论，如果我当时懂了，也许我就不会做这些作品了。”他还是点头但开始有些笑意了。这时有人过来给我们照相，我注意到他只要一面对镜头，总是做出一个姿势和表情，这时我开始感到德里达并不是一个哲学符号，也是一个拥名自重的人。但这之后当我继续在各种文章上读到“德里达，德里达”时，当我收到他的差不多一样姿势和表情的那些照片时，他像是又隐回到那个符号中去了。

　　前不久我们在整理工作室，一位助手交给我一个写着“To :Mr. Jacques Derrda”的信袋，眼神像是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他已经去世了，那时他让我寄些材料给他。”他问：“你怎么没寄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一直就没寄。”我确实干事有些拖拉，有时越是觉得重要，应该做的事情，就越慎重，就越不轻易去做。我想一定是因为“德里达”这三个字的份量让我始终没有把这份东西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