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惊奇的房间

艺术，我们称之为艺术的那个东西，首先是各种商品的总和。今天我们谈艺术，大多谈的是那些在画廊，空间，艺博会上展示销售，不断处于交易流通中的艺术品，特别是那些高价作品，这是媒体和信息永恒的话题，大众乐此不疲的也正是这些。另外还有一种艺术，一种即将到来的艺术，一种全新的艺术，一种艺术家渴望达到的艺术。一旦这样的艺术被创做出来，所有的观众都能接受并认可它，因为它是如此完美且富有创造。哪怕只要有一个观众对它抱有质疑，也会使艺术家脆弱的神经蒙上一层阴影。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艺术，一种是即便不懂专业的大众也非常确定的艺术和另一种即便是艺术家本人也非常难以确定的艺术。这样看来，前一种艺术就是一种过时的艺术，它用它的过时完成了它的流行和通俗，最后成为具有交易价格的商品。而后一种艺术因为它无法把握的不确性却伴随着与日俱增的强烈的创作渴望，成为时刻煎熬艺术家的夏日烈焰。艺术家越是接近它就越是危险，里尔克曾写道：“艺术作品始终是冒险的产物，是一种把自己逼到无路可走的极端体验的结果。”为此，梵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他死后的衣服口袋里人们发现他写下的纸条：“啊，说到我的工作，我把整个自己的性命都赌进去了，我的理智已经有一半融化在里面。”

为了接近并达到这种艺术，艺术家甘愿冒险并把自己的性命都赌进去。显然这种艺术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和计算的艺术，同时，理智也无法去判断和解释它，就像罗斯科始终怀疑自己的作品一样。但是这样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诡异之物，艺术家却为之疯狂，那么问题依然是：可以用生命去赌的艺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

一直以来，艺术家希望能创作出举世震惊的杰作，就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在清晨的霞光中震惊了所有的佛罗伦萨市民。然而，这样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自从现代主义被有意识的强调之后，艺术家无论创造什么，迎来的首先不是赞美，马奈被敌视，博伊斯被愤怒的观众揍的鼻孔流血。现当代艺术都是在一片诅咒和猎奇的唏嘘之声中亮相，观众被震惊不是因为作品的和谐完美而它的离经叛道，这就是巨匠时代和英雄时代的本质区别。巨匠崛起于相同的手艺人之间，英雄却出自于支离破碎的个体之中。巨匠通过他精湛的技艺征服同类人，英雄却用他的不同挑战同代人。与众不同，这是现代主义英雄的命运，也就是梵高们前仆后继所追求的东西。如何的与众不同，也就是说如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作品，创造出那个有别于其它艺术的独特作品。于是，就像古典艺术家的创作符合和尊重古典标准一样，创新成了现代文化特别苛求之物。

对于创新的追求通常与现代宏大的改革方案有关，对于人类新的生存状态的设想和对新的历史开端的期望促使人们作出激烈的改革。现代性渴望建设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社会，即其在政治上实现社会主义，在文化上实现现代主义。这也就不难理解马列维奇，加波，塔特林为什么要留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布鲁东等法国超现实主义团体集体加入G。C。D，而毕加索1944年也加入G。C。D这样的事件。所以，创新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不但是个确定的事件并且有最终幸福完美的结果。至于什么时间达到这个结果，只是个时间问题，即经过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最终那个天堂般的共产主义必将到来。

因此，创新是极度意识形态化的，它与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有关联。深受马克思《G。C。D宣言》的感染和启示，现代主义者力求激进的艺术创新，并且宣称自己创新的艺术是最高级的艺术，也是最终的艺术，就像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级也是最终的社会形态一样。因此上，我们看到风起云涌的现代主义艺术史就是各种振聋发聩艺术宣言史，至上主义宣言，未来主义宣言，超现实主义宣言等，并且每一种艺术宣言和主张都宣称自己代表了最高级的艺术，白方块才是宇宙之间至高无上的纯艺术（马列维奇），平面性才是绘画最大的特征（格林伯格）等。尽管每一次宣言都慷慨激昂，斩钉截铁，但仍摆脱不了迅疾被另一种宣言所代替的结局。洞悉后现代主义思维的安迪•沃霍尔道出了这一现实：每个艺术家成名十五分钟。这并不是说每个艺术家都能成名，而是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艺术家所追求的那个“新”还没确立就已经陈旧了。

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破灭使得今天的艺术家意识到创造一种全新的艺术是不可能的了。继放弃了古典神的恩惠和现代超人的坚定判断之后，后现代的艺术家意识到自己能做的只能是在自己兴趣范围之内做出一点点不同而已了。其原因一方面是面对庞大繁复和琐碎的社会文化问题，艺术家再也没有一种整体能力去把握了；另一方面，艺术的边界，语言和媒介等空间已经被不断开拓之后，想要在艺术语言和材料方面另辟蹊径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自现代主义追求艺术自律以来，艺术现在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艺术家却体验到了一种最根本的分裂，一边是自由创作的意志，但另一边是贫乏无奇的创作内容。艺术要有突破，哪怕作出一点点不同，只能在自己内部深渊造成的眩晕中寻找出口。

为了找到这个出口，艺术家不得不做准备工作，就像运动员热身一样。以往，艺术的准备工作无非就是学徒反复的训练手上的功夫。但在今天，为了创作的准备变得非常庞杂而又具体，特别是那些美术馆或者是双年展、文献展上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或者是介入性项目，仅仅依靠艺术家个人是不够的，它往往需要一个团队来配合完成。大型装置、文献性作品亦如此，它可能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来做准备。那些以研究和调查为主的艺术家，不得不长年累月的耗费精力在各种资料的搜集、准备和整理当中。

但这样的准备都是指向一个时间的结点，即一个外在的展览时间，它有明确的起点，也有着确定的结点。如果一件作品是为艺术空间或者是双年展准备的，那么随着展览的开幕，准备也就宣告结束。但还有另一种准备则是艺术家的宿命，它是与生俱来的、天然的，也是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的东西，必须的，那就是作出能让人记住说的出的作品。为了这样的作品艺术家不得不做长期的准备，乃至一生默默无闻的准备。

事实情况往往是，我们还没准备好，留给我们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如果没有那个规定的截至时间，我们一直在准备，一直会准备下去，直到永远，如果有永远的话。所以，准备是一个非常当代的时间，准备的目的是为了一个完美的未来，一个幸福的结果。所以为了即将到来的幸福，我们不得不做当下的准备，将自己放在一个抉择，判断，纠结，忧郁或者是积极，主动和豪迈的准备行为中。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但今天我们对共产主义不在抱有希望，准备也就变成了无头苍蝇行动。这就是准备的悖论性，一方面我们准备是为了一个好结果赶快到来，另一方面我们却一直没准备好以至于无限延误哪个美好结果的到来。时间会一直延续下去，但将要到来的并不能保证是更美好，或许是更残酷。

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晚年的时候想创作一部小说，他为这部小说做了大量的准备，将这个愿望当作计划加以期待，最后甚至宣布这部作品的名字为“小说的准备”。但这一准备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如愿完成，究其其原因在于他想写一本超越所有小说的小说。在他看来，其它小说都是有现实故事，有思想内容的，而他则主张取消现实和内容，只为小说的语言形式负责，这也注定了罗兰·巴特这一文学乌托邦理想的必然结局。但这并不是说罗兰·巴特的工作是徒劳的，作为愿望的结果，是落空的；但作为过程的准备，它足以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将理论、研究等纳入到小说的范围之内；同时他以他自己的亲身实践凸显了反人本主义伦理学的内在困境。

今天艺术的创作也遭遇着同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放弃未来的完美的承诺，将目光对准当下的准备，因为我们的准备是如此现实而又谎谬，如此渴望而又难以确定，准备本身已经成为了艺术。同时我还想要说的是，把那些庸俗的、流行的、工艺品的、商业的艺术祛除在艺术之外，因为它们提供不了什么让人思考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要将理论、研究、调查、事件、策展、媒体、空间等视为艺术创作本身，因为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艺术做准备时候已经将自己变成系统化的东西而成为了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