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2015年9月，黄永砅带着从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MAXXI的国际巡回展作品来到了北京红砖美术馆，以此作为该巡回展的第二站，主题为“蛇杖II”。世界三大宗教的各种隐喻，充斥于整个展览之中。如果说在罗马的展览“蛇杖I”是以宗教对抗为焦点的话，那么“蛇杖II”在北京则“将靶子转移到本土和全球社会权力关系重组的主要动机：领土争执”。领土争执与“反建制”概念息息相关——在曾经确立建制的版图之上进行争执。从“蛇杖I”到“蛇杖II”，地域改变，语境改变，展览空间也发生了改变，黄永砅借用这些变化，在红砖美术馆对作品进行了重新组合分区。

▲ 艺术家黄永砅，1956年出生于中国福建，上世纪80年代与友人创立“厦门达达”，自1989年起生活、工作于巴黎。其作品于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芝加哥当代美术馆、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上海双年展等世界重要的美术馆及双年展中展出。（图片来源：arth120aagroup7.wordpress.com）

那位喜欢在创作中搅动不同文化命签的“占卜者”黄永砅又出现了。2015年9月，他带着主要从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MAXXI的国际巡回展而来作品来到了北京红砖美术馆，以此作为该巡回展的第二站，主题为“蛇杖II”。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中的各种隐喻，充斥于整个展览之中。

展览主题“蛇杖”的典故，在世界若干文明历史中有着不同的记载，此次“占卜者”黄永砅掷出的是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经书《出埃及记》里关于“蛇杖”的典故：当摩西被上帝差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害怕不敢承接这一使命，上帝便命令摩西把手上的杖丢掉，杖一丢就变作蛇；上帝再命摩西伸手拿住蛇尾，蛇又变作杖。

▲黄永砅 《蛇杖》（2014）源自基督教和犹太教经文《出埃及记》

黄永砅借这一典故创作了展览主题的同名作品《蛇杖》。该作品位于红砖美术馆展览空间的核心，由一段延伸四十多米的铝制“蛇骨”组成，从地到天，蜿蜒盘踞于展览空间内，蛇头向下。若从《出埃及记》的典故来看，这似乎恰恰是摩西将杖丢下，杖变为蛇，蛇还未完全落地的场景。从整个西方以基督教为根基的文化渊源来看，蛇变为杖可隐喻为神和人的创造与建制，而杖变为蛇则可隐喻为人打破神的建制而违规犯罪。黄永砅的蛇杖，恰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总体趋势则是向下“堕落”的。

“堕落”意味着一种“反建制”，而“反建制”这一概念，在展览开幕同期举办的以“领土争执”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中，被反复讨论。在策展人侯瀚如看来，如果说在世界宗教“首都”罗马的展览“蛇杖I”是以宗教对抗为焦点的话，那么“蛇杖II”在北京则“将靶子转移到本土和全球社会权力关系重组的主要动机：领土争执”。领土争执与“反建制”概念息息相关——在曾经确立建制的版图之上进行争执。从“蛇杖I”到“蛇杖II”，地域改变，语境改变，展览空间也发生了改变，黄永砅借用这些变化，在红砖美术馆对作品进行了重新组合分区。

▲黄永砅《羊祸》（1996）由疯牛病事件引发创作

“反建制”的倾向，由《蛇杖》起首，蔓延于整个展览。曾经蜿蜒于法国海滩的《蛇杖》，在这里越过了由疯牛病事件引发创作的作品《羊祸》。《羊祸》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150个被裹着羊皮的竹竿装置，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古代神话《山海经》里长着牛头猪耳四角的食人怪兽。由于“蛇杖”的介入，《羊祸》更容易让人唤起基督教《圣经》的典故。羊在《圣经》中常常被隐喻为信徒，他们需要牧羊人耶稣的带领。而150只羊对着牛头怪兽的场景，很像是《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离弃上帝，拜倒在自己用手所造的金牛犊面前的场景，只是人变作了羊，金牛犊变成了牛头怪兽。这是圣经历史中首次出现的人离弃神拜偶像的事件，当日被杀的百姓约有三千。基督教认为大多数的灾难都与人离弃神而犯罪相关。那么疯牛病灾难的发生，究竟是人祸还是羊祸，抑或是牛祸？这个原本有着多重隐喻的作品，由于“蛇杖”的介入，产生了新的意义。

▲黄永砅 《工地》（2007）伊斯兰教的宣礼塔被斜躺着放置于厚帆布和金属脚手架之间

作品《工地》和《不坐亵慢人坐过的座位》，则在另一个展厅中营造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与对话。《工地》的中心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宣礼塔，伊斯兰教宣礼员通常一天五次在这塔尖上呼召信徒祈祷。而这个宣礼塔却放下了崇高的身段，斜躺在一圈厚帆布和金属脚手架中间，塔尖向外，好似一个准备向外发射炮弹的坦克。厚帆布与脚手架的引入，源于圣菲亚大教堂圆顶的整修工程。这一教堂原本是基督教教堂，于1453年变为清真寺。教堂四个角落的四座宣礼塔改变了这个建筑的原貌。而《工地》的一旁，一个同样斜躺着的椅子下方，写着一句从基督教圣经经文中摘取出来又被改写的经文：“不坐亵慢人坐过的座位。”其中“坐过的”三个字是艺术家后来加入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冲突已有千年之久，他们视彼此均为亵慢之人。这一行歪歪扭扭的文字，正对着被帆布和脚手架包围着的宣礼塔，其挑衅意味不言自明。

▲黄永砅《不坐亵慢人坐过的座位》（2010）源于基督教《圣经》经文

而《工地》的宣礼塔塔尖正对着的，恰是这一展厅外的《Ehi Ehi Sina Sina》，其形象是一只放大了20倍的巨型藏传佛教转经筒。传统的转经筒中装着经卷，经筒转动意喻着经文的诵念上达天际。然而支撑这个巨型精筒的木柱，倒很像是中国古代的兵器“矛”，精筒底座又恰似“盾”。更显矛盾的是，这个转精筒的转动方向和传统的转经筒恰恰相反，从上向下看是逆时针方向。据说这个方向是作品制作完成后被工人偶然设置而成的，黄永砅顺势就将其保留了下来。

▲黄永砅 《 Ehi Ehi Sina Sina 》（2000-2006）一个被放大20倍的逆转转经筒

作品中呈现的所有矛盾、冲突，被黄永砅解释为一种“争执”，这一争执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指向对象。曾经策划了黄永砅在UCCA的展览“占卜者之屋”的策展人费大为认为，黄永砅“一直有一种反建制的倾向”，“自从他1989年移居法国后，他的工作发生的一个很大的转向，就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思考问题。他指出问题和冲突在哪里，却又把自己隐蔽起来，小心翼翼地避免责任，也避免作品中作者的存在。”

黄永砅所做的一切，恰如那只“蛇杖”，在蛇与杖之间不停变动，在反对旧有及现有建制的同时，也进行着并不完全的新的自我建制。如同哲学家汪民安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所说，“正如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所有行业以往的建制，所有行业却又因为互联网的介入而发生了更新、更多的建制。”然而任何的解读都面临着被艺术家下一次的创作所瓦解的危险，在他左右模糊的言语里，甚至充满了诡辩的狡诈。

▲黄永砅 《剩余物》（1995-2014）近20年工作的创作草图，本图中为艺术家对蛇与艺术、与人关系的思考

有趣的是，此次展览开幕式上，黄永砅倒是说出了一句少有的明确言语。《羊祸》与《蛇杖》组成的中心展厅，被艺术家称为“羊、牛和蛇的识别区”。“识别区”这一军事语汇，和整个展览中几大宗教典故的对峙融合，不免让人联想到全球领土与政治权力边界的问题。黄永砅却说：“这个识别不是关于政治领土的识别，而是关于艺术领土、边界问题的识别。”艺术仿佛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理由，“蛇杖”反而在这里变为一块最为安全的识别区。

展览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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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砅 《蛇塔模型》（2008）

▲黄永砅《布加拉什》（2012）

▲黄永砅《马戏团》（2012）

撰文 | 周雪松

摄影 | 李松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