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吕澎

耿建翌有两幅画：《理发系列之一“85年夏季的清洗”》(最初画于1985年，之后于1992年1月由艺术家本人重画，尺寸174.5×105cm)和《理发系列之二“85年夏季第一个进入美容厅内的女人”》(最初画于1985年，之后于1992年1月由艺术家本人重画，尺寸184.5×134.5cm)，前一幅于2010年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上拍成交，后一幅将于2015年10月5日在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上拍(保利香港中国及亚洲现当代艺术，香港，2015年10月5日，拍品212)。经实际收藏家孙玉泾先生的要求，作为参与了这两幅画最初(1992年)交易的知情人，我以书面形式回顾并说明如下：

《洗头》 （作者：耿建翌   创作时间：1985年  尺寸：175×105cm） 资料来源：雅昌拍卖图录

《理发》 （作者：耿建翌   创作时间：1986年  尺寸：185×135cm） 资料来源：雅昌拍卖图录

回顾

　　1989年6月之后，我与易丹开始着手为写作《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收集资料。大约在当年底，由于之前的催促，耿建翌于当年12月16日回信给我，告诉资料收集情况：“非常抱歉，拖到现在才完成任务。”连同信，他也寄来了两页对艺术的一些观点与看法，和一页个人简历。到了1990年9月，耿建翌在给我的信(5号)中谈到了他之前创作的一些作品的尺寸与数量，但他提醒说这些作品“都被人拿去了”。这封信已经提示出这时我与耿已经开始在讨论作品出售的问题。实际上，这时我已经开始着手《艺术•市场》的编辑准备工作(第一期于1991年1月出版)，这份以书代刊的杂志的目的之一是希望通过艺术市场的宣传，为现代艺术家的作品(这时“当代艺术”这个词汇还没有出现)招引购买者。我的记忆是，我在为写作《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不断看到现代艺术家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的艰难，记得有一次在杭州，天下着雨，我随张培力坐着用塑料布搭成遮雨蓬的人力三轮车(实际上类似当时各个单位机关食堂买菜用的三轮车)去目的地吃饭。当坐上三轮车的木板凳之后，张培力带着一丝玩笑感叹：“我们上升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生活好高档、好享受”。这个经历给我持久的印象。在1990年上半年结束写作之后，我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邹建平、李路明、孙平开始讨论创办《艺术•市场》，承继之前停刊的《画家》，以“市场”的名义继续推动现代艺术的发展。之后的具体工作，就由我与孙平做，孙是主编，我是执行编辑。回想起来，正是由于接触到了“市场”问题，也才有念头为艺术家寻找企业或者个人购买艺术品。在这样的思维背景下，我找到了在做公司的大学同学孙玉泾与唐步云，将此时现代艺术家的状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拿出一点钱通过购买作品的方式来支持艺术家的工作。经过游说，孙与唐同意给与支持，不过，他们说：“我们其实对你鼓吹投资艺术的未来不抱希望，不过是支持你的工作而已。”虽然90年代初六万元人民币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在买回了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丁方、夏小万、施本铭等人的作品交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人都是持这样的态度。那个时期的中国，对于绝大多数现代艺术家来说，有人想购买他们的作品，应该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喜事，因为事实上除了港台的风情行画，没有人会对现代艺术的市场未来有什么期盼——艺术家和批评家也纷纷出国寻求发展。耿建翌在这个时候的态度是这样的：

我很奇怪你怎么还会有意志，而且有行动，这个时候大家都想逃出去，人取我与，人弃我取，对，我想历史这几叶(页)空白归吕彭(澎)了，谁都不明白这是个大好时机。(1990年9月5日)

　　我也记不住给耿建翌写了什么，说了什么，总之，我一直在试图设法找人购买现代艺术家的作品，一旦有什么好的消息，大家都会感到振奋与欣喜，就像1991年12月12日耿建翌给我的一封长信里那样的文字：

培力告诉我你为大脸找到了买主，此时我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说，非常感谢你为穷哥们儿所做的一切。就眼前来看，这笔钱是对我想要作(做)而无力实现的几件作品的有力支持。……我希望钱在近期能寄到，我知道这是个非份(分)的要求，不过我现在急用钱来解决屁股后面的债务。能不能拉兄弟一把还得吕澎兄费神再作努力。

《第二状态》 （作者：耿建翌  创作时间：1989年  尺寸：90×80cm）资料来源：雅昌拍卖图录

　　回想估计是参加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大脸”作品《第二状态》拿不回来(那时他在信中就提及到了是王鲁炎在保管“大脸”)，事实上我也没有经历过“大脸”的买卖。但是，由于艺术家对钱的需求很着急，也大致在这个时候，耿建翌认为可以通过复制他那些已经破损不堪的作品，去换得钱来。于是，有了艺术家本人重画破损作品的实施。我回想当时自己认为，艺术家本人的重画没有什么问题，即便与之前完成的作品有些差异，但是现代艺术的“观念”还是通过一种被称之为绘画的物证记录下来，经过了轰轰烈烈的现代主义运动，艺术圈的人们都改变了看法，技术并不能够单独构成艺术问题。形成共识之后，耿建翌便抓紧时间作画，在1992年1月10日的一封给我的信中，他写道：“你要的两幅画我已经开始，四天完两天干，好了之后马上寄。有何指示请来信或电话。”

1992年2月5日，我收到了耿建翌写于2月2日写的一封信：

吕澎兄，你好：

　　画已寄出，随信寄上包裹单，你收到信时包一定也到了，记住在车站取。画的尺寸题目如下：

　　1、理发系列之二“85年夏季第一个进入美容厅内的女人” 184.5cm×134.5cm

　　1、理发系列之一“85年夏季的清洗” 174.5cm×105cm

　　另一张是给你的

　　3、“大合影” 138cm×93cm

今天我们一核对就知道：“理发系列之二”就是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即将上拍的这一件，只是尺寸标注数字有1.5×0.5cm的差异，至于作品标题，源于我在2006年出版《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图注，标题句子在编辑过程中省略了，年代标注在编辑时有疏忽;“理发系列之一”是2010年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上拍的那一件，被王薇夫妇买走了;送给我的那一张“大合影”在几年前被郑林从我家里拿走。实际上，这幅画是艺术家废弃了的作品，“理发系列之一”就是对这幅画坏了的作品的重画。由于经济条件差，艺术家只能在这件剪掉水泡坏部分的作品背面进行他的“大合影”的实验，所以他在信中说这是“大合影”而不是“理发”，最后也于2011年在被艺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上拍了。

说明

　　当耿建翌将画寄到成都，我就给到了出钱的孙玉泾，连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统统放在孙的家里有很长时间，直到另一个出钱的同学唐步云想将他买的画拿回家，我们三人才聚首作了一个简单的清理。在这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对收据这类东西在意，因为画已经在手，收据的重要性被忽略了。直到此事被反复讨论，我才让作为助手的中国美术学院学生亓丽丽从长期没有翻动的文档堆里找出有耿建翌签字的收藏凭据。作为最早购买了耿建翌作品的藏家，孙玉泾也一直相信放在家里的画是最初的原作。也正是艺术家本人不断对公众及社交媒体公开声明表示否认作品真实性，才使得我查阅当初的文献资料获得证实并第一次告诉孙玉泾：这幅画的确不是参加展览的那一张，而是艺术家为卖画重新复制的，之后，艺术家将原来破损的画毁掉了。

　　还有一个情况是，直到之前不久，我才看到当初“85’新空间”展览的另一张照片，里面就有之后被毁掉的“理发系列之二”这件作品。不过，两幅作品之间的差异因艺术家复制自己的作品这个事实而自然得到了答案。

　　2010年，当耿建翌说匡时公司的拍品是假画时，我就提供了证明，2015年8月，有耿建翌于1992年2月签字的收藏凭据也找到了，进一步证明了我在2010年时的记忆是没有错的。

　　由于这里仅仅是回顾与说明，所以我就不必提供其他凭据与相关资料了。但是，为了恢复艺术家的记忆，我决定将耿建翌的两封信(1992年1月10日，1992年2月2日)同时附在这里(信的原件均被保存在香港亚洲文献库，我的所有原始资料与文献包括其他艺术家的书信都给到了这个机构)，这也可以为希望了解实际情况的公众提供依据。

　　中国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  吕澎

　　2015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