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滩画报

电视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布尔迪厄在其近十年前的著作《关于电视》中大谈台前幕后的运作奥秘，揭露大众话语和文化明星的产生，批判电视破坏了理性思维，提供自由的错觉，在民主的形式下制造象征暴力。如今，看电视成为一种生活习俗，我们熟悉到可凭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布尔迪厄相仿的结论。然而，对一种批判话语的过分熟悉导致对于所批判事物的默许，经历了求新求变求突破的一日工作，我们多想倒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观看熟悉不变的节目，做停滞、被动的人，仿佛过上日夜渴想的稳定生活。（图：李·弗里德兰德《佛罗里达》 1963 李·弗里德兰德版权所有，旧金山 Fraenkel 画廊供图）

然而，在 20 世纪 40 至 70 年代的美国艺术界，电视曾扮演过无比前卫的角色。近期纽约犹太博物馆的展览“眼之革命：现代艺术与美国电视的诞生”（展期持续至 9 月 27 日），基于策展人莫里斯·伯格（Maurice Berger）的长期研究，试图对这段如今鲜为人知的文化史进行全面的呈现。展览入口，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1966 年在费城美术馆内拍摄的音乐电视片《Color Me Barbra》颇为打眼，片中青春盛年的史翠珊在布满现代艺术的空间里狂歌热舞，呼唤一个“全新的”、“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与该怎样做“、“可以只做我自己”的空间。莫里斯·伯格将此视为一个关键性的场景，标志着上世纪两股强大力量——电视与现代艺术的相遇。
在诞生初期，电视不免受到集团利益与行业规则的限制，然而作为一种历史尚短、策略未明的全新媒介，它充满可能性，吸引许多前卫人物投身其中。俄尼·科瓦茨（Ernie Kovacs）曾在 50 至 60 年代将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用于电视节目制作，使其中充满梦幻的场景，自行移动的物体，过度的特写，错乱的剪辑，溶解的图像，万花筒般的视幻。并配以激浪派色彩的音效，如长时间的静默，重复不断的日常音，放大的环境噪声，物体运转、摩擦、毁坏的声响。更为经典的是罗德·瑟林（Rod Serling）于 1959 至 1964 年制作的 159 集电视剧《迷离时空》（The Twilight Zone），一集集独立的故事融合科学与超自然、日常生活与潜意识、艺术与政治，探索从种族主义到核武器危机等当时最热议的话题，是如今英剧《黑镜》（Black Mirror）一类题材的鼻祖。
60 年代中期，更加新潮的艺术运动获得美国电视人的青睐，最有成果的当属 CBS 电视网 1948 至 1971 年间的综艺节目《苏利文秀》（The Ed Sullivan Show），每集各不相同的舞台设计全取自同时代艺术运动——极少主义，色域绘画，集成艺术，视幻艺术中的元素，邀请披头士、猫王、大门乐队在这类舞台装置中演唱，试图以令人兴奋的方式消除流行文化与精英艺术的界限——这也正契合了同时期波普艺术运动的核心诉求。

展览现场

50 年代起，现代艺术家开始在电视屏幕上显露真身，展览汇集这个时期的艺术家电视访谈片段，从已成传奇的达利、杜尚，到当时风头正劲的利希滕斯坦、德库宁，人人在镜头前显出不适，正如德里达在《电视的回声书写》文中所述：录制开始，人们不再能以惯常的方式说话和思考。同时电视开始被用于现代艺术的普及和推广，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1952 至 1955 年发起过雄心勃勃的艺术电视项目，艺评家艾琳·萨瑞宁（Aline Saarinen）则为 NBC 电视网制作过具有法国新浪潮电影风格的现代艺术推介节目。
1967 年 SONY 公司推出首款便携式摄像机促成了录像艺术的兴起，艺术家得以借用电视技术探讨个人与社会问题。波士顿公共电视甚至推出了史上首个展示录像艺术的电视节目“媒介即媒介”（The Medium Is the Medium），展览中有奥托·皮纳（Otto Piene）与阿兰·卡普罗（Allan Kaprow）为这一节目创作的录像艺术作品。作为与电视关系最深的现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录像作品与档案占据了最后一个展厅。从 50 年代起担任 CBS 与 NBC 电视网的设计师，到电视节目和商业广告的演员，再到有线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沃霍尔一直视电视为自己实践创意和发表意见的最佳平台，他那句最著名的言论正是对电视文化的诠释：“未来，每个人都能成为十五分钟的名人。”
互联网在今天是更先进的力量，人们可以在信息海洋中主动地择取，创造性地互动。电视却依旧是不一样的寄托。大众在电视前完全被动，任由摆布，享受一种彻底的休息，电视由此扮演着巫师、鬼魅、独裁者的角色。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60 年代的摄影作品大量表现空无一人的居室里电视屏幕中人物的活动，使人想起日本电影《午夜凶铃》中爬出电视屏幕的女鬼贞子——这部影片拍摄于 1998 年，正逢电视影碟机风靡亚洲，观众设身处地，惊恐益深。
展览的内容止于 70 年代，仿佛之后电视不仅不再带来“眼之革命”，还成了艺术与严肃学科的某种对立面——在让－菲利普·图森 1998 年的小说《电视》开头，主人公决定戒除电视，为了能在暑假写完关于文艺复兴画家提香的论文。如今，电视与艺术的“联姻”常常是不幸福的，美国 Bravo 电视台 2010 年推出的艺术家选秀节目“艺术之作：下一位伟大艺术家”（Work of Art: The Next Great Artist）的影响力远不及歌手选秀。同台 2012 年摄制的电视剧集《画廊女孩》（Gallery Girls）意欲反映纽约艺术圈的方寸风云，却被圈内媒体痛批毫无真实性。同时，越来越多探讨社会政治话题的当代录像艺术作品追求电视新闻的真实感，却难免于电视新闻的易逝性。相比之下，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 2014 年的真人秀《与敌同住》（Living with the Enemy）让立场与生活方式“敌对”（涉及同性恋、移民、穆斯林、狩猎等问题）的两人共同生活，各自在彼此的世界中度过五天，借用了当代艺术探讨社会争议问题的创想，又不乏娱乐刺激的看点。这其中也有几分对于电视与艺术和严肃学科间关系的隐喻，正如《关于电视》实为布尔迪厄在法国电视台的两次演讲，在电视上批判电视，正是一种在众目注视下的“与敌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