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图像新潮”的参展艺术家杨圆圆1989年末出生于北京，在世代的定义上处于80后和90后之间，而这一点也体现在她的创作实践中——她对于多种媒介的图像和文字信息兼具敏感性，作品中的表达开放而不拘泥于形式。杨圆圆的艺术实践以摄影为主，同时也跨越录像、表演、文字等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形式。她近几年的创作往往在深入和缜密的研究调查的基础上，糅合大量不同性质和来源的视觉素材，通过不同的媒介传达她的感性思考。而在创作实践之外，杨圆圆也致力于艺术写作和媒体工作，是一个能量满格的全能创作者。
杨圆圆在重庆驻留期间的项目《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将参与到9月开幕的LEAP Pavilion“图像新潮”。同时，她去年出版的限量精装摄影书《在克拉科夫的十日》也将亮相由假杂志策划组织的LEAP Pavilion阅览室，供现场的观众阅读浏览。
《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并非以一种类型学的方式将过去与当下的图像进行对照，而是通过将拍摄于不同年代、出现在不同媒介（电视以及不同年代的报纸广告）、以及处于不同形态下（建设工地与废墟）的建筑进行并置，并在其中穿插着与建筑相关的人物的图像（肖像、调查文字以及档案资料），以此构建出一系列能够彼此发生对话与关联的图像，映射出这座城市当下（并始终处于改变中）的构成
LEAP：说说你接触和学习摄影的经历吧。
杨圆圆：第一台相机是爸爸送的礼物，那是在上初中临近毕业前，在对拍照感兴趣之前我的爱好是画画和音乐，开始拍照之后我意识到，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更好地与去观看与认识这个世界。至今我也依然是这么想的。当然，对摄影的使用与理解必定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学的专业是在英国的艺术院校读摄影本科。
《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部分图像，2014年
LEAP：你的摄影专业背景和在伦敦的艺术教育怎样影响你现在的艺术实践？
杨圆圆：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我觉得在英国纯艺专业学生的状态很像是被"散养”。这也就要求学生有非常强的自主性。或许对我影响更大的，是18岁就出国留学，并且常年四处游走的经历本身吧，对我的实践产生影响的一切都是非常碎片化的，文学、电影、历史地理或是考古学、对摄影史的兴趣、跳蚤市场拾得的旧物、与他人对话的片段、对旅游和走路的喜爱......也因此我的作品总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形容作品的时候我似乎总是用“网格”、“组织”、“集群”之类的词语。近些年来的实践都是围绕特定城市和地点为背景而展开的，然而所延展出的方向则是各不相同。
选自《在克拉科夫的十日》，2014年
LEAP：你近年的作品经常围绕着你旅行的目的地展开。在去克拉科夫之前有计划性地想做一个项目吗？
杨圆圆：想了，但完全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但是就毫不犹豫地去了。押井守的电影《空中杀手》（2008年）与奥斯威辛是头脑中比较清晰的两条线索。其他的一切都是非常自然地发生的：比如从A到了B，从而又出现了C与D两个不同的方向，而C和D又关联到更多不同的线索。我总觉得自己的工作方式像是仓鼠，在地期间会疯狂捕捉和搜集一切线索。这个时间可能只有10天，可能有几个月，而后经历漫长的编辑和其他过程，最终完成作品。
《在克拉科夫的十日》封面和内页
LEAP：把《在克拉科夫的十日》做成书的想法也是一开始就想好的吗？
杨圆圆：当时想过这个可能性，但在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最终会实现。做书的想法是在之后开始编辑过程中更加确定的。去克拉科夫是在2013年夏天，9月回国后开始编辑，直到2014年夏天才完成初稿。
《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部分图像，2014年
LEAP：去年在重庆器空间驻留期间完成的《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从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你目前为止最为理性的项目。很多在地的研究和城市的历史材料表现的更为客观。拍摄的角度也似乎更冷静，与拍摄对象保持了一种观察距离。这和你本身在这个城市的体验有关吗？
杨圆圆：去重庆之前我在网上的二手书店淘到一本老相册，其中包含近300张老照片，拍摄对象全部都是建筑。除了电信部门的厂房、大院与办公楼以外，照片下面都标注了相应的街名与号牌。这本相册编制的具体年代也是未知的，根据其中“反封街”等具有特定时代色彩的街名，可以推断这本相册大约在文革左右的时期编纂。在我看来，对这本相册上所有能找到的地址进行重访是极为自然发展出的一种工作方式。而这种类似于田野调查的工作方式也许注定导致了这种相对的“客观与理性”。在搜寻过程中，某一次意外走到一处几近废弃的船厂的经历，导致这个项目推进至第二部分：造访了几处对重庆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如今废弃的工厂，以及相册中的地址周围的建设工地，拍摄并搜集工人信息。《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最终在呈现时糅合了其他的素材，譬如我在旧报纸上搜集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楼盘广告等。
《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部分图像，2014年
LEAP：《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中的这些图片是基于一个系列化的研究和拍摄过程，我知道你想把它们出版成书也是想创造一个线性的阅读逻辑。当它们单独作为图像展出的时候，可能背后的线索会削弱。这种平面化的图像消费困扰你吗？
杨圆圆：会。之前也多次提到过，我更愿意将自己的作品视为一个集群，而不仅仅是散落的单张图像，片段之间的关联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而言，书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媒介，希望今后能尝试更多书或印刷品的制作。同时也想尝试其他的可能性，比如结合图像的空间装置等等。
《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重庆器空间展览现场，2014年
LEAP：在图像领域之外对你影响较大的创作者有哪些？
杨圆圆：有一些作家对我影响很大，比如博尔赫斯、保罗·奥斯特、约翰·伯格、乔治·佩雷克、罗兰·巴特等等。这些作家都是喜欢了很多年，但在近一年来我尤其意识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近半年开始思索的新作品相较从前会具有更强烈的文学性，甚至从某种程度类似于小说，并且会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我之前读到博尔赫斯这么一段，稍微有点不记得原文了，他说自己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之后所有的书都写完了，在这之后他写的一切作品，都可以在第一本书中找到映射。对我来说可能所有作品之间都是彼此映照和相互关联的，没准过几年再看，它们可能会像是一个彼此关联的作品。
选自《中间地带》，2012年
LEAP：《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中的一部分图片之前也收录在一个叫“中间地带”的展览里，“中间地带”又恰巧是你之前一个摄影系列的名字。其实可以说你对于城市空间变化的敏感和你成长的时代有关。作为一个非重庆人，在研究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包括工业的衰败和商业空间的兴起，有什么熟悉的或者完全陌生的直观感受吗？
杨圆圆：重庆作为国内今天变化最快的城市之一，或许是观察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最佳样本。而作为一个北京人，这样加剧的重组与改变对我而言似乎并不陌生，只是在2000年往后的十年，在北京以最加剧的速度发生改变时，我在住校、中考或忙着准备大学面试，可以说我从小与城市相处的机会并不算太多。而我真正体会到改变的时刻，并不仅仅是意识到去一个地点变得越来越难，而是我意识到本来就不多的那些可以为自己的记忆作凭证的地点已经不在了。
选自《中间地带》，2012年
有句话我已经引用过很多次，但因为说得太好还想再提起，是建筑师矶崎新说的：“城市不会有最终形态，一切都只是一种过程。”城市有太多吸引我的因素，作为一种时态也好，或是作为一种汇集了无数时间轴与信息的庞大组织、也作为我们每个人和过去的人们生死在其中的地点......一直以来在做作品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回响的可能是我们都会问自己的一句话：“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了今天的我们？”
《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