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兴华:梦、药罐术、假肢与艺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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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理论车间 2015-08-24 16:55:42

来源:艺术-小说  文:陆兴华

Tracey Emin_Sleep_1996_Monoprint and stitched label on cotton pillowcase

--论斯蒂格勒对既有文化工业批判的批判






恶梦、坏梦、不大好的梦和假梦、白日梦…但是,在算法支持下的24/7资本主义的连续的永久交易中,我们没法做梦了,我们甚至没有睡眠了,我们的心智(noèse)没有间歇了。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我们人是一种间歇式的心智存在,需像河蚌一样一开一合地存在着,不是像上帝那样任何时候都瞪着眼,可以主动、积极出手的。人需要睡眠和梦。

做个坏梦也是好的了!应该努力做梦了!


应该少去分析我们怎么被梦左右了!不要将梦当作问题。请将梦当作方法吧!


与弗洛伊德的看法不同, 斯蒂格勒认为,梦完全由器官造成(《象征苦难II:感性的灾难》,146)。器官开始有了新功能,或那些失去的旧功能,依然萦绕地它周围,这就形成了梦。而我们人只是这些梦的材料(《自动社会》,145)。只有梦才能使器官染上新功能。我们人作为技术式成为,应该乐于被梦编排,半推半就地进入这些新功能。梦给我们带来新欲望。而电影是我们用来做梦的一种典型的方式。


只有我们的梦才能战胜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对我们的捕捉了。


《暴风雨》中,Prospero(岛主)说:我们是梦的材料,包围着我们的小生活的,是一场大睡眠(We are such stuff as dreams are made on; and our little life is rounded with asleep.莎士比亚,《暴风雨》,第4幕,第1场) 。人作为一种技术式生命的形式,被一种它自己不能决定的技术式成为夹裹,走向一种它自己都无法前瞻的进化命运,这过程,对于它,只能是梦。新梦压旧梦,人只能这样往下去的。




一、文明会被技术毁灭吗?—弗洛伊德的误判


人的创造助长了毁灭,人建立的科技,将来毁灭人。弗洛伊德最后一部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的这一结论,对于我们认识技术对于我们这个文明的负面作用影响深远。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他对这个大方向的如此明确的判断?他判断得对吗?斯蒂格勒严重地怀疑他的这一判断。让我们先来展开着介绍弗洛伊德对我们的文明的这一诊断,然后来看斯蒂格勒对他的批判。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弗洛伊德说,人身上有这三种倾向,其中,第三种的倾向是会毁灭人所创造的文明本身的: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由现存财富所带来的本能满足的数量所深刻地影响的。第二,个人只有利用他(她)的工作能力或能被别人选择为一个性对象,在人与人的关系里,才能起到财富的功能。第三,每一个个人几乎都是文明的敌人,虽然文明被认为是普遍的人的利益的对象。说起来真让人震惊,人其实是很难孤立地存在的,相反,他们却应当去承担重负,为了文明,为了使共同体的生活成为可能,而作出牺牲。因此,必须打败个人,才能保卫住文明。文明的调适、机构和律令,都必须被转到这一方向上。[…]人类的创造是很容易就可被摧毁的。而科学和技术本来是用来促成人的创造的,却转而来毁灭人类了(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James Strachey英译,Norton Company, 1961:6


显然,弗洛伊德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那样,将技术当作替罪羊了。他们认为,技术是个两面派,我们最后将被它的另一面搞得追悔莫及。弗洛伊德替人类的未来担忧:人身上的技术式成为将压倒其精神式成为,将人带向不归路。那时,瓦雷里和胡塞尔,后来还有海德格尔,也都这么看的。他们的看法对吗?


斯蒂格勒认为,弗洛伊德的立场体现的正是西方在场形而上学对于技术的长期压抑的后果:不知道技术既是毒药也是救药,却先将技术当作了替罪羊。


正是这一对技术本身的压抑,才使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带来的技术反而会把人类带向不归路(哈贝马斯最近还在写,说生物技术会使人最终不再认识自己,自己把自己搞没了),因为文明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下,人的原罪感会继续加深(我们焦虑技术的后果,就像我们焦虑自己的道德堕落的后果),到个人无法承受为止,个人最终会自爆,文明就没人来撑着了:


  • 但如果人的愧疚感逆溯到对原初的父亲的杀害,那就是一个“悔恨”的案例了。难道我们应该假设那时之前,对于原罪的意识和感觉,在有这个行动之前,是不存在的吗?如果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原罪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这一原罪感来自人对原罪的暧昧的情感。他的儿子们恨他,但也爱他。通过杀害他,他们的恨就得到了满足,于是爱意同时也在对这杀害的行动的悔恨中重又上升。他们通过认同父亲,而设立了超我。这给了父亲的权力以代理的权威。这既是对他们作出这样可怕的行动的惩罚,也是对于这种有可能被重复的行动的限定。既然对于父亲的侵犯在后几代人中不断重复,这一原罪感就挥之不去了,甚至加重了:这种侵犯越是被超我镇压和让渡,原罪感就越强。现在,有两样事情是很清晰的了:爱在意识的根源处所扮演的角色,和原罪感的不可避免性。我们是杀死了父亲,还是克制着没去杀,这真的不是一件根本的事儿了。在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里,我们都必然会感到有罪,因为原罪感是爱欲和破坏式本能或死亡之间的永恒斗争的暧昧性之表达。人一面临群居,这一冲突就突现。只要共同体采用的群居形式是家庭,这一冲突就必须会以俄狄浦斯的格式表现出来,来建立意识,并产生第一次原罪感。[…]如果文明是从家庭发展到人类的必经过程,那么由于暧昧而内在地产生的爱的倾向与死的倾向之间斗争引发的冲突,与之一直纠缠的将是原罪感的不断增加,到达个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文明及其不满》,James Strachey英译,Norton Company, 1962:79-80)。

弗洛伊德认为,除了技术的发展加重我们的原罪感外,在人类共同体和家庭结构中,这种原罪感将是递进的,哪怕再是用性解放和新技术,都无法克服的。文明提供给我们的技术可能性越大,我们的技术式成为越勇猛,我们的罪感就会加重。


斯蒂格勒则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一影响深远的结论是错误的。这一对罪感的代际传递的理解,完全是新拉马克主义式的进化论理解:记忆是可以在代际之间通过身体来传递的;今天还有哪些遗传学家、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斯氏更进一步指出,这一理解完全没有考虑到人的器官的功能变移和人在面对新技术时对器官术和药罐术的主动运用。


在《文明及其不满》和《一个幻觉的未来》和《快乐原则之外》这些晚年著作里,综合下来,弗洛伊德还下了这样一些结论,与我们今天讨论技术与文明的关系问题有关:


技术越发展,器官将越退化;技术的进步是与器官的退化成正比的。

人的幸福追求与世界相矛盾:身体、自然和人际关系都是对我们的幸福的限制,我们突破不了;

幸福只是长期被压制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幸福是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利比多的一个经济学问题;利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y)是个人也是社会的欲望实现和升华途径.

对美的享受,有一种“中毒”的感觉,是幻觉和错觉,是我们的器官在退化过程中对于原本属于它们的功能的追悼;

美和吸引力,是一种性对象;美只是暂时转移了我们对痛苦的感觉。美之中,是半政治、半道德、半司法式的关怀的混杂…


总之,弗洛伊德发现,人正在朝着与人的真正应该走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人正在变成非人(20世纪八十年代,哲学家利奥塔从弗洛伊德处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记忆代际相传,随文明发展,我们身上的原初知识越传越稀薄,我们会越来越忘记人的本原。今天,人的“本真”在哪里?弗洛伊德担心人最后会忘了这一本真。


我们甚至会将人的本真弄反,将非人当成了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引用了弗洛伊德的那著名的一句:Heimlich(像人那样的,在家的)这个字的意义是滑动的、暧昧的,到最后,就与它的反面也就是unheimlich(非人,不在家的状态)重合了。这被海德格尔解释成了上帝死后人所处的本体论差异或本体论裂隙:再往前走就只是荒原了。往回走,重新寻到那个回到四方域的入口,才能重新“回家”并“在家”,由非人而返回人的本真。斯蒂格勒认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这一看法是根本地错误的,都压抑了技术的正面功能,压抑了人身上的药罐术和器官术,把我们的文明之病错误地归咎到了技术之上。尼采,他说,不像他们两个,就很懂这个道理:技术工业化是悲剧性的,人的成为却能主动将其当药罐,这一姿态,就是“资本主义”,是现当代人类的悲剧姿态,在接下去的二百多年的虚无 主义时代里,人只能这样了,这是尼采留给我们指引。不积极应对,想以不变应万变,幻想着拯救的降临,那人类就成了尼采说的末人:越来越坚守,越来越忠诚,却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怨恨。而积极应对,像蜘蛛侠那样从日常的技术中毒状态中醒来,搭接出新的行动线路的,就是狄奥尼索斯,这样的人就有未来: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药罐术、器官术式的成为,自己就在向自己许诺、承诺未来。他们能制造“也许”,使之成为新的器官术的制造目标。


技术压抑了器官,那么,人的器官真如弗洛伊德担心的那样,是随文明而不断退化的吗?这个结论,放在在古人类学研究和德里达的关于增补的理论里看,也是完全错误的。斯蒂格勒坚定地认为,器官压抑后,才有欲望(《感性的灾难:象征苦难II》228)。进一步的压抑,也会像挤牙膏那样地挤压出更多的新欲望,而这新欲望,才是激活和维持当前的资本主义的真正能源。当前的资本主义像沙漠中的汽车缺了油,需要我们用新的欲望去重新发动它,使它走出困境。


二、美与药罐、器官、假肢

May 27, 2007 the Tate Modern in London showed Andy Warhol's Sleep accompanied by Erik Satie's Vexations

下面我们先来讨论弗洛伊德的一个与艺术相关的立场,就是:美的根源。美是怎么来的?它与器官与假肢有什么关系?


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猜测:美与每一个人的性兴奋区相连,主要与肛门区相连。美的程度与美的物品对我们的性兴奋的激发程度相关。物离肛门区越远,就越需要象征,才能使我们的性兴奋区作出反应。人直立之后,肛门被进一步压抑,嗅觉退化,性兴奋开始混乱,我们再也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这使人的感-知性更多地走向审美( 转引自《感性灾难》,同上, 201)。拉康也认为鸽子就是如此(《选集》, Le Seuil, 1966:92


随着我们的肛门反应开始退化,我们的性兴奋区越来越暧昧,我们在性上就越来越得不到完全的满足,我们越来越分不清一个冲动到底是指向政治、艺术还是出于爱,是科学要求还是自我治疗式的关怀了。我们于是笼统地将性兴奋区的反应混乱之后的人的满足过程,称作“审美”。审美时,我们既在搞政治也许也在搞艺术,也许还在作宗教式的关心和自我技术的修炼,等等。人这就开始了象征。


弗洛伊德将这一感性的象征化,看作是人类文明的走弱。而斯蒂格勒认为,我们须正面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人的“悲剧性”正来自于此:药罐和器官式的人的存在的悲剧性,是西方精神的要素。美本来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像安慰剂那样的东西,是人作为一种技术式成的生存所依赖的一种既给予抚慰又带来焦虑的东西。人既想要主动中毒,又想要解毒;人作为器官式成为总处于临界变化的关头。古希腊人的政治和艺术里,都充分体现了这种“悲剧性”(其悲剧是城邦政治的很好的对冲)。

Living artist display ‘The Maybe’ at the MoMA_2013_complete with a snoozing Tilda Swinton.


今天,我们的审美生活和精神活动中仍应主动去追求这种悲剧性,有点过度地。能主动使自己中毒,是健康的表现。正常、健康、幸福本身都具有药罐性!斯蒂格勒引用法国科学哲学家乔治.坎盖勒姆的立场,来强调人是一种能吸纳过分和病态到自身之中的存在:


  • 健康,这不光是在已知的情形内是正常的。而且在这情形和另外的事件情形中还是规范性的。健康的主要特别是:超越正常的可能性,而正是这一正常定义了暂时的正常性,也是指容忍习常的之外的违反,并在新的情形中重建正常的可能性( 坎盖勒姆,《正常与病态》,130)。


有能力让自己有一点过度、有一点中毒、有一点生病,有这个弹性度,是我们的健康的标志(这种说法与弗洛伊德的对人类文明的走势的判断正相反):


  • 健康还指容忍环境的不忠之边际较大。[…]

  • 环境总是不忠的。其不忠正是它自己的成为,它自己的历史(同上,130-131)。


人在中毒和生病时,慢慢在恢复过程中会将一个新的状态规范为正常状态。人的这种自我强加规范的能力,正是健康的标志:


  • 人是无法自己感受到健康的—这正是健康本身---因为健康时,人是比正常更多的。132

  • 人在健康时具有规范性,是指人能顺应生活的新规范。使自己得病的能力和诱惑,是人的生理学的根本特点(同上,132-3)。



斯蒂格勒据此认为,健康是不存在的,一个社会总是有病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既没有伟大的前夜,也没有救赎的视野。健康意味着我们有汇存的视野(comme horizon de consistances, 《审美苦难III:资本主义失去了精神审美苦难》,123 )。弗洛伊德对人类文明走向的判断太武断、太悲观。


中毒又解毒,是人作为一种技术生命形式的正常的进化过程。在今天这个超工业时代,技术、性和欲望之间的关系,变成人为/人工(artificial)过程(《感性的灾难》,205)。审美过程也越来越人为。人使用假肢的无数种手段,无限的手段,就是艺术。艺术是il fautle defaut, 必须出错后退出(同上,123)!我们弄不好,回退,重新来过!一次次,每次用更勉强的假肢。这种图谋,就是艺术!贸然出手,是技术,出错,中毒,解毒,陷入一个既像迷醉又像中毒的过程,这就是艺术。


人对假肢的超乎寻常的使用,就是艺术。人是一种提前出生的感知性存在,是未完成的,只有通过技术假肢,才能成形,才受到教育。假肢是人的精神支架。人化过程中,假肢是外化过程的支架,对于人而言是一种它治,在人能有条件地自治之前。假肢导致了人的根源的回退和混乱,也造成了技术性对人的置疑。人与技术一样,总是全新的。我们不断责疑自己。我们人就是由各种回退和过度构成。人采纳一种技术过程,不是适应一个事实状态,而是采纳技术带给人的各种问题,像吃了药之后必须承担和消化由此带来的所有后果一样。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外化的漫长过程,与之平行的是那内化过程。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还有第三过程,那就是儿童的游戏所打开的过渡空间和过渡物,后者才使前面两个过程顺利进行。这过渡空间和过渡物,就是艺术家的工作地盘。我们的内化过程也是假肢式的。而我们的生物个人化过程本身也是假肢式的,正如我们今天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遗传学中看到的。那是一个采纳的(adoption)的过程。活物的假肢化正在使生命可以被批量生产。艺术是培养我们大胆和发明式地使用假肢的手段。


美是人工的,是假肢带来,于是,我们不得不说:美,不再是普遍的。为了证明美的这种人工性,斯蒂格勒回顾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雌鸟的观察:


  • 它会简短地观察雌鸟的精神状态…通过其羽毛色泽…来择偶(《物种起源》,第2卷,449页)。


但是,雄鸟羽毛的哪种颜色能被雌鸟判定是代表好的精神状态的呢?达尔文认为,这仍是随机的。据此,达尔文断言:“就人的身体而言,在人的精神里并没有普遍的美的类型(转引同上;《物》,II,639)”。我们也就可以说,美被(技术)进化打乱和重新引领的!美是每一时代时因技术不同而不同地被制造出来的。审美是物种进化的一部分(《感性灾难》,210)。没有普遍的美(211)。


这对我们的艺术史意味着什么?未来的美,我们将是不知道的?


走出二十世纪之后,随着我们逼近感性的无产阶级化,很显然,不将其铭写到感性的某种谱系里,我们是不可能理解作为感-知性存在的我们的审美生活的了。这种感性的谱系必须建立于这一技术生命的器官式成为的分析的基础之上。

The sleeping women are an installation by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 Chu Yun储云. the New Museum’s “The Generational: Younger Than Jesus” exhibition of emerging artists_2009

(待续)

[沙发:1楼] guest 2015-08-27 16:42:38

来源:艺术-小说  文;陆兴华

 

梦、药罐术、假肢与艺术(下)

 

'I'm Dead' 2010 by David Shrigley


 

--论斯蒂格勒对既有文化工业批判的批判

 

陆兴华

三、幸福在哪里?----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和对技术的误解

马尔库塞用马克思去理解弗洛伊德,而后两者都不大懂技术。斯蒂格勒认为,马尔库塞自己对于技术的理解也完全被海德格尔局限,其对文化工业和消费的理解,也都没有走出阿多诺之外。

马尔库塞认为,消费中,超我自动了。超我好像被下载到个人身上。个人的正常的“超我化”被阻挡。权威,在消费状态下,成为附庸和帮凶,这都要怪文化工业中的广告工业和节目工业。正如阿多诺所揭露:流行音乐是为广告工业铺路的。马尔库塞写道:

超我的自动化给防卫机制一个信号,社会面对的就是这一信号。这一防卫本质上是一种对于意识的控制的加强。[...]在工业文明中开始的对意识的操纵[...]在于对私人和公共的存在、即兴和配合的反应之协调。[...]这些控制被扩展到了要不然是自由的意识和休闲的领域, 并授权放松性禁忌(《爱欲与文明》,89)。

文化工业用节目打破了父辈的权威,超我被批斗和嘲弄:

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垄断下,成人的超我形成似乎跳过了个人化过程[...]。自我似乎过早地被某些中介系统 和中介社会化。在学前阶段,乐队、电台、和电视就已在个人身上固定住了顺从和反抗的形式。[...]家庭根本无法来反对这样一种教育。子女们有更好的知识,代表的是最现代的现实原则,来对抗已经过时的父母的现实原则(91)

马尔库塞的分析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是客观和中肯的,但他提出的对策,却是有问题的。性解放?回到自然?打破对本能的束缚?什么是我们打破消费魔咒的最后手段?作为一个毛主义者,他在加利福尼亚的造反姿态是:知识分子必须与社会边缘群体团结起来,来逆转这种由消费所带来的对人类本能的压迫。

马尔库塞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读弗洛伊德的,所以,也对技术认识不够,或者说不断地压抑技术这个话题。比如说,他认为:

在历史结构之外是没有本能结构的(同上,121)。

这显然是不顾古人类学在二十世纪对于人的直立及其后果的研究成果。他又认为,

弗洛伊德不断否定快乐原则的根本解放的可能性,这一点表明他认为短缺作为一种主导,对人类是永久的(123)。

他认为弗洛伊德这是太消极、太悲观啦:

弗洛伊德的结论[...]预设了一种具有某种文明特性的文明的历史形式(106)。

这至少是一厢情愿。

不过,马尔库塞已认识到心理和集体的关系了:

心理学范畴都是政治性的了。[...]个人麻烦的疗救更直接地依赖于对于一般的失序的疗救(9)。

他提出的反压抑策略,在今天的技术状态下,是消极的:

我想要在这本书里形成“非压抑的升华”这一观念 :我的意思是,性冲动在未丧失其爱欲能量的情况下,可直接超越其对象,将个人之间、人与其场域之间的非-爱欲和反-爱欲的关系爱欲化(12)。

马尔库塞意识到了利比多经济原理:

文明与野蛮、进步与痛苦、自由和不幸之间的内在关系,究极讲,是爱欲和死欲之间的关系(28)。

这一升华过程打乱了本能结构的平衡。生命是爱欲和死的本能之间的融合。[...]文化要求连续不断的升华过程:它被爱欲、文化中的向下的力量减弱。去性化,在减弱爱欲的同时,也释放出了毁灭式的冲动。这样,它就被这一本能的释放所威胁(80-1)。

但马尔库塞反对各种倾向之间的经济,也就不能充分理解利比多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的失去的精神》,91)。这是马尔库塞向我们指出的道路,他反单向,但指出的道路仍是单向的(形而上学!):

 

如果普罗米修斯是一个通过压抑之路去追求劳动、生产率和进步之文化的英雄,我们现在应该去寻找另一条与他的现实原则针锋相对的现实原则。奥菲欧(Orpheus)和那喀索斯(作为狄奥尼索斯[...])捍卫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144)。

总之,马尔库塞将理解成控制的工具了。虽然他号召我们要对升华的新形式加以革命地组织,但其对现实原则的理解是完全消极的,因此其解放政治策略,仍落入西方在场形而上学的老套之中。由他的号召一直延伸至今的所谓“艺术家式的批判”,也成为我们今天必须深批判的一份遗产。

 

四、对“艺术家式的批判”的批判

 

马尔库塞提出了“艺术家式的批判”这一概念。这一作为1968年的遗产之一的艺术家的批判或艺术家的批判特权,在今天,仍被很多人高举,在威斯双年展这样的场合高调发出。那么,艺术家式的批判,与我们另外的社会批判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必须给艺术家批判的特权?给了他们这一特权,他们真的能用得好吗

 

Maurizio Cattelan at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 Ujazdowski Castle  2012

斯蒂格勒对马尔库塞倡导的这种艺术家式的批判作了猛烈的否定。他认为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留下来的恶劣作风,马克思早就批判过了:以为观念能左右社会,艺术家妄图通过改造观念,去替代式地改造社会。他指出,艺术家式的批判在今天阻挠了真正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失去的精神》,72)。所有的艺术家式的批判,都在走向一个共同的岐途:对技术、工业和消费作出批判的同时,将技术当作了罪魁祸首。他认为,我们应该明确告诉艺术家:技术不是罪魁祸首(103)。

由技术带来的制品性,才形成我们的欲望。而马尔库塞想要我们回到自然状态,逃避这种制品性(《资本主义的失去的精神》,69)。而艺术家到了今天仍在号召我们逃避这种制品性和人工性,大言不惭地向我们示范他们的手工性和心身性,都是在掩耳盗铃。他们不知道的是,现实原则是技术化,是书写,是主动迎受毒性(81)。用手工去抵抗技术,是错乱的。

马尔库塞所指出的“艺术家式的批判”“来自艺术家的批判”或“艺术本身对技术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和反抗,只是通过反对父权式超我,来为资本主义效劳(78)。艺术家式的批判,是永远走不通的。

“批判式艺术”这一说法里的“批判”也是多此一举。所有的批判,在今天,都在走入岐途,朗西埃说,哪怕抵抗,在今天也是有问题的。斯蒂格勒说,发明才是路。首先是吸纳,将技术和它带来的第三存留当作是我们自己要的,为此中毒,再从中复苏和醒悟过来。只这一条路等着我们。

左派的忧郁(穷于揭露但又没有革命方案)和右派的后批判式的批评,这两者之外,批评、理论和当代艺术还有什么路可走呢?不批判,还能干吗?

 

胡介鸣  黑匣子计划2011-2013 


所以,朗西埃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艺术批判,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从磕开每一个场景开始,兜底击破它,在每一处、每一地、每一时都重新形成知觉和释义的配方(reconfigured in adifferent regime ofperception and signification)(“批判之落魄”,见《被解放的观众》,24-49)。 

用观念艺术、实验艺术和批判性艺术去改造民工们所屈服的这个花花世界,是没意义的,重要的,是无条件地去支持他们正在建造出来的那个世界。而他们是通过建造这个新世界,来构造自己的主体的(朗西埃,《疲》,646)。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创造历史时,也同时创造了自己。我们在创造新世界时,自己也在变化,在某个点上,不再是他们现在这个主体,而是另一个新主体在创造新的世界了。一个新的主体会到达他们身上,置换掉他们身上原来的那个主体。他们只有创造了新世界,才创造了自己的主体(这就是福柯讲的“主体性生产”,从对语言到制品到精神的生产;邓文迪这样的,也是在做主体性生产,只是比东莞的打工妹们更病态了一点而已,也值得同情的)。

启蒙者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所发生的一切,这就是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所以,工人才这么悲惨。他们应该如此这般地开始行动。我们的立场反而是:这个揭露过程是多余的,阶级斗争不需要导师,与其揭露、批判这个旧世界,还不如运用新感知和新解释,去立刻建造新世界。这与先跳进水里才能学会游泳的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决没有一个好的阶级斗争好传统放在那里,也决没有什么美好的文革、工会运动和农民革命放在那里,就等着我们回去加入。“没有一个革命传统值得我们冒险去恢复。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理想,本身也将是我们在斗争之中发明出来的(《疲》,647)。做一种什么样的战斗呢?我们预先说不出来的。这也需要我们去发明!

双飞艺术中心:双飞克菜因蓝,空间站开幕现场,Double Fly Art Center Double Fly Yves Klein Blue, Performance at Space Station, 2015, Image courtesy of Space Station

也并没有一个我们预先发现或描述的未来,在等着我们。没有一个未来正急着要来顶掉我们这个当前。未来只是对于这个当前的改造。新只来自发明的活力。新不是用来填满原来的缺的,也不是对旧系统产生的危机作出反应。我们只有用一种新,才能去创造出另外一种新,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种手腕(《疲》,553-554)。

所以,为了使我们的斗争更犀利,必须推翻这个已发生于当前和此地之中的时代。我们的斗争是无法用现存的话语-立场来辩护的。

同时一定要警惕统治者向我们施出的诡计:时间会成为他们禁止我们行动的借口:在未来,你们可以拥有、干这个,但现在,还不行。我们必须回以:不,不是我们不行,是你们不行:我们受不了你们哪怕一小会儿了。当代和当前。都是对我们的压制,我们必须从中冲出来。我们的斗争和反叛,就是在创造了。你们并不知道我们将创造出什么。你们才是被蒙在鼓里!你们是看见我们的斗争眼馋了!你们想要让当前停止,享受你们的主导、剥削和压迫,来贯彻你们的死亡秩序,我们没空陪你们!

作出猛烈批判的马尔库塞倡导对升华的新形式的革命性组织(76),在2015年应该,这些新革命组织应该有什么样的新形式了呢?

小结:

对技术和消费后果的理解,我们都跟着马尔库塞犯了错。

我们今天对于作为技术-书写的数码之毒性的反思,仍一次次地落入阿多诺、马尔库塞的套套里。我们必须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理解升级了。

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对于好莱坞式的文化工业的批判要点落在:电影作为一种更强烈的欲望投射,短路了我们的想象。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和阿多诺的解释,是落在:文化工业和消费文化正在使我们Desublimation( 去-脱 -象征化) ,更不可阻挡地被Automatic superego (自动式超我)所统治。

斯蒂格勒重读了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认为后者对弗洛伊德的解释,在今天看来,是错的。这主要因为,当代的书写-技术毒性,不是由想象的技术外化所引起(不能光怪“技术的后果”,批判,也无用的),而是由心理权力对药罐(电影、电视、社交媒体)所施加的文化霸权(马云、马化腾们对之的垄断式开发)而导致。马尔库塞所批判的技术,我们还是得当药罐来继续用的,他的拒绝和反抗太轻率。马氏的批判态度深深地影响了艺术领域,我们需作更多的反思。

马尔库塞的批判套路,我们太熟悉不过,不读他,我们也一定会从大众媒体上流行的知识分子式批判态度中体会到:激进知识分子与边缘群体和反文化青年 团结到一起,用嬉皮、摇滚和毒品来反抗之。我们今天说起如何对抗数码毒性来,也一定会这样标准地应对。这一应对很陈旧了,也错了。这是想要找到了一种新的毒品来对付它。啊,毒品!为什么我们得用一种更好的新毒品,来反抗一种老的毒品?

但电影、电视和社交媒体本来已经是药罐,里面有一半是毒品。斯蒂格勒说,我们用药罐时,是要用毒品的这一部分,去抵抗那一部分?如果让激进知识分子去弄来一种新的毒品,就会短路掉我们原来能够运用药罐中的那一部分毒品来攻我们身上的另外的毒性的能力!

新的毒品因何而来?为什么我们总在渴望它。为什么总会有下一个马尔库塞来向我们提供?弗洛伊德在《文明与其不满》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人使其器官完美,后果就是在我们身体上造成了新的defaut:我们越来越难以满足自己了。于是需要借自外部的毒品,需要更毒的毒品。人就是这样的像酗酒者那样的处于不断戒酒中的生存。

人的性兴奋区离开肛门区越来越远。人越来越不能像动物那样性交了。人正在被自己的符号、技术和工具带向不归路。这使得人的性满足越来越难,也许永不能实现。于是,留在我们生活中的情诗、宫廷之爱式的升华装置,对我们成为某种讽刺。我们需要某种办法,绕开我们的身体、性兴奋区和器官,来达到满足。这种替代品,就是毒品。如果我们需要一部苹果手机才能找到我们真正需要的满足和兴奋,那它就是毒品。

我们需不新的毒品的一个重要的测试标准,就是弗洛伊德和拉康都强调的美与性兴奋区之间的联系的松紧(erogenous function of beauty )。人直立后,嗅觉的退化,造成人的性区转移,外界的万物的美,与人的性兴奋区之间的联系随人的器官进化而不断改变。

在这方面说,马尔库塞和我们显然都理解得太僵化了:技术的后果不是永久剥夺了我们的器官的功能,这些功能失去后会移到另外的器官的,各器官之间是在不断进行研发的分享的。器官的新功能总是增补式的:器官学式和谱系式的,而不是像马尔库塞认为的那样,是被这个时代的历史特殊性所决定的,格外险恶地造成,仿佛我们本来知道不受技术药罐影响时的那一状态和结构,能回得去似的!

马尔库塞和我们一直以来都错误地认为,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有技术和文化工业和消费对于个人心理-生态的破坏。我们对弗洛伊德的理解也是狭隘而错误的。器官学和谱系学式的对药罐的理解应该是:去功能,加功能,再重新功能化…在个人身上,这是像一层层新梦那样的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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