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导演周浩访谈
来源：[url]www.fanhall.com 作者：访谈者：刘洁
片 名：《高三》
片 长：95分钟
制 片：沈颢
导 演：周浩
摄 影：周浩 刘斌（使用摄影机型：SONY PD-190P\SONY PD-150P）
出品时间：2005年11月（广东21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出品）
参赛纪录：获得2006年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第三届“reel china 纪录片双年展”评委会奖。入选台湾纪录片双年展、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瑞士festival black movie。
梗 概：2004年-2005年，在中国闽南地区武平县一中，高三（7）班的78位同学和老师王锦春一起度过了难忘的高考前夕的岁月。高三开学第一天，王锦春就一遍遍地告诫自己的学生：“你们要像一头狼那样勇往直前，向前，你们别无选择！”家长也一次次在孩子的耳边叨念着：“如果你不想像爸爸妈妈一样做农民，这是改变你命运的唯一机会！”这些80%来自农村的学子们面临着12年寒窗后的第一次人生抉择，他们肩负着整个家族的众望，面临着全国各地800万备考生的竞争，忍受着巨大的压力乃至孤独与寂寞……周浩说：“《高三》中，高考的主线从头到尾，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个叙事的背景。几位老师、一群17、8岁的少年，在一个窄小的高三（7）班空间中的状态可能才是我关心的。”
【访谈背景】
仅仅因为一种情绪的扭结，就使我和周浩的这次访谈在不经意之间契合了2007年——这个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的“社会话语”背景。其实，纪录片《高三》我是2005年年底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映中就看到了，那时周浩正好从广州来京，央视也正在子夜分集播放着他的这部新片。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我和周浩是在′05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上结识的，当时知道了他就是那个拍纪录片《厚街》的《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记得他说，《厚街》快拍完的时候，他去了南方日报报业集团21世纪报系作独立制片人，专拍纪录片了。
可是，那天看完《高三》后，我却匆匆地走了，似乎想摆脱一种不愿再面对的情境——在命运面前的无奈厮杀、异化分裂。一时被情绪推撵着，访谈也就搁了下来。
人，有时真的很奇怪，会因着某种气息的沁人心脾而喜爱上整个园子的花草，也会因着某种情绪的扭结而逃避开我们应当承担并关注的责任。大约到了2006年4月，忽然收到周浩短信，告知《高三》获得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随后，新一轮的高考临近，各家媒体开始对周浩进行轮番“曝光”，我静静地看着，想等“喧嚣”落尽后，再来面对。至到今年8月周浩来京拍片子，我才约上了他。
正像周浩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三！”周浩读高中时还是两年制，他的“高三”是在第一次高考落榜之后的复读中度过的。坐在对面的周浩，随手摆弄着桌边一个插筒中的各式启瓶、夹壳的工具，说他1984年在江苏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偶然报考了一个摄影函授班，从此迷上摄影。1992年他调入贵州日报社任摄影记者。期间，他拍摄的新闻照片多次获奖。两年后，又调入新华社贵州分社任摄影记者。缘此平台，周浩在把镜头对准各个新闻现场的同时，也开始以专题报道的影像方式来呈现他对社会与自然的读解。他拍摄的多个专题，获得美国“自由论坛”新闻摄影比赛大奖和台湾《大地》地理杂志等机构授予的多项荣誉。1999年底，周浩来到广州，任《南方周末》专职摄影记者。从拍摄“大旱”的中国到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解散，从内蒙跟踪沙尘暴到沿着湄公河考察……周浩在呈现出各种自然与生存影像的同时，也勾勒出了他的精神肖像——激情与思想交织的“社会良心”。
正是这“良心”的牵引，周浩在2001年开始拿起DV去了位于珠三角的厚街，他开始关注“9·11”事件波及下的南方制造业的倒闭与失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周浩说：“若干年后，也许史学家们还会报怨，为什么在DV已经非常普及的21世纪初期，有关社会状况的影像资料还是极度匮乏。纪录这个社会公共空间中发生的故事，这可能是我做事的目的。”
纪录片《高三》，正是周浩纪录的当代社会的另一个公共空间。
逼仄出的关注形态
刘 我们的访谈真是应了一句老话：“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第一次看《高三》是去年12月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那间教室里，记得当时看完后，心理很拒斥、很抵触，也没跟你好好交谈，就匆匆走了。
周 那时知名度不高呗。开玩笑。
刘 呵，还真不是。现在“看清楚了”，就是你的《高三》，那么细致、那么无可逃避地把我记忆中的“高三”生活唤醒了……特别烦躁，不愿再回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拍摄这个选题的？为什么选择福建武平一中？
周 2003年制作完《厚街》，中间有一个空档，当时我也在作别的片子，但大都是长线的。我那时特别需要作一个短线片子，向我的老板、同事们证明我的能力。那会儿正好看到香港的一个纪录片导演张虹拍的《中学》，挺受启发的。
刘 我看过碟，是第2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参展作品。
周 拍中学，这真是一个不错的选题，当然我们的表现方法肯定不一样。刚开始，一想到要拍中学、拍高考，就自然想到湖北的黄冈中学。我找了两个曾经在黄冈作过记者的同事，把话传过去了，问愿不愿意我来拍，但对方拒绝了。
刘 不配合？
周 我一直觉得拍纪录片其实很大的功夫就在跟人打交道上，怎么能让别人接受你去拍，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刘 从《厚街》我看出了你的这种本事。那间出租屋里，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好像都很接纳你。
周 也不是的。很多时间需要去权衡各种关系。拍《厚街》时，有一阵子我把太太带过去了，当时就是因为我摆不平关系了。
刘 吉江红，我在片尾字幕中看到过她的名字。
周 厚街上的那些人，失业、穷困而潦倒，打架、情感纠缠、在出租屋里接生孩子……后来我实在控制不了这些采访对象了，当时就跟我爱人说，你必须帮我，帮我来控制一下局面，不然我就掌控不了了。
刘 那这一次呢？
周 黄冈中学拒绝以后，我就开始找别的点。我有一个同事叫方三文，当时他在《南方周末》工作，现在是网易的主编，是他推荐我去了武平一中，那是他的母校，1992年他曾经是福建省高考的第二名。我们去的第一天校长请客，在吃饭的过程中，就谈到我想拍一部中学高考前的片子。当时方三文的语文老师王锦春在场，他每年都接管高三班，无意中他谈到方三文的作文，还背出了一段，这可是12年前学生的一篇作文呀，我就觉得这个老师真不错。但是，那会儿觉得他肯定不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他不够严厉，比较温。
刘 现在看来，选择他倒是一种运气了。
周 在各种偶然因素下我选择了他，的确有运气的成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不愿意承认它是运气，如果我那时拍了另外一个班，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呈现方法吧。当时我们去武平已经是2004年的六月份了，我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选择这所学校、选择王锦春真有点像押宝一样。
刘 在《高三》里，王锦春就像“高考”战车上的一个特别热情的战士，他那种特别夸张的言行，刚开始看稍有点“秀”的感觉，看到后来才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天生的、感性的、激情的个性，应该说他在这个片子里，真的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 比如有一个场景，就在高考前的一天晚上，王锦春见到同学们就握手，在拍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镜头会不会有点太做作的感觉，后来我问过很多看完片子的人，问他们觉得这个镜头怎样，没想到大家都说挺好的，于是我就保留下这个镜头。
刘 呵，我看了也觉得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是合理的，但是要换另外一个人恐怕
难说。
周 对，他还是蛮率真的一个人，我对他和同学们还是蛮感激的。第一次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说做这个纪录片不是我个人的事，是我们大家的，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他们的意义，可能比对我的要大。我曾经说过，再过10年、20年，说不定我都已经淡忘了，但是对这部片子里的人来说，那是他们一生的记忆。纪录片作到这个份儿上，也是蛮值得的一件事情，你会让别人记得你一辈子。
刘 你是和王锦春一起见到这些高三（7）班的孩子的？
周 2004年7月4号，王锦春第一次跟他们班的同学见面，我也是第一次。后来，我有些后悔，至少应该从高二的时候就跟拍。这是个文科班，男生不到二十人，而且成绩好的前十名全是女生，简直就是阴盛阳衰的一个班。开始我觉得蛮失望的，该怎么去掌控呀？虽然我跟女生的关系处得也挺好的，可我没法出入女生宿舍，很大一块内容我拍不到，所以当时我特别想找一个女助手，而且至今我也一直认为，拍纪录片必须要有女人参与，这样很多环节你才能够开展。
刘 对，就像你拍《厚街》那样。
纪录者的心灵纪录
刘 《厚街》和《高三》，人们看完之后反馈的信息是什么？
周 因为有特殊的原因吧，《厚街》没有在大陆媒体播过，只是在一些纪录片节和小范围里放映过。《高三》就不同了，央视等好多台播过。《高三》刚刚做出来的时候，我对它评价不是太高，它肯定不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纪录片，觉得它不如《厚街》，只是播出后各方面反映比较好。最近，我做了一个《厚街》回访，找到了当时在出租屋里出生的那个孩子，这个孩子已经四岁了，他妈妈跟我说，你来拍我孩子吧，拍到他们结婚。我非常自责，四年没有拍这个孩子了，我无法做到时刻去关注他们。但这让我也非常欣慰，一个农村出来的民工，能够意识到纪录片对她有着很深的意义，纪录片能作到这个份儿上，真的非常好。
刘 你说过：“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高三。”这其中的意味我特别能理解！“高三”那种极端分裂、极端无助的感觉，一直把我撵到了今天！（上个月我终于拿到我的最后一个学位）这也是片子中那位已经被旋拧在“高考战车”上的老师王锦春一再鼓励大家要坚强越过的“最痛苦的时刻”<
来源：[url]www.fanhall.com 作者：访谈者：刘洁
片 名：《高三》
片 长：95分钟
制 片：沈颢
导 演：周浩
摄 影：周浩 刘斌（使用摄影机型：SONY PD-190P\SONY PD-150P）
出品时间：2005年11月（广东21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出品）
参赛纪录：获得2006年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第三届“reel china 纪录片双年展”评委会奖。入选台湾纪录片双年展、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瑞士festival black movie。
梗 概：2004年-2005年，在中国闽南地区武平县一中，高三（7）班的78位同学和老师王锦春一起度过了难忘的高考前夕的岁月。高三开学第一天，王锦春就一遍遍地告诫自己的学生：“你们要像一头狼那样勇往直前，向前，你们别无选择！”家长也一次次在孩子的耳边叨念着：“如果你不想像爸爸妈妈一样做农民，这是改变你命运的唯一机会！”这些80%来自农村的学子们面临着12年寒窗后的第一次人生抉择，他们肩负着整个家族的众望，面临着全国各地800万备考生的竞争，忍受着巨大的压力乃至孤独与寂寞……周浩说：“《高三》中，高考的主线从头到尾，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个叙事的背景。几位老师、一群17、8岁的少年，在一个窄小的高三（7）班空间中的状态可能才是我关心的。”
【访谈背景】
仅仅因为一种情绪的扭结，就使我和周浩的这次访谈在不经意之间契合了2007年——这个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的“社会话语”背景。其实，纪录片《高三》我是2005年年底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映中就看到了，那时周浩正好从广州来京，央视也正在子夜分集播放着他的这部新片。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我和周浩是在′05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上结识的，当时知道了他就是那个拍纪录片《厚街》的《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记得他说，《厚街》快拍完的时候，他去了南方日报报业集团21世纪报系作独立制片人，专拍纪录片了。
可是，那天看完《高三》后，我却匆匆地走了，似乎想摆脱一种不愿再面对的情境——在命运面前的无奈厮杀、异化分裂。一时被情绪推撵着，访谈也就搁了下来。
人，有时真的很奇怪，会因着某种气息的沁人心脾而喜爱上整个园子的花草，也会因着某种情绪的扭结而逃避开我们应当承担并关注的责任。大约到了2006年4月，忽然收到周浩短信，告知《高三》获得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随后，新一轮的高考临近，各家媒体开始对周浩进行轮番“曝光”，我静静地看着，想等“喧嚣”落尽后，再来面对。至到今年8月周浩来京拍片子，我才约上了他。
正像周浩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三！”周浩读高中时还是两年制，他的“高三”是在第一次高考落榜之后的复读中度过的。坐在对面的周浩，随手摆弄着桌边一个插筒中的各式启瓶、夹壳的工具，说他1984年在江苏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偶然报考了一个摄影函授班，从此迷上摄影。1992年他调入贵州日报社任摄影记者。期间，他拍摄的新闻照片多次获奖。两年后，又调入新华社贵州分社任摄影记者。缘此平台，周浩在把镜头对准各个新闻现场的同时，也开始以专题报道的影像方式来呈现他对社会与自然的读解。他拍摄的多个专题，获得美国“自由论坛”新闻摄影比赛大奖和台湾《大地》地理杂志等机构授予的多项荣誉。1999年底，周浩来到广州，任《南方周末》专职摄影记者。从拍摄“大旱”的中国到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解散，从内蒙跟踪沙尘暴到沿着湄公河考察……周浩在呈现出各种自然与生存影像的同时，也勾勒出了他的精神肖像——激情与思想交织的“社会良心”。
正是这“良心”的牵引，周浩在2001年开始拿起DV去了位于珠三角的厚街，他开始关注“9·11”事件波及下的南方制造业的倒闭与失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周浩说：“若干年后，也许史学家们还会报怨，为什么在DV已经非常普及的21世纪初期，有关社会状况的影像资料还是极度匮乏。纪录这个社会公共空间中发生的故事，这可能是我做事的目的。”
纪录片《高三》，正是周浩纪录的当代社会的另一个公共空间。
逼仄出的关注形态
刘 我们的访谈真是应了一句老话：“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第一次看《高三》是去年12月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那间教室里，记得当时看完后，心理很拒斥、很抵触，也没跟你好好交谈，就匆匆走了。
周 那时知名度不高呗。开玩笑。
刘 呵，还真不是。现在“看清楚了”，就是你的《高三》，那么细致、那么无可逃避地把我记忆中的“高三”生活唤醒了……特别烦躁，不愿再回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拍摄这个选题的？为什么选择福建武平一中？
周 2003年制作完《厚街》，中间有一个空档，当时我也在作别的片子，但大都是长线的。我那时特别需要作一个短线片子，向我的老板、同事们证明我的能力。那会儿正好看到香港的一个纪录片导演张虹拍的《中学》，挺受启发的。
刘 我看过碟，是第2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参展作品。
周 拍中学，这真是一个不错的选题，当然我们的表现方法肯定不一样。刚开始，一想到要拍中学、拍高考，就自然想到湖北的黄冈中学。我找了两个曾经在黄冈作过记者的同事，把话传过去了，问愿不愿意我来拍，但对方拒绝了。
刘 不配合？
周 我一直觉得拍纪录片其实很大的功夫就在跟人打交道上，怎么能让别人接受你去拍，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刘 从《厚街》我看出了你的这种本事。那间出租屋里，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好像都很接纳你。
周 也不是的。很多时间需要去权衡各种关系。拍《厚街》时，有一阵子我把太太带过去了，当时就是因为我摆不平关系了。
刘 吉江红，我在片尾字幕中看到过她的名字。
周 厚街上的那些人，失业、穷困而潦倒，打架、情感纠缠、在出租屋里接生孩子……后来我实在控制不了这些采访对象了，当时就跟我爱人说，你必须帮我，帮我来控制一下局面，不然我就掌控不了了。
刘 那这一次呢？
周 黄冈中学拒绝以后，我就开始找别的点。我有一个同事叫方三文，当时他在《南方周末》工作，现在是网易的主编，是他推荐我去了武平一中，那是他的母校，1992年他曾经是福建省高考的第二名。我们去的第一天校长请客，在吃饭的过程中，就谈到我想拍一部中学高考前的片子。当时方三文的语文老师王锦春在场，他每年都接管高三班，无意中他谈到方三文的作文，还背出了一段，这可是12年前学生的一篇作文呀，我就觉得这个老师真不错。但是，那会儿觉得他肯定不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他不够严厉，比较温。
刘 现在看来，选择他倒是一种运气了。
周 在各种偶然因素下我选择了他，的确有运气的成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不愿意承认它是运气，如果我那时拍了另外一个班，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呈现方法吧。当时我们去武平已经是2004年的六月份了，我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选择这所学校、选择王锦春真有点像押宝一样。
刘 在《高三》里，王锦春就像“高考”战车上的一个特别热情的战士，他那种特别夸张的言行，刚开始看稍有点“秀”的感觉，看到后来才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天生的、感性的、激情的个性，应该说他在这个片子里，真的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 比如有一个场景，就在高考前的一天晚上，王锦春见到同学们就握手，在拍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镜头会不会有点太做作的感觉，后来我问过很多看完片子的人，问他们觉得这个镜头怎样，没想到大家都说挺好的，于是我就保留下这个镜头。
刘 呵，我看了也觉得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是合理的，但是要换另外一个人恐怕
难说。
周 对，他还是蛮率真的一个人，我对他和同学们还是蛮感激的。第一次和同学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说做这个纪录片不是我个人的事，是我们大家的，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他们的意义，可能比对我的要大。我曾经说过，再过10年、20年，说不定我都已经淡忘了，但是对这部片子里的人来说，那是他们一生的记忆。纪录片作到这个份儿上，也是蛮值得的一件事情，你会让别人记得你一辈子。
刘 你是和王锦春一起见到这些高三（7）班的孩子的？
周 2004年7月4号，王锦春第一次跟他们班的同学见面，我也是第一次。后来，我有些后悔，至少应该从高二的时候就跟拍。这是个文科班，男生不到二十人，而且成绩好的前十名全是女生，简直就是阴盛阳衰的一个班。开始我觉得蛮失望的，该怎么去掌控呀？虽然我跟女生的关系处得也挺好的，可我没法出入女生宿舍，很大一块内容我拍不到，所以当时我特别想找一个女助手，而且至今我也一直认为，拍纪录片必须要有女人参与，这样很多环节你才能够开展。
刘 对，就像你拍《厚街》那样。
纪录者的心灵纪录
刘 《厚街》和《高三》，人们看完之后反馈的信息是什么？
周 因为有特殊的原因吧，《厚街》没有在大陆媒体播过，只是在一些纪录片节和小范围里放映过。《高三》就不同了，央视等好多台播过。《高三》刚刚做出来的时候，我对它评价不是太高，它肯定不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纪录片，觉得它不如《厚街》，只是播出后各方面反映比较好。最近，我做了一个《厚街》回访，找到了当时在出租屋里出生的那个孩子，这个孩子已经四岁了，他妈妈跟我说，你来拍我孩子吧，拍到他们结婚。我非常自责，四年没有拍这个孩子了，我无法做到时刻去关注他们。但这让我也非常欣慰，一个农村出来的民工，能够意识到纪录片对她有着很深的意义，纪录片能作到这个份儿上，真的非常好。
刘 你说过：“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高三。”这其中的意味我特别能理解！“高三”那种极端分裂、极端无助的感觉，一直把我撵到了今天！（上个月我终于拿到我的最后一个学位）这也是片子中那位已经被旋拧在“高考战车”上的老师王锦春一再鼓励大家要坚强越过的“最痛苦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