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瑞象馆  

文 / 张涵露

“一张盲人的画像是一张盲人画的像。”(1)

这周初的一条新闻成为了热门：山西省尧峪村村民刘仁旺在被指控谋杀并羁押了5年后无罪释放，并且向记者提供了了关于刑讯逼供的漫画来申诉。于是，多张描绘逼供场景的漫画在网络上流传。白纸彩色铅笔的漫画，简单但明了，“还原”了刘仁旺在接受审讯时受到的多种虐待方式，包括“吊打、电击、关铁笼、开水烫、锥刺十指……”(2)

山西村民刘仁旺请人画了漫画，描绘他在被误判杀人后遭遇的刑讯逼供情境。

在美国，因为怕影响法官判决，很多法庭禁止媒体的出席，也禁止摄影摄像——那会增加法官的压力，分散注意力，以及暴露当事人隐私。于是，我们所见很多对于法庭现场的图像记录来自速写或绘图。刘仁旺同样因为事发现场没有录像录影，选择在事后以图画形式展现。图画究竟有没有“记录”的效用？

刑讯逼供的新闻并不罕见，能使这条成为头条的当然是漫画。一是如此的申诉形式并不常见，二是绘画本身直观的传达力。说这些图画是“漫画”有一点模糊，在画面中，刘仁旺的身体总是比逼供他的警察要大，但我们不知道是故意用了“变形、比拟、夸张”等漫画手法来展示被虐待的主体，还是绘图师傅技艺不专，没拿捏好人体比例。

通过回忆由绘画来再现，没有人能够为图像的真实性打包票，它甚至可能是纯虚构的。但真实性在这条新闻中不重要——或者说，绝对的真实性不重要。我们熟悉“刑讯逼供”，熟悉它在古装剧中伴随的紧绷情节刻画，但不熟悉它如此笨拙而直接的被绘画出。不成比例的人像和业余的画风正是事件的相对真相。相比之下，同样是描绘被关押场景，曾巡回展出的艾未未作品《S.A.C.R.E.D》则显得无关痛痒，哪怕它还原得“逼真”。艺术家在一个大金属箱中微型复制了他的狱中生活，人必须透过铁箱上的缝隙“窥视”内幕。

艾未未作品《S.A.C.R.E.D》

泰国艺术家里拉克里特·蒂拉瓦尼拉（Rirkrit Tiravanija）在项目《游行图画》中委任许多艺术家将新闻中的抗议场景转换为了纸上绘画，将转瞬即逝的摄影铭刻成了虚构的图画，前者有“现实”参考意义，而后者通常更富文化、科学或美学价值——我们常赋予不同媒介不同的期待。然而当众人用一笔一划来凝固、巩固充满张力的瞬间，他们为这些事件建造了平面的纪念碑。而“一个纪念碑无意于欢庆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是把由这些的事件所塑成的持续流传的感性知觉托付给未来的耳朵：那不断重复的人之苦难，不断点燃的反抗，不断被记录的斗争。”(3)

里拉克里特·蒂拉瓦尼拉作品《游行图画》（Demonstration Drawings）

纪念碑的意义不是行动终止的标记，而是持续行动的备忘。在纪念碑上，不是雕绘出的那个十个士兵死了，而是成千上万的士兵死了。真相从何而来？图像能承载真相吗？图画呢？哪怕是再正统的纪录片中，看似的真相也是由经过剪辑和叠加的图像服务于背后的“主旨”生产出来的。在刘仁旺的例子中，几乎没有人质疑漫画的真实性，他的记忆可不可靠，画师可不可靠，这些在其他法律案例中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条新闻中暗淡了。我们像欣赏艺术作品一样欣赏这些图画，不多言。如果记录指的是真相的产出，那么，彩色铅笔是极佳的摄像镜头。

刘仁旺和图画

注释：

（1）Jacques Derrida, Memoirs of the Blind

（2）《山西男子用漫画描绘被刑讯经过，被控杀村官羁押5年后获无罪》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1916

（3）雅克·朗西埃《艺术是抵抗性的吗？》（翻译：nani）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4b73f0101n35j.html?tj=1

（所有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