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对谈杜兰塔耶:这种绝望的现状给了我希望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933   最后更新:2015/07/11 17:24:44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15-07-11 17:24:44

来源:泼先生

阿甘本对谈杜兰塔耶:

这种绝望的现状给了我希望

中译:王立秋(《伊斯兰评论》主编)


选译自Bidoun杂志第28期。杜兰塔耶(Leland de la Durantaye),哈佛大学英文教授,著有介绍阿甘本及其思想的书《吉奥乔·阿甘本:一个批判的导论》等,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研究纳博科夫小说的学者(著有《纳博科夫的道德艺术》)。访谈标题和末尾句子,系阿甘本引述马克思的话,出自《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写给阿·卢格的信。访谈前的介绍文字出自杜兰塔耶。封面图片是Bidoun杂志配图,文中插图为杜兰塔耶的狗:熊熊。


吉奥乔•阿甘本写过的书超过了二十五本,是个极有名的人。我的狗,熊熊,则默默无名。熊熊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有六个月大,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例外的。他既好玩又有点凶。他的妈妈是一只秋田犬,日本种,过去人们在捕猎鹿啊、野猪啊和亚洲黑熊啊的大型狩猎活动中使用的就是这种狗(在一段时间里这种狗是日本贵族才能养的)。训犬员要有特别的配备,唤狗的语言也是特殊的。但时代变了。

至于熊熊的爸爸,我所知甚少。

我是在洛杉矶东部帮派控制的一个积满灰尘的门廊上发现熊熊的。他那时才几个星期大,主人是一个友好却极其寡言的,曾在朝鲜战争中打过仗的老人。这窝狗是他女儿的,但他女儿却把它们留给了他,至于原因,他拒绝分享。熊熊和他妹妹名古屋整天、每天都被养在一个大木箱里,可以说,过的是一种狗版的狄更斯的早年生活。我不得不当场做出决定。有人已经认好了他的妹妹,不久之后就会来取。这里的狗可不多,更不用说这个四肢骄傲的小毛球看起来有多威风了。我打电话咨询了一位朋友的意见,她告诉我赶快离开那里。于是我打给另一个朋友,后者说买走买走不买走还是人么。

那时的熊熊很可爱,现在也依然绝顶可爱。他在一次大音乐节的网站的主页上露过面,因为在他们的摄影师出来抽烟的时候,我正好路过他们的节前派对。在我和熊熊在一起的头一个月,大多数人——真的,绝不夸张——都为之而惊叹。一天,在短短三个小时里,我就不停地被告知:“他让我这天值了”,“这周都值了”;以及这样美妙晦涩的评论:“现在一切都变得更好了”。尽管才搬到洛杉矶,我觉得我已经大概知道和名人混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了。

我是和狗一起长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它们养大的。我最初的记忆就充满了大狗和小狗,结果,养狗就成了我的世界的自然状态。我从我的狗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包括:每天就那样,它只有一次;这样也挺好;我们应该去公园。

另一方面,吉奥乔•阿甘本:我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他的,当时我是学生,他是老师。在那时我和他说过两次话,每次谈话都很简短。十年后,我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的书。在书写完的时候我给他寄了一本,不久之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在一段时间里我经常见他。现在我住的远了,于是我们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交流。

最近Bidoun(译注:Bidoun是美国的一本季刊,主要介绍来自中东的艺术与文化,感谢Sylvia同学的推荐,我才找到了这篇访谈)叫我访谈他。在知道阿甘本不大乐意做这些事情的情况下,我说我会试试,但希望不大。第二天我就收到了阿甘本的一封邮件,他说他急需雪茄。他抽的那种雪茄在意大利买不到了,因为它的美国制造商拒绝按欧盟法律规定,在它们的百年老包装上贴上吸烟会死的!!!(Il FUMO UCCIDE!)这样的咆哮体提示。所以我用他的感情和烟瘾来为Bidoun争取,于是就有了以下这篇访谈。

杜兰塔耶:你觉得我的狗怎么样?

阿甘本:前几天我在图西亚乡间散步,遇到一匹被圈到草场里的马。它突然朝我走过来,把头伸过木栏,试图碰触我。作为对它的礼貌的回报,我拔了把草递给它。它接受了,尽管也是纯粹地出于礼节。片刻之后我跑了几步,它马上跟着我,和我并排跑了起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的沟通完美而深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即,那些认为语言是为沟通而存在的人都错了。语言不是用来沟通的。它为的是别的东西,某种也许更加重要,但也更加艰险的东西。语言,事实上,是沟通的主要障碍,动物知道这点。它们有时会望着我们——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对我们的同情——望着我们被困于语言之中的样子,它们也会冒险进入语言,但它们偏好于不那么干,它们知道那样一来它们会失去什么。我想象你在和你的狗在一起的时候,也经验到了某种类似的东西。


杜兰塔耶:有这样一些现成的意象,欧洲的知识分子们,特别是那些博学的,特别是在哲学方面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就被置入了这样的意象,这些意象之一,就是圣人、严厉的思想家——他的智慧是以安逸、情感、喜乐、动物的愉悦为代价换来的——的形象。你会不会觉得其他人也这样看你?

阿甘本:这些意象是用来保护人们免受随思想而来的、关于物的风险的。真实的情况当然与此意象相反。反思与感官、喜乐和愉悦的联系是:它们会相互锐化、相互扩展。


杜兰塔耶:在你看来,笛卡尔疯狂么?我的意思是,他可以在把动物分类为机器的同时,又这样地骄傲于他的狗:格拉特先生——在格拉特先生生育小狗等的时候表达这样的愉悦?

阿甘本:林奈(Carl von Linné)说过:“Cartesius certe non vidit simias(笛卡尔显然没见过驴子)。”何塞•贝尔加明(José Bergamin)则引用帕斯卡说:“Descartes: incertain et inutile(笛卡尔:不确定而无用。)”


杜兰塔耶:在我刚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嬉皮士)母亲曾经因为我晚上溜出去而罚我阅读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多年后我碰巧在一次学术聚餐上坐在彼得•辛格旁边。我们被要求事先选择我们的主菜;我选择了一只没有得到解放的动物。我们自然地开始谈论动物,他告诉我他对它们倒是没有多少感情,也就是说,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与一切特定的情感诉求,是分开的。你和动物王国又如何呢?

阿甘本:我一直知道我是动物。正如我的老师何塞•贝尔加明喜欢说的那样。Yo soy un animal. 不幸的是,动物被一个通过排除动物来确定人的身份的人类学进程给限制了。而且,我认为,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我们应该谈论的,不仅是动物。植物,也是活的。它们是最高形式的生命,无限地优越于所谓的动物——包括人。


杜兰塔耶:看来,从动物那里我们可以学到这样一类东西——这个门类很大,但又与时代的视域密切相关。我的狗在二十分钟前还为生肉而感到异常兴奋,为不被允许吃我的一只鞋子深感受挫。现在他睡着了。我认为我们都应该燃起那种坚硬的宝石似的火焰,然后随它去。你从动物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阿甘本:我要再说一次我之前说过的:我是一个动物,即便我属于一个在不自然的条件中生活的种属。以及有时,在我看来,动物会同情地注视我。我为此所动,并每一次,在动物看我的时候,都感到某种类似于羞耻的东西。


杜兰塔耶:在《开放:人与动物》的开头你说到一种“与其动物本性和解的人”的愿景。我知道那本书本身就既是对那种和解的描述,又是对那种和解的请求,但在它到底意谓什么上,你能多说几句么?

阿甘本:如果我在那里力图分析的人类学进程是基于一种对“人”与“动物”的清晰区分的话,那么,它们的和解就是一项哲学任务了,那就是,要使那两个概念失效。吉奥乔•科利(Giorgio Colli,1917-1979,意大利哲学家、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都灵人)给联系(contact)下过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在我看来,在这方面是有先见之明的。两个东西只有在它们为一个代表性的空(representational void)所统一的时候才有联系。而人与动物发生联系的那个点,被我称作人类学进程的那个东西给打断了。


杜兰塔耶:在你亲近的众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无论是伊卡洛•卡尔维诺还是帕特里齐娅•卡瓦里,马丁•海德格尔或居依•德波,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或英格博格•巴赫曼,或者还有其他人——他们谁对动物最敏感?

阿甘本:你没有提到的一个人: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她和卡夫卡一样认为,动物没有被赶出伊甸园。她的猫卡鲁索是个传奇。如果莫兰黛和卡夫卡是对的,那么,通过动物,我们依然可以接近天堂。然而,考虑到我们也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这意味着,甚至我们,也没有被赶出伊甸园。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才想象我们被赶了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为其他动物所理解。


杜兰塔耶:我记得你和一个画家朋友曾经讨论过一只罗马鹦鹉。你能提醒我它说了什么吗?

阿甘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我们经常到罗马一家名叫La Sora Lella的餐厅吃饭,餐厅老板有一只鹩哥,一只八哥鸟,一种能够完美模仿人的声音,和其他动物声音的鸟。每次我们经过的时候,那只鸟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嗨,最近怎么样呀?”有一次我烦了就对它说,“你永远说同样的东西”。令我恐怖的是那只鸟说:“你也一样!”要为此寻求解释是可能的,但这一经验却难以忘怀。


杜兰塔耶:另外,你也是在某个夏天到哈佛去听亨利•基辛格讲课的青年领袖团的一员。那是怎样一种体验呢?

阿甘本:我是在1968年7月,在参加了五月巴黎最终阶段的巷战后到哈佛的。有一天,基辛格做了一次关于政治形势的讲座。我记得我站起来坦然无惧地大声对他:“基辛格教授,你根本不懂政治。”当我于九月回到意大利的时候,我得知,他当上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国务卿。


杜兰塔耶:据说后来你的一名青年领袖同侪被他的政治敌手杀死并吃掉了,这是真的么?

阿甘本:当时参加哈佛国际研讨班的人分两个群体:知识分子和政客。这两群人都参加了斯坦利•卡维尔的研讨班。你说的青年领袖是一个非洲人,他真是聪明,可惜后来变成了一个凶恶的暴君。就这样,他被他的敌人给煮了吃了。


杜兰塔耶: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是一个售卖T恤的网站,而且是给狗穿的T恤,有一个T恤上面印着你的头像或你作品的句子:“我爱生命政治”。对于这一事实,即,人们对你和你作品的激情,促使他们给狗做阿甘本T恤,你怎么看?你有这样的T恤么?你想要这样的T恤么?

阿甘本:不。


杜兰塔耶:我第一次见你说话的时候你正在谈论八卦——关于圣保罗的八卦,这些八卦是在他死后的多个世纪中收集起来的。你严肃地写作关于经常被认为是不严肃的东西——八卦、色情作品、冷漠。关于这点,你能说点什么吗?

阿甘本:本雅明曾写过,弥赛亚王国只可能以看似低俗狼藉的形式在场于这个世界。出于这个原因,在他那本关于巴黎的伟大的书中,他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迄今为止一直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的那些东西上:文化的废品和垃圾。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之中,在这里,最美丽的东西只可能以扭曲的形式存在,只能通过滑稽模仿来表达。


杜兰塔耶:现在你已经退休了,你怀念教书的日子么?

阿甘本:和伊凡•伊里奇一样,我总是发现学校是现代性最大的灾难之一。我喜欢轻松、自由、快乐地思考和说话;而不是在学校里教书。思想的场所不在课桌上,而是在宴会上。它也在自然中行走,听鸟或蟋蟀或知了要对我们说的话。在这里你会辨认出两个希腊哲学教育的模型:柏拉图式的会饮和亚里士多德式的漫步。


杜兰塔耶:在你的生活中,你在许多事情上采取了极端的立场:从2002年美国通过国土安全法后拒绝再次入境美国,到宣告“集中营是现代性的生命政治范式”。那么对于未来,你怎么看?

阿甘本:我是一名考古学家,在挖掘过去的同时,我也会遭遇令我愉快的可能的未来。如果,另一方面,你说的未来是那堆当权者正在为世界准备的东西的话——我想说的是,那玩意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生命的毁灭。


杜兰塔耶:在晚年回顾其漫游时代(Wanderjahre)的时候,叔本华哀叹说“世界上最大的三个悲观主义者:拜伦、莱奥帕尔迪和我”1819年都在意大利却一直没能会面。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么?如果你要参加一次悲观主义者的峰会,你希望在那里遇见谁?或者说,如果你拒斥这个术语的话,那么,你觉得为什么人们有时会认为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呢?

阿甘本: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是两个心理学范畴,它们与哲学思想没有半毛钱关系。把它们留给傻逼吧。至于我,我可以和马克思一起说,“这种绝望的现状给了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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