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吴鞑靼

【编者按】

吴鞑靼多年前在豆瓣与译言网曾发表过一篇出名的阴谋论编译文章《列宁是蘑菇》，从对网络流传假说的史料考证，到编译访谈，再到建立全新的文本，“真实性”早已无从考据。借6月刊专题，我们邀请吴鞑靼交代这篇文章的始末及后台工作，以还原这一另类写作中文本的真相，同时注意到，媒体的力量是怎样影响大众认知的。

而真实就是一种从一厢情愿到互相催眠，类似一种相爱的错觉。

吴鞑靼，1987年出生。苏俄转播幕后主脑，鬼台的联合搭建者。周末艺术家，全职互联网电商创业者。写诗，翻译，人声即兴。早年在俄罗斯中亚学习工作，现生活居住在英国。

“是谁最先说列宁是蘑菇的？”

其中一说来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列宁在林子里碰见了一个骑在马上的姑娘，她冷静而忧伤的坐在马上，心无旁骛看着前方下坡的道路，旁边的方尖碑看都不看，当然，更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长凳上那个衣着土鳖、被黑色礼貌遮盖的蘑菇。”

于是，蘑菇领袖诞生了。

“列宁是蘑菇”说的诞生并没有原始的文本。大部分人通过一个半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得知的，而电视节目后期又被发酵为文字的转述。我翻译了相关背景资料，加入对时代社会背景下的联想。写作是基于一个30%的俄语对话文本，把每个关键词做了分析，找出他们之间的关联，然后扩充了70%的中文文本。从古廖金的角度出发，变异的文本在故意设计之下言之凿凿，混以看似书山文海的背景杂糅，组成了这一阴谋论“真实性”的基本要素。

1. 作者的真实

1987年谢尔盖·古廖金在电视上宣布了一个“真相”：列宁是蘑菇

在作者的真实这一层面上。真实是一种主动的营造，所有虚构的历史/拼凑的伪证，都是构成真实的要素。在这个有明确指向的营造中，真实的力量是来自语言和表情的。可以这么说，真实变成了一种礼仪，一种酝酿中、成形中的礼物。

作者的真实，是一种创造，是让文本变成语境化的迷魂药，是让文本摆脱文本属性，打散语词功效的神力。“是古廖金自己创造了真实，还是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媒介，创造了真实”。

2.历史的真实

1987年，谢尔盖·古廖金通过电视向全苏联乃至全世界说出了一个“真相”——列宁是蘑菇。他通过电视节目直播的手段，把高明的诡辩术融入进通往千家万户荧屏的分分秒秒。这个关于列宁的命题，成功拆解了苏联历史中不可言说的秘密（十月革命的秘密），又顺带玩弄了大众心理中最危险又最安全的地带（政治的、领袖的敏感带，危险到不敢触碰，却在人心中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显得非常安全）。一个历史中的真实，苏联末期瓦解中的一个有些荒诞，却顺理成章的真实，就这么出现了。

关于这个真实的形成，并不是一场细致的文字游戏或者精巧的推理布局，它就像列宁在冬宫以及任何地方充满激情的演说一样，是由一个一气呵成的电视访谈组建的。这个真实的创作，没有原始的文本，只有原始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深藏在苏联历史里的，对于权威的反叛，以及艺术家内心对于荒诞和即兴的无比热衷。

古廖金口述的文本通过传说和史料结合的形式，在一个50分钟的室内录影节目中传播向世人。而我所做的，只是记录下电视中对话的文字，并把它们发酵、转换为一种表述。这是一种翻译，也是一种联想，因为口述文本的所有相关背景资料，以及社会相关动态，都被纳入了我的转述文本之中。这个联想式的写作可以这么来浓缩：“30%的俄语对话文本，20%网络搜索的关键词/大数据分析，50%发散式幻想式的扩充。”可以说，在经历了如此的折腾自后，古廖金的口述文本发生了变异：从俄语到中文，从影像到文字，所有屏幕中的精巧设计、灵巧配合、言之凿凿的语调、书山文海的背景，等等元素，变成了一个中文的转述文本中的另类写作。

3. 观众的真实

观众心中的真实，在苏联末期的语境中，是一种媒体影响下的认知真实。也就是说，这种通过认知得来的真实，其实是大众心理和大众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它与主流形态吻合或者对立，它都是一个被动的部分。而并非主动获取又思考得出的真实。

苏联的电视以及电视节目，既充当了消费文化中的一个家庭生活符号，也是权威媒体输出的平台。虽然苏联后期的媒体解禁使得消费文化充斥荧屏，但电视作为一个传统媒介，它的传播价值使它无法彻底摆脱与意识形态的关联。

古廖金的电视演说，正式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通过电视本身的权威性，赋予一个谎言真实化的包装，那么谎言是否能够成真？这也许就是一场媒体蛊惑性的探测吧？

电视，这个黑匣子，一头连接着观众，一头连接着信息创造者。它所承载的无形力量，以及直播中现场的氛围，其实就是把观众带入一个催眠设定中去。古廖金通过复制经典的苏联权威式演说的各种必备符号，在不知不觉中，让人们回归了被洗脑的结果。这个开得有些大的玩笑，从一个社会化的语境中，探讨了真实的可能性，以及虚构真实被证明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1987年口述文本的产生，就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侮辱。它并没有侮辱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或者说，它并不指向任何一个激动的苏联公民。它指向的，是那个养育了，也折磨了每个公民的，苏联社会。

回到电视节目直播的场景，电视作为权威媒体赋予谎言以真实性不言而喻。这个场景成功复制了苏联权威式演说的符号，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催眠设定中。观众的真实，是一种互动，一个看客的抓耳挠腮、辗转反侧。它更像是一种观看行为的水波效应。

如果说作者的真实，代表着作者对观众蓄意的羞辱。那么观众的真实，就是一种自我羞辱的复制。尤其是在列宁是蘑菇的讨论中，每一层社会化意识的反问，每一层党国主体意识的过滤，都是在对真实的扩大，以及观众对自我的羞辱。

当然，这里的羞辱并不一定就是简单的挑衅。就像文学艺术流派的开山怪们总会向他们反对的东西吐口水一样，羞辱意味着：看看你自己吧，不过是这样而已。

把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一个精细加工的石破惊天的文本，放入社会的搅拌机中，期望得到一个一针见血的答案。这本身就是略带荒唐的，因为，这个行为就是在把真实的碎片化。当“列宁是蘑菇”成为一个“作者真实”被抛向大众后，人们的怀疑、否定、质问，以及多少年以来的反思，就是锲而不舍的与文本互动的过程。这非但没有停止他们希望消解真实的意图，反而加速了观众的真实，在不段变异，成为新的日常生活交谈中的真实。

所以，文本的社会化，是古廖金虚构的产化池。即便所谓的虚构被“揭穿”，他仍有理由坚信，作者真实本身的封印并没有被解除，它反而化作了更多的观众真实。

4.转述者、“我”的真实

“我”在转述者视角上，担当了事件代言者的“真实”，同时保持了谎言转播者不置可否的中立态度。2009年我第一次看到列宁是蘑菇的资料，在到今天（2015年）的6年中，我不停的修订着对文本的解读和对待整个真实历史的态度。

2009年，最初的翻译加评述的中文文本出现在网络，对我而言，这其实只是古廖金口述文本转化的一个起点，也是这个虚构文本被真实化的一个起点。回顾翻译的过程，我所把握的真实，都是基于词语的准确性，与意义的合理性。而对于隐藏在词语背后的更深的语境真实层，则是需要不断的反思和积累，才能够参透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文文本中充满了我主观评述出的真实，这其实是一种“代言者”的真实。这个文本之中，暗藏了许多我个人的理解，以及对古廖金演讲中“伪证”的语境化解读。古廖金直到9年后猝死，都没有正式回应或者解释自己的这次演说，文本最深的真实层，已经随着他的生命一起消失了。我们所有的真实重构，其实都是一种带有克制的中立。

我和像我一样的转述翻译者，都是在谎言之外，找来真实的历史和情感填补进去。

那种“谎言传播者”心中不置可否的理性，和再创造之余的窃喜，一直环绕在我心里。

尤其近些年，当更多的学术研究进入到后苏联先锋文化之中时，对这个演说文本的解读，变成了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列宁是蘑菇”变成了一个1987年的历史事件，而不再是一个论断而已。文本的真实成为了被篡改了的生活的一部分。这真实来源于历史，成立于语境，被翻译扭曲，最后再被时间重构。我们现在就正看着它。

虚构文本，以及另类写作，是在创造一种遥远的真实。它是写作者与多种关系的互相介入过程。真实感，就像是被锁定的死穴，你想回避的，注定将是你要回归的。

从音乐上来说，古廖金的音乐影响了我对他的看法，也左右了我在后来翻译他语句时所采用的修辞。我把它的政治演说，看成一场即兴，它的所有韵律和力，都分布在整个演说过程中。如果把文本，看作一次语词的演练，把电视看作一个舞台。那么一切都可以顺理成章的说，这是一次伟大的即兴，没人可以复制的即兴。

从地理上来说，完成最初的翻译后，我又去了俄罗斯和中亚，对风土人情以及所有苏联相关的历史有了另一种感性的认知，这让我的真实感变得更加缥缈，我所能捕捉到文本转化中的语词真实，变成了一种感觉真实。我是在用各种手段，来捕捉一个感觉。

后来，我在英国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又在英语世界的学术语境中，重新审视了列宁是蘑菇。那段文本，不仅占据了我的感觉，我的感性世界，现在又跨越到了我的理性世界。我要用一门外语，去论述一个已经成为我感觉的主神，成为我听觉经验的主神，成为我下意识的主神。

那么这种真实，又该如何去面对呢？

文本介入了我的生活，我又该如何介入自己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