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回响:回顾《美术译丛》与《新美术》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1364   最后更新:2015/05/20 16:46:04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15-05-20 16:46:04

来源:iArt

口述:范景中

采访整理:张泉

思想基地

从1970年代末开始,浙江美院创办的《新美术》和《美术译丛》对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美术译丛》旨在系统译介西方艺术史和理论研究的经典成果。尤其在范景中主编期间,开始译介西方艺术学、艺术史的研究成果,对整个中国美术界的冲击难以估量,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前卫艺术思想基地。

范景中 1951年生,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979年入浙江美院攻读艺术理论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曾担任《美术译丛》和《新美术》主编。多年来从事美术史、美术史学史、中西美术交流史的研究工作,着重于把美术史的研究与人文科学研究相结合。


我读书时,大学里的中国美术史,基本还处于通史研究阶段,比较草率的编年式,对艺术家深入研究很少;博物馆研究则停留在鉴定真伪方面。艺术批评的理论性不强,个人感受较多。艺术研究三大领域:艺术史、艺术鉴定和艺术批评,前人做了很多工作,但怎样将三方面贯通起来,达到更高的境界?我很希望美术史研究领域也能出现像陈寅恪、钱钟书那种境界的文章,却见不到。于是想看看国外美术史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1979年,中国美院卖掉一个工厂,把国外的一个书展整个包下来(这样便宜);我读研究生时,有国家指定的专款经费,订了一批书,像帕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的书。我一看国外的研究,景象和视野完全不同。我觉得应该把西方高水平的美术史研究介绍进来,开拓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反观中国,可能可以看到新的方法和前景。另外,读了陈寅恪、钱钟书的书,我感到自己已经无法超越,就想能否为年轻一代做些铺路的工作。因为这些想法,做了自己力不从心的工作。其实我的兴趣和学术积累,都不是做西方美术史翻译的,我更偏爱中国古典诗词、水墨。



《美术译丛》在我接手前基本只介绍外国美术,我接手后想法很明确,要把它变成学术刊物,组织学者进行系统的翻译工作。系统翻译不容易,需要了解西方研究的状态和学术史。我以前读中国古典诗词时积累的文献学和版本学基础,用在西方美术史的考察上,产生了明确的想法。这个想法在1984年编《美术译丛》时一篇编者后记中有表述:我想通过《美术译丛》把西方美术史的几个学派介绍进来,一是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一是在瓦尔堡的帕诺夫斯基他们的图像学,一是贡布里希的——可以说是心理学的方法,但也不能这样概括,他的视野特别广阔,方法太多,甚至不能称他为美术史家,西方人称他古典学者,我觉得很恰当。我想通过这三个最主要的流派再向其他方向延伸,我们现在都熟悉的像巴克森德尔,哈斯克尔,都出现在《美术译丛》。

《美术译丛》比较偏重德语国家的美术史家。因为美术史是从德语国家发展起来的。美术史的学术史上有句话:美术史的语言就是德语。德语国家首先建立了美术史这个学科,成为大学的一个系;另外德语国家形成了美术史研究的三个重镇:维也纳、柏林、巴塞尔。维也纳学派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像里格尔,德沃夏克,包括贡布里希,都是从维也纳出来的;柏林产生了戈尔德施密特、帕诺夫斯基,沃尔夫林也在那教过学;巴塞尔也很重要,现代意义的美术史,开创者是布克哈特,他和他的继任者沃尔夫林都在巴塞尔任教。这三个国家的美术史都属于德语地区,当时德语发表的论文,对古代文献的整理,都处在西方世界最高水平。美国虽然起步较早,但处于低级阶段;英国几乎只是美学研究,像拉斯金做的艺术欣赏。二战后,德语国家的学者到英美,才将英语世界的美术史研究整个改变了。这种学术史状况也反映在《美术译丛》中。

其实,对西方学术史的把握,我一直提心吊胆,只是凭着自己的眼光和经验,隐约感觉到他们是学术史上第一流的人。1991年,曹意强去牛津留学,我让他向老师请教一下,我们的感觉对不对,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他写信说,你的判断太对了!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对西方美术史的观照跟西方人几乎同步。

当时,译作逐年增多。像商务印书馆翻译西方著作,做得很有系统。但是,像我们这样单科这么明确地按照学术史做翻译的似乎没有。我们非常明确,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学科的事情,要有计划地翻译,有系统想法,甚至一些古老学科都没有我们学科这么强烈的意识。

在这方面,美术史是领先的。1980年代我们就宣传:美术史是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这种观念非常超前。当时没有学科观念,20年来通过国美的工作,把美术史学科建设的想法、理论基础奠定了,传播出去了。现在各大学都开始搞学科建设了。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想让美术史作为一个学科样板来供其他学科参考,因为西方美术史研究水平实在太高。像贡布里希的研究不仅影响到美学,还影响到文学、心理学、科学、哲学,像沃尔夫林提出巴洛克的观念,音乐:文学甚至经济学领域后来都出现了巴洛克的观念,都是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多领域的人一起进入美术史,也希望美术史影响到其他学科。我们当时年轻,这是我们的学术抱负。所以我们的翻译工作也逐渐向外扩展,有些译者不是研究美术史的,也参与进来了,像浙大的杨思梁、徐一维,天津的李本正等等。《理想与偶像》这本书出来后,对中国影响很大,朱学勤研究思想史,却从这本书里受益,北大很多学者讨论这本书,虽然他们和美术史毫无关系。最重要的,通过翻译把年轻一代关于美术史的想法改变了,他们写的学术论文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像我带的博士生,有两篇论文获得全国百优博士论文。从社会状况来看,现在很多术语的流行,也和《美术译丛》的工作分不开,像“图示”已经成为美术领域通用的概念,“图像”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常用的概念。



《新美术》在我接手前主要刊登师生创作,感想,座谈讨论。我接手后跟分管《新美术》的副院长宋忠元谈,我想解散学术委员会。不是不尊重老先生们,可是如果我都听他们的,我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不要把它办成院刊,要办成全国性的刊物。我请严善帮过忙,也请他到中央美院和史论系系主任薛永年先生沟通。当时中央美院的《美术研究》每期是按照系科轮流出的,轮到一个系科需要周期。我说,你们美术史论只要有好文章,轮不到的话,可以拿到《新美术》来发。我们要成为一个全国的阵地,因为有这个想法,那时包括广美的杨小彦、山东大学刘敦愿先生的美术考古文章等等,都在《新美术》刊登。可惜因为我们当时的研究状况、水平所限,这个想法没能实现圆满。我对《新美术》不满意,其实也是对研究状况的不满,感到力不从心。

《新美术》现在计划出英文版,以前把西方的美术史研究介绍到中国,现在想把中国的古典画论传播到西方。西方研究艺术的术语其实很贫乏,直到文艺复兴才从修辞学中借鉴术语。而中国的术语很丰富。中国文人画领域,仅仅从张彦远那时讲起,这种意识已经很强。在绘画、书法领域,很早就有独特的术语。我们可以系统研究,知道它在世界文明中处于什么位置。前人也有讨论,但很糟糕。我记得当年有一本讨论中国美术的书,把中国这么好的传统硬分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掩盖在这种类比中,是在用西方的方法很糟糕地解读中国。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中国艺术术语。让它不光在中国文明中“死灰复燃”,而且在世界文明中产生活力,用英文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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