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侗:关系的艺术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0   浏览数:1770   最后更新:2015/05/03 08:40:47 by 橡皮擦
[楼主] 橡皮擦 2015-05-03 08:40:47

来源:打边炉  文:陈侗

多年前,一个广告人将我引荐给一个楼盘,想让我给他们做一个展览。说实话,因为与对方的关系是间接的,又没有什么预兆,我不太想接这件事。但是,我也说不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机会,毕竟房地产介入艺术的成功例子还是有的。于是,在一个大展期间,我约了几位外地的著名艺术家去那里实地考察。

和我们见面的是几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像是海归,言谈举止显得很精干,很有底气。他们和我谈得很认真,而我却认真不起来。

我注定是不能为别人做什么的,哪怕这件事情能带给我极大的利益。我庆幸跟楼盘的合作不知不觉就没有了下文,也一直对自己竟然还傻傻地想过几个愚蠢的应景方案而感到羞愧。

房地产介入艺术其实不是坏事,资金、空间,甚至服务团队,都是当代艺术项目必须的。问题是,当房地产主办的艺术活动终于成功开幕时,除了艺术家、作品,我们还看到了艺术活动后面的一个“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此时,艺术成了舞狮,只不过艺术家比舞狮队体面,因为来到的都是体面的人。

这种“别有用心”的艺术活动并不是房地产发明的,只不过房地产的商业特点使它显得名声不好罢了。从运动会到百年历史纪念,各种主题性展览对于习惯于它们的艺术家来说,那才真的是角逐的机会,它们由政府文化部门出面,由最权威的专家组成评委会,还有所有的媒体助阵⋯⋯总之,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给艺术找个说法——这个理由在花钱比较多的当代艺术时代显得格外正确。我把这种条件下产生的艺术活动称作“唱堂会”,即旧时戏班去大户人家给喜庆大事唱戏助兴。在“堂会”上,戏班里的角儿为众人追捧,明星气势甚至盖过当天的寿星。不过,堂会就是堂会,没有人会真正颠倒主次,除非是台上角儿晕倒,或者遭遇刺客暗算。就算是铁杆票友,也不会把堂会当戏院,他们那会正忙着寒暄应酬,嘴里还含着东西,想叫一声“好”实在不太方便。对于角儿或整个戏班来说,这种来到就唱,唱完就拿钱走人的堂会定义了“戏子”的身份。所以,在堂会中唱戏的不敢说自己是艺术家。在他们看来,艺术家是所有行当中唯一被允许可以不顾别人存在的自我表现者,而他们不是。

艺术家或许至今还能够在创作作品时保持自我表现者的姿态,但他们没有办法阻止自己的作品写进堂会的节目单。无论是纪念性艺术活动(例如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庆典式艺术活动(例如为了房地产的开盘),都是一种关系的艺术,其实质就是:尽管艺术是真实地发生了,但艺术不是目的。在这种场合中,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大腕级的——倒还是活动的主角,他们的自负来自于他们受到的尊重,而他们的谦虚则表现在不会真正谈论自己的作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一个特定的时刻和场合。

从官场小说到贺岁影片,从双年展到时尚品牌的客串,一切最隆重的艺术都有着不言自明的背景。人们消费艺术,追逐艺术,以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不光是表现与被表现,还有利用与被利用。这种关系正如厨师与食客、医生与病人,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那么,今天还会不会有横空出世的作品?比如一部影片,它没有任何时间性,也不为任何群体服务,它仅仅是受到艺术家内心意识的驱使,而它跟现实的唯一关系,就是在现实的某个时刻它发生在银幕上。

现在,人们的确能够在不预先提出什么要求的情况下,让这样一部影片在某个时刻发生在银幕上。但这个时刻不是影片的时刻,而是关系的时刻。这正如人们很多时候是因为休闲和谈恋爱才去电影院,而影片却傻傻地自顾自地放到最后(“用作品说话!”——人们如此奉劝那些喋喋不休的艺术家。但是,当作品真正说话的时候,人们却在干别的,在电影院的椅子上打盹,或者在展厅里寒暄)。

文德斯之所以成为大导演,可能就是因为他十来岁时曾经一直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戈达尔的某部影片。他没有带女友去,那天也不是他的生日。

纯粹的艺术就是一种没有服务对象的艺术,不仅开始时没有,传播过程中也没有。如果说毕竟它会“为了”或“适宜”某些人,按阿兰·罗布-格里耶的说法,他们断然只是少数。


然而,今天的艺术活动却时刻谋求效益的最大化,不光人数,还包括影响力。

当处于大多数当中时,聪明的艺术家只能装傻。杨诘苍说,当克林顿跟白南准握手时,后者一起身,裤子就掉了。这个故事表达的不是尊严,而是艺术的自由。

如此看来,艺术就不属于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真实的生活,尽管在它的逻辑之下,它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与众不同”就是它的真实。

但是今天,不,也许还包括昨天,艺术的这个似乎已经打成死结的逻辑正在出现松动:堂会式的艺术正在改造它那源自"雅集"的不体面,开始和强大的——至少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够强大的——经济体系捆绑在一起,“被”谋求一种说不清楚是不是最终有利于经济,从而也必然有利于艺术的短暂但不断重启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地,但同时肯定是无一例外地,将这种新兴的艺术与经济的合作关系定义为“现代堂会”。它的基本走向与传统戏班专享的堂会有所不同,即并非角儿们非得通过堂会才能获得表现的机会与主人的打赏,而是堂会的主人希望艺术除了助兴的功能,还能提升自身的品位。这种双重效能拥有一个公共的名称:企业文化。与那些旨在将企业管理立体化的企业文化不同,艺术堂会从一开始就具有战略意识,因而它努力不让自己成为一锤子买卖。它迫使自己朝专业化方向推进,采用了一切能够采用的制度,比方说聘请策展人。在艺术略微显得过剩的今天,为了感动那些疲于奔命的艺术家,现代堂会找到了一个堂皇而且先进的理由:走出美术馆。(备注是“让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可是艺术家真的累了。他们没有足够多的作品贡献给鳞次栉比的堂会,于是只能是用同一件作品对付不同的堂会。对于堂会的邀请,艺术家不能说不,因为策展人是上帝,这个上帝戴着朋友的面具来敲门,并让你知道他并没有去敲所有人的门。你被选中了,还有什么好说呢?

我们今天的艺术(活动),不再像小说一样静静地躺在那里等着人们去翻阅。用艺术搭建的舞台,唱戏的主角却是经济、政治或别的什么,尽管这一切只是作品之外的背景,即常常用来交待为何艺术总是处于关系之中的两个字:缘起。

所以我们要为出席堂会的艺术家感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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