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钟刚微信

汪民安在他与广东美术馆合作的《生产》杂志中，将“生产”一词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抽离，回到了它的内在语义：生成、流变和活力。他认为“生产”这一概念符合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广东美术馆在2015年推出的新年首展——“机构生产：广州青年当代艺术生态考察”是该馆停止主办《生产》杂志后这一概念的重新“回归”，也是他们首次从“机构生产”的角度来切片式观察广东地区的青年当代艺术。这体现出这家日趋靠拢主流意识形态的公立美术馆对广东青年当代艺术创作的关注和兴趣，以及对机构问题的考察和审视。

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机构”的宽广含义不同，“机构生产”中的“机构”在展览中有特定的指代，它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美术馆和画廊之外的第三种组织。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在展览前言中，用“自主的”、“个体的自发性”、“非主流”、“不可忽视的创新力量”、“低产”、“决定了当代艺术的前瞻性”来描述这个地区的机构生产面貌。由于展览对“机构”的特殊定义，使得广东美术馆等艺术生产中非常重要的美术馆，逃离了被切片式抽样和考察的可能，这是这个地区机构生态考察的前提性缺失。

由于罗一平着力强调国家美术馆的策展立场，使得展览所瞄准的“机构”是置于主流和非主流的二元评判的位置上，并且是在“非官方”和“非商业”的前提之下被观看。这就使得机构的创作面貌呈现出一种背景的虚无化和社会语境的真空性。在“学院超链接”单元中对美术学院的机构考察时，学院在意识形态与就业市场的驯化之下如何倡导自由的意识与当代精神，体制化的学院又是怎样在收紧与松动之中塑造艺术生态，都是机构生产中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要能正视学院弊病，并对其进行大胆的解剖，都需要作为机构的美术馆和作为学院人的策划者以类度类，在“非主流”、“不可能忽视的创新力量”这些标签印象之后考察和研究机构、体制与生态的共通性问题。

在“黄边时间”单元中，广东美术馆主动将这个相当年轻的机构纳入到考察的范围。一个体制化的广东美术馆与一个不断冲击和反省机构体制的黄边站相遇，在展览的形成、尺度的把握等问题上所产生的分歧，勾连出了美术馆制度、审查机制等政治、社会议题。广东美术馆作为展览组织方，根本不可能超脱地去指点和关怀机构生产命题的讨论，在“黄边时间”单元中，他们就用一种狡猾的手段（挪动另外一件作品）挡住墙壁上那些让他们不悦的涂鸦文字（比如“黄边站要占领美术馆”的涂鸦），此举反映出美术馆作为机构在知识生产中戏剧性的审查。

在广东的当代艺术生态中，作为知识生产的广州美术学院，除了招收并驯化年轻人，还经营着两家像沉寂的河床一样的大学美术馆；被纳税人供养的广东美术馆，则充当着宣传机器和个人意气用事的舞台（比如广州三年展、广州摄影双年展的停办）。与这些体制化、进入管理泥沼中的机构相比，博尔赫斯书店艺术空间、维他命艺术空间、观察社等异质性的空间，继续以持续的工作塑造着广东当代艺术的独特形态。他们既保持着对现实主义的警惕，又从现实的各个细小环节从事空间事务，陈侗将这种联合体所散发出来的精神叫“广东主义”。遗憾的是这一部分的“机构生产”并未反映在这个充满野心的展览中，反而是新近成立的广东当代艺术中心匆匆进入到了机构考察的范围。展览逻辑的无法自洽，恐怕也是机构生产中的现实考虑和价值判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