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家  文：李公明

涂鸦艺术的社会学意义不容抹杀，对自由涂鸦的禁止与宽容程度常常标识着城市的精神气质。

所谓“街头图像”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当代城市的街道景观中到处充斥着商业广告、装饰艺术、教化宣传甚至涂鸦等“街头图像”，这个概念似乎有一种混合的、世俗的中性特征。

由于本文所关注的只是今年初发生在长沙的反腐漫画和上海的拆迁涂鸦，在这两件艺术创作、传播和处理结果的个案中，“街头图像”这个概念具有特别的力量与意义，可以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

（资料图：长沙工地反映贪腐的涂鸦）

2015年1月，被媒体报道的长沙一个工地围挡墙上一组（共33幅）揭露官员腐败手法的漫画，很快被当地城管执法部门采取“重新喷涂”的行动，理由是这些漫画内容“在表达形式上过于直接，内容过于负能量”。此举当然引起舆论热议，但是基本上都仅仅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进行批评，缺乏从艺术审美角度的分析。

实际上，在这个案例中充满了街头图像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意义。反腐败斗争所揭发出来的种种丑恶行为早已在新闻报道和各种自媒体中俯拾即是，在媒体上的相关漫画也屡见不鲜，然而在街头图像中这样的漫画却特别引人注目。

这批漫画中的内容并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但是画面上的生动形象和讽刺中的戏谑口吻却产生了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正是这种艺术的感染力深深地刺痛了权力的自我美化洁癖，正是这种审美奚落使权力一直不遗余力地涂抹、维持的尊严受到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主管部门的确对于艺术图像的力量和意义深有体会。

所谓的“负能量”，其实正是站在权力立场上的肺腑之言，而且是无师自通地接触到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在社会抗争运动或政治伦理斗争中，审美批判的确具有反抗权力、解构伪装的力量和现实意义。

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城镇铺天盖地出现的围墙宣传图像构成了一幅新的教化艺术景观，丰子恺的图式语言被挪用在传统教化与意识形态教育的混合体中；在当代中国的城市景观视觉中，它有一种国家文化威权的延续与翻新的象征性作用；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图像运动背后的生产模式与公共财政投入，我相信这三个方面都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与此相比，长沙反腐败漫画的出现、意义及其结局就更凸显出尖锐的对应性与时代氛围的真实性。因此，长沙反腐败漫画具有某种测试的意义，探测着官员群体对于审美奚落的心理承受能力，更重要的是测试着权力对于公众敢于挑战自我美化洁癖的认知态度和承受能力。

也是在2015年1月初，上海康定路600弄拆迁基地的部分涂鸦也迅速经历了被发现和被铲除的命运。“拆除涂鸦是出于对安全考虑”，这固然是管理部门认为很有道理的说法，而即便是对这批“美丽的”或“感伤的”涂鸦作品表示赞赏的声音中，基本上也都把内容正确、没有负面内容、不影响城市美观作为涂鸦的合法性依据。

这些涂鸦当然很能引起人们对老房子的情感记忆，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经过媒体的渲染更具有审美的煽情作用。但是，这批画在废墟中的涂鸦却具有远比“美丽”和“忧伤”要复杂得多的内涵，比如那些相对没那么抢眼的以“拆”字为主题的画面，凸显的是“想拆哪就拆哪”、“拆哪”等城市拆迁运动的抗争情绪；即便是在那几幅最受关注的“美丽涂鸦”中，与其说是“让美丽最后再绽放一次”，不如说是让痛心与哀怨自由地宣泄出来。比如备受赞赏的那幅落泪的小女孩怀抱着一个“房子”的涂鸦，其下方正好有一堆拆下来的废弃砖瓦，正是对美好梦想的无情解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批涂鸦明显具有艺术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如艺术表达与城市变迁中的抗争运动的关系、社会底层通过城市涂鸦表达空间权利的诉求、公共艺术如何介入社群生活的可能性、公共空间作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审美表达资源的分享机制等等。正因为在涂鸦中有些人是“为涂鸦而涂鸦”，或是为了提高自己作为涂鸦艺术家的名声而涂鸦，因此在上海康定路出现的这批涂鸦就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可惜的是，媒体和公众对这批涂鸦的关注完全被是否应该铲除所吸引，进而有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是希望政府提供适合涂鸦创作的空间场所。其实，涂鸦被覆盖、被铲除本来就是它自身所包含的元素，它本来就是人们出于各种思想观念和情感因素运用各种方便的绘画媒材信手涂抹的自由创作活动，它既然不需或不希望经过机构审批或业主同意就在各种空间实施，也就没有权利要求得到保护。艺术家自己对此是很明白的，“涂鸦没了其实很正常，……涂鸦，就是为了不知去向。”这是对的。

至于在政府管理下提供涂鸦创作的条件和永久性保护，这就在性质上和功能上都与普通的公共装饰艺术没有区别，这也可以成为为公众服务的艺术，但不再是涂鸦。如果没有了自由的、偶发的、未经许可的和某种破坏性的特征，那只能是被阉割的伪涂鸦。

真正的涂鸦艺术与公共管理者的关系常常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它有点像一支城市文化游击队，为人们的生存空间创造某种异质性的精神元素与视觉经验；它的“违法性”有时是建立在某种特殊的精神意义之上。

因此，尽管不少西方国家的城市管理者面对公共治安和物业管理等社会压力不断采取各种反涂鸦措施，包括罚款、拘捕甚至禁止商店售卖喷漆予18岁以下人士等，但是涂鸦艺术的社会学意义仍然不容抹杀，对自由涂鸦的禁止与宽容程度常常标识着城市的精神气质。

（图注：2015年1月23日，上海，近日，法国艺术家Julien Malland在上海康定路600弄一处正在施工的拆迁基地留下了诸多涂鸦作品，他的涂鸦作品通过描绘简单生动的本土化人物形象与当地社区居民交流，走红网络。25日，拆迁地的大部分涂鸦已经被抹去。）

回到上海康定路涂鸦。“梦笔生花”的小女孩背负着一幢房子；侧卧的女子也是怀抱着房子，但在“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旁边却钤着一枚“拆”字；一个极力钻进大树树洞的少女周围是满天的“拆”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对“拆”字的抗议还是无奈？富有诗意美感的人物形象与图案背景与鲜红、刺目的“拆“字形成了强烈的对峙关系，而房子在这里又成为了对生存梦想的强烈隐喻。

法国涂鸦艺术家Seth（据称他说这批上海涂鸦的创作者之一）说“一个画家就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应该是对这一废墟涂鸦的行为动机的最好诠释。

（原标题为：《街头图像的力量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