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芭莎艺术

1987年，浙江美院的同班同学张培力和王广义毕业3年。一个在杭州成立“浙江池社”，一个在哈尔滨成立“北方艺术群体”；一个正在放下绘画尝试录像艺术，一个刚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作品。平时两人每周都有书信往来，谈论最近的艺术观点、哲学书籍和进行中的创作。没事的时候，两人会相约去北京，在《中国美术报》编辑部住下，每天喝大酒讨论艺术，发稿费的时候高高兴兴去吃一碗兰州拉面。“1987年，就是喝最廉价的酒，谈论最高的问题”，王广义这么形容。当被问到说起1987年会想起什么的时候，张培力说了“书信”，王广义说了“兰州拉面”，仿佛是一种“历史友情”的巧合。

《芭莎艺术》：1987年刚好是而立之年？

张培力：对，那年我儿子出生。那几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跟耿建翌几个在杭州做“85新空间”，刚毕业比较焦虑。

《芭莎艺术》：焦虑？

张培力：“文革”刚结束，开始接触外国画册，才知道中国处在什么位置，这让我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我们就很像小山村一个没离开过村子的年轻人，有一天终于去了县城，第一次吃到西瓜看到电视。他再回到这个村子之后发现自己待不下去了，但又不确定是不是要再回到县城，很尴尬。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惑——我们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这没有解决现实的落差。

《芭莎艺术》：除了落差有没有其他的感觉？

张培力：中间出现了几次“周折”，比如 “反精神污染”。举个例子，那时候小区的居委会会经常进屋以检查卫生的名义进行“政治搜查”，我们一个被美院开除的学生画的人体画每次都会被居委会收走。这种“周折”不断地提醒我对这个社会不要有太多的幻想，很纠结。

《芭莎艺术》：1987年做了很多新尝试？

张培力：我们这批人那时候一直折腾，因为自己当时对很多东西还是觉得不太满足。所有艺术家创造新东西的动力都来自于不满，他们要消除历史上挡在他们前面的东西。使命和伟大的责任感都是扯淡，但是扯淡也是伟大的，只是不要弄得太神圣。

《芭莎艺术》：怎么理解“八五新潮”这代人的“使命感”？

张培力：艺术家去思考问题会带上历史、社会和哲学的因素，有时这些因素会让艺术家有错觉，觉得自己在历史中承担了某种使命。这种幻觉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我自己也有，但很多年后回过头看发现只是一种幻觉。艺术家沉浸在一种伟大的角色中。某天一件很具体的小事就会让他的这种幻觉荡然无存。所有幻觉到80年代末经历了一个彻底的清算。但“八五新潮”仍然代表使命感，一种豪迈的、悲壮的、自我塑造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就算它幻灭了。

李宇春：用的第一台摄像机是美国产的还是日本产的？

张培力：日本。

李宇春：第一部录像作品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张培力：彩色的。

李宇春：你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好吗？

张培力：很难。

李宇春：1987年时喜欢欧美电影还是香港电影？

张培力：欧洲电影。

李宇春：摄影和录像哪一个更能表现时间的痕迹？

张培力：都可以。

李宇春：中国现在的年青一代有创意有思想吗？

张培力：有。

李宇春：你觉得八十年代和现在哪个时代更美好？

张培力：现在。

李宇春：一说起1987想到什么？

张培力：给朋友们写的书信。

张培力的1987年信物——书信

对张培力来说，书信代表了那时人跟人交往的距离，他怀念那种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深入，甚至对象的局限。“微信和微博更像表演和自我包装”，他说，沟通的方式，也是某种时代性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