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华：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和“未知博物馆”的关系？

邱黯雄：作为未知博物馆的发起者，最初我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博物馆的初衷是建立一个跨学科的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和平台，另一点是对价值体系的考量，今天我们以什么作为艺术的评判标准？很幸运的是有一些年轻艺术家有热情和兴趣参与这个工作，最初有廖斐，吴鼎，郑焕，李晓华等人，还有些人后来没有参与了，也有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艺术家，科学家以及其他文化工作者，从开始到现在做组织工作的是我和廖斐，吴鼎，郑焕他们。总的来说这是个集体的项目，许多人一起工作，2007年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展览和活动还有讨论，讨论是最多的。未知博物馆开始时是一个自然凝聚的状态，现在我希望它能够有持续的独立工作方式，而不仅仅是靠热情，所以现在需要去建构这个基础和条件，这是我目前要去做的工作。

李振华：“未知博物馆”具体的创作和倾向曾经有哪些？跨界在这五年来说一个很主流的话题，但是鲜有人真正做到，那么你提到讨论的时候，有些问题得到解答了吗？以及“未知博物馆”在当时做的必要性是什么？

邱黯雄：未知博物馆并不是以创作为主，创作是当某些想法成型后的结果，一个想法开始后也不会一次性消费，会持续的做下去，这几年有几个话题是我们持续讨论的，一.艺术的价值标准的讨论，我们做了《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2010，比翼艺术空间，《装饰》 2011，箭厂空间，《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2》2012尤伦斯美术馆，《借艺术》2013，上海当代艺术馆。二.冥想台计划，《冥想台》2010，上海襄阳路368号；《社会冥想－Party》2012，艾可画廊；《社会冥想－漂移》2013，北京元空间；《社会冥想－四川好人》 2014，上海德国领事馆文化处；《冥想台》2014，苏黎世Gasträum公共艺术节。 三. 艺术与科学，《图案，漩涡，遭遇》2011，北京空间站，广州时代美术馆，北京中央美院美术馆，《事物的结构》讨论会，北京三里屯新视线杂志社。说到跨界，我们并不是想去掺和这个时髦话题，在未知博物馆成立之初，我们意识到国内艺术圈的思维和知识视野很狭窄，对艺术圈以外对东西不太了解，我们想搭建一些沟通渠道。比如艺术与科学的话题，我们和科学松鼠会合作，找到了一些科学家一起讨论，后来也有很多人开始对艺术和科学的话题感兴趣。讨论对于我们来说更多时候是学习的过程，很多话题中的知识我们都还是未知的，在讨论中我们学习到了更多有趣的知识。这类问题很难说去找到一个答案，因为这些问题很难下一个简单的结论，而且到今天为止，这些话题的讨论可以说才是个开始。我们就像点了一个火种，更多人看到了感兴趣来参与。也许解决问题的不是我们，但是我们去找一些路径和方法，也许最后都不对，但这是未知博物馆的存在价值。说到必要性，对于别人来说很多事情做出来了才会去谈论他的必要性，如果只是一个想法，没有成为事实前，没有人会觉得它有什么必要。必要性更多是对自己而言吧，就是自己觉得一定要把它实现出来的冲动。当时就是觉得没有谈论艺术，都在谈市场，谈拍卖。当然市场也是整个艺术生态的一部分，不是说不去谈，但是用市场价格作为艺术价值的标准是有问题的。艺术的价值评判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标准，而不是跟着市场走。还有前面提到的知识范围和视野的问题，这个是未知博物馆产生的主要动机。

李振华：未知博物馆的工作方法和你自身的艺术创造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你在具体的回应什么？

邱黯雄：我自己的创作还是有一个线索和范围，对语言的要求是基本的，也是工作的内在动力。还有这个工作依赖于艺术的体制，甚至是围绕这个体制展开的，这正是有问题的地方。未知博物馆的工作方式更像实验室工作，可以试错，可以合作，可以在不同的语境和话题里工作，可以完全敞开。未知博物馆对我来说像是一个退出机制，从正在其中的体制中退出，保持距离，让思想散步。当然在实践过程中，还是或多或少的卷入了体制的工作方式，但是我希望未知博物馆能保持独立的态度和工作方式。

李振华：你提到的艺术体制，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中国的艺术体制是什么？通常一个体制应该有很具体的循环，以及常年工作下来的各自位置和分配。在中国甚至很难说什么是博物馆体制，什么是画廊体制等，那么你所依赖或者围绕的体制是什么？

邱黯雄：体制是个大词，具体到实际情况中，中国有中国的体制，欧洲有欧洲的体制，美国有美国的体制。但今天中国的体制是个很奇怪的状态，官方体制仍然存在，有美协，有官方美术馆，而且也不拒绝当代艺术，甚至很积极的宣称自己也当代了，但是他们审查机制从未放松过。民间的艺术机构水准参差不齐，但大多美术馆没有馆藏，有的馆藏没有馆藏标准，很多时候就是有钱人的个人的趣味。就是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情况，所有的事情都在发生，看起来很有活力，但大多数发生的事情又好像没有什么留存的价值，过了就过了。也许我们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就会有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我说的体制就是这些已经存在的系统。具体点说，比如我参加不同的展览，有中国的官方美术馆，有私营美术馆，也有国外的美术馆，有国内国外的双年展，这是学术层面的，还有市场层面的，你要卖作品就是进入这个经济体制，进入他的价值体系，这些都是体制。可能它们非常不同，但是都会有关系，也会影响你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从我自己的生活轨迹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生活，尽管我们对国外的体制的了解不深，但是他对中国的影响力却很大，很大原因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

李振华：作为从卡塞尔回来的中国艺术家，你对以德国文化为中心的艺术实践一定有认识，那么在中国的工作中这些认识发生了什么改变？

邱黯雄：在德国的学习可能还是比较粗浅的认识，但是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激浪派、博伊斯的艺术观念。但另一方面，我又对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才感兴趣。那时候想做的工作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回到上海也是在这个框架下开始工作，中国当代艺术那个时候很热，但是看不到具体的价值建立，都是临时用一下时髦理论背书，更像是文化消费的状态。再回头看德国，他们的价值系统还是很完整的，艺术实践的推进是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线索的，他们留下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未来的土壤和营养。而现在中国能留下的东西很少，大家都不愿意作短期在面上看不见的下水道的工作，都想一蹴而就，一蹴而就的东西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