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我是上帝派来写作的？！




　转自中青在线　晏清


　　今年1月出版的于坚诗集《便条集》，半年来销售已经突破10万册。据说一些不读诗的人看了都会觉得好玩，会想：难道这个也是诗？在诗歌荒芜的年代，于坚诗集的这一销售量，显现出一种力量。

　　在云南，于坚有点文化风标的意思。他在国外领一个文化奖的时候坚持用昆明话朗诵自己的诗，他说：“普通话会把我的牙齿崩掉的。”常有人爱学于坚的昆明口音、一点点结巴和平民幽默。

　　与诗人在人们印象中苍白、病态的形象不同，于坚看上去黑黑胖胖的。有人看见过于坚腆着小油肚在翠湖边散步，拎着从“沃尔玛”买来的东西，旁边走着他的妻。于是便很伤心，觉得于坚跟生活妥协了，失去了往日的尖利。

　　于坚说，我这个人比较正常，我的诗写得非常好玩。诗人的形象好像变成一种人类的情绪发泄器官一样，要么气壮如牛、声若洪钟，要么就是叹一口气喝一口咖啡的形象。诗人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诗人”生活在世界上，许多写诗的搞不清楚这一点。诗永远是原创性的，是使语言重新充满活力的语言运动。最早的《诗经》成为被当时人们以为值得流传的东西，就是它感动了人们。我跟世界打交道的是诗。平常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也不回避我的诗人身份，但也不突出，我觉得跟我在一起的朋友认为于坚是一个有幽默感、可以信任、不会出卖朋友、很好玩的人就行了。

　　于坚相信自己“是上帝派来写作的”，他认为成为诗人最终是上帝选择的，不是像中学生立志要当摩托车手那样下决心就可以去干的。

　　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于坚就跟朋友说，我将来会成为中国的歌德。在2000年上海主办的百名批评家推荐上世纪90年代10部代表性作品的活动中，于坚成为排名第一的当代诗人。他得过1994年的庄重文学奖，被《诗刊》读者评选为中国新诗百年来最有影响的50位诗人之一，获《人民文学》诗歌奖、《作家》诗歌奖……于坚在诗坛的知名度还从国内走向国际，在英国、法国，都有散于民间的“于坚诗会”。

　　但已经是著名诗人的于坚却特别讨厌成功这个词。他说，如果你自己觉得是一个成功人士，说难听点，这个家伙是开始想吃名声了。我不是这种人。我是个永远在黑暗中打洞的人，每一锄头下去，都是从头开始，在不断挖掘中，我获得生命的存在感。

　　于坚称自己是生活的情人，他总是会有激情。“我不是米兰·昆德拉说的生活在别处的人，生活无处不在。我从来没对生活厌倦过。但我的生活并不是一直美好，我经历过‘文革’，我也在工厂里当过工人，上过大学，我也在中国诗坛上横冲直撞过，我觉得任何时候对于我来讲，生活都是值得去过的。”

　　于坚著有诗集《于坚的诗》、《便条集》，散文《棕皮手记》、《棕皮手记·活页夹》、《人间笔记》和《老昆明金马碧鸡》等10余种。昆明人常会在他的文字中碰到熟悉的人和事。比如那漫无边际的水葫芦，沿着臭水河谈情说爱的恋人，还有那些让人感觉温暖而辛酸的、本来都已忘了的小吃。

　　这大概源于于坚不一般的记忆力，他只要去过一个地方、见过哪样东西，它的所有细节、气氛、气味可以很清晰地在多年之后想起来。

　　于坚说，我是一个用眼睛来观察事物的诗人，我不喜欢在想像中虚构世界。读者以为诗歌总是想当然的，忽然出现了我这种诗人，不做梦了，而是睁着眼睛四下看了，他们受不了。我看世界，一方面有在工厂里养成的习惯，要看清楚啊，不然就要出废品。我的写作说到底，就是对那种视而不见的文化的一种反抗，对那种把根据形而上的理论虚构、想像的世界强加给所有人的那种文化的反抗。

　　于坚一直生活在云南。他说，云南是边远地区，但不意味着写作也是边远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对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让我对本质的、天真朴素的东西非常尊重，我不喜欢那些技术性的、玩小聪明的、用文化当靠山的东西。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在世界中写作，因为世界是无所不在的。重要的不在于你是在哪个地方，而在于你是否从那个地方看见那种普遍的、超越时间的东西。你在具体的时间里表达了没有时间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作家。

　　一直以来，诗人于坚惟一愿意做的抛头露面的事情就是到云南大学为中文系的学生演讲、辅导学生写作。他不喜欢出现在传媒上，只喜欢一个人关起门来，静静读书、写作，或到处漫游。

　　他说：“偶尔我会在昆明的某个旮旯转角遇到陌生人，问我你是写某某的于坚，我说是，那个人微笑着走开，那时我会掠过一种很强的满足感———我写的东西有人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