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文阁的历史研究基本方法论体系：

   1、远古社会时期，多点多元、多源多发，伴随迁徙或者活动半径增加，不同文明族群之间产生交汇融合。再分化，再进化，再流动，再交汇融合。深度越来越深，共性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传承越来越稳定，凝聚力越来越强，冲突越来越小。

2、在大范围、大族群文明单元进行交汇融合的过程中，局部小单元仍然持续存在相对的差异化，且存在局部的交汇融合。小单元和局部活动，嵌套于大单元的整体活动之中，可能同步，也可能不同步，可能同向，也可能不同向。如华夏族群、商族群、周族群，以及后来的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等。

3、关于治理天下的模式，中国漫长的远古史及古代史中，试验和摸索了很多模式，这些模式存在区别，但是也存在内在的驱动力的一致性。这种内在驱动力的一致性主要来源于文明的交汇与融合的大趋势大框架。这决定了治理天下的模式具有大体的方向性，越来越一统，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向心，越来越金字塔结构，但同时内部又保持一定的差异化调适性。

4、中国自远古史到上古史到中古史，社会力量的生化消长具有一个基本趋势，从以追求基本生存条件为凝聚力的原始族群形态，向私有财富决定阶层分化后的部落联盟或初级国家形态，向财富更多剩余的封建国家形态，向财富极大剩余的集权帝国形态演变。
在原始族群形态中，人们的地位相对平等，个体能力和贡献区别不大，人们的意识尚处于发蒙阶段，以仰观俯察和遵从自然规则为主。

在部落联盟或初级国家形态，为了将稍有剩余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除了武力掠夺的途径之外，精神财富也开始出现剩余，导致精神资源的分化，少数优势精神资源开始发挥支配作用。于是进入了神巫时代，神巫借助天命，而统御广大的群体。这种暴力掠夺和精神统御，不仅发生在部落联盟或初级国家内部，而且也发生在不同的部落联盟或初级国家之间，只是暴力手段和精神统御的应用程度存在轻重差异。这个时期，大体从五帝时期到夏商时代。代表性的现象是，各种各样与人们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发明创造的诞生、大规模战争冲突的爆发、无处不在的神巫活动、形制各异带有极强艺术性的实用器或非实用器的制作。

到了周代为之一变。弱周代替大邦商，从统御策略上，需要弱化暴力的血腥策略，增强安抚的柔和策略。于是，西周开始注重中下层社会人们的利益诉求与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再实行王室集团垄断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策略。另外，周人历史上善于耕作，西周更是农业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于是西周王室发明了宗族封建制，代替属国附庸制，以最大限度地分享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到了东周又为之一变。西周开启了中下层人民的诉求之门，社会不稳定性在潜移默化地被一种新力量所支配，封建制变成诸多微缩版的自私制，各诸侯国的索取动力越来越大于向天下整体的贡献动力。最终走向礼坏乐崩，分崩离析是必然。这个过程中，尤其表现突出的是，精神财富的再分配，从西周王室向诸侯国下移，继而向中下层士大夫、平民下移。于是全社会范围内，行色各异、身份各异、主张各异的新精神创造活动极大活跃起来。由于广泛的个体精神创造活动的活跃，必然会逐步否定天命的神巫活动。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人类社会进一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这个时期的现象，就是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神巫势微。

到了秦汉之后又为之一变。中国社会在大融合的框架趋势下，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明出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重新安排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分配规则，同时关注到社会治理的效率。总的趋势是，在继续相对扩大中低层社会阶层对于财富分享机会和参与帝国治理机会的同时，也在应用这种制度，更多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而处于金字塔尖端的王（皇）权集团，则通过扩大全社会的财富分母以及更加精确的暴力和精神统御手段，确保他们占有比以往历史上更多的社会财富。从秦汉至满清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伴随改朝换代，虽然帝国制度屡有修改，但贯穿其中一个主线，就是追求安全稳定。于是社会越来越庞大，层级越来越复杂，安全稳定性越来越高，但是社会活力却在下降。到满清时期，帝国制度作茧自缚，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最后，帝国内部既没有敌人也没有纠偏者，只有被西洋外来势力所终结。

5、既有力量与外来力量的交互、冲突、融合，是催生新活力的源泉，也是贯穿中国社会五千多年乃至上万年文明进化史的核心动力。每当失去这个机制的时候，就是社会进化停滞乃至僵死的时候。

6、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既存在以王（皇）权主导的追求高度一致的框架性趋势和动力，也存在内部以中低阶层为主导的异化分化的微观机制。这两种机制长期并存，每当这两种机制互动的度比较好的时候，社会发展会健康有活力；每当这两种机制互动的度畸形的时候，社会发展就会出大问题。前者如西周早期、汉朝早期、唐朝早中期等，后者如春秋战国、秦朝、三国、五代、明清时期。

7、所谓百家争鸣的盛势，到后来成为儒家独步天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在以上的大时空历史演变过程中，儒家乃至被多次改造后的儒家成为社会精神活动的主流势力，有其被选择的必然性。当然，儒道释长期并存，也具有以上大时空框架趋势下的必然性。儒道释总体上具有互补性，特别是对于帝国制度的皇权治理需求具有互补性。

8、中国社会五千年乃至一万年文明史的演进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诸多自然地理环境中，如何应对洪水的泛滥，协同防治形成了全社会不同族群的共同使命，是一种促进全社会融合的客观协同力量。幅员辽阔的黄河中下游平原，为农耕文明创造了适宜的自然地理环境。这两大客观因素，促使中原地区成为文明交汇的重心，进而经过漫长的演化，到后来成为整合天下的核心。这有其必然性。
所以，探讨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运作机理，必须要放在以上几个大框架、大背景下讨论，有助于更好地追寻出所以然，也有助于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演变历程进行比较，也有助于启示对未来走向的思考。

——201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