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北京混” 一个矿工摄影师的国际化之路
　 佚名   《新民周刊》   2007-03-01 10:01:06


(煤矿是宋朝的起点，“北漂”三年后，他开始怀念那里的生活。)


(拍摄于正午的《矿工》，人物眼中可以看到宋朝和他巨大的相机)
　　和宋朝约好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见面，到晚上7点钟，他才匆忙走进学校。笑嘻嘻的，单肩背了一个超级大的摄影包。
　　他伸出手来握手。是这人了。年纪不大，戴眼镜，个头偏矮小，白面孔，是最普通不过的学生模样。他正忙着为《纽约时报周刊》拍摄一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照片。很难想象，几年前这个年轻人是个地道的矿工：凌晨4点，他要坐罐笼车深入地下500米，在山东某个煤矿里，他和工友吭哧吭哧地挖着坑道，一直到中午12点钟才能结束。
　　“我想去北京混”
　　我是1979年生人。家乡在鲁西南。我叔中专毕业到我们山东兖矿集团鲍店煤矿子弟学校里当美术老师，就把我和我哥都接到身边读书。
　　初中毕业了，我考了兖矿技校，毕业了可以在矿上工作，还是正式工。我在学校里学的是综掘，综合机械化掘进，挖巷道，毕业后我就下井了，一直在矿上干到2004年。每个月能拿两三千块钱。待遇挺好的。
　　2001年，《中国青年》的摄影记者黑明到兖矿集团采访，跟随着煤矿的陪同人员，坐着罐笼车深入地下，一个随行检测瓦斯浓度的年轻矿工显然被黑明的相机吸引住了。
　　“这是徕卡相机吗？”年轻人指着黑明胸前两台徕卡M6相机问道。地底下一片漆黑，充满了煤尘，这个年轻人的问题让黑明感到惊讶。他着实没有想到，在500米深的煤矿坑道里，也能遇上摄影爱好者——然而，这个摄影爱好者不仅了解他的相机，弄清黑明的身份后，他甚至准确地说出了黑明的代表作品，并且兴奋地打电话给自己在另一个煤矿工作的弟弟，让他来请教“北京来的老师”。
　　瓦斯检测员的弟弟就是宋朝，后者闻讯赶到兄弟的煤矿。一开始他就显示出了强烈的学习愿望。在随后几天中，他一直陪同黑明采访，给他帮忙。黑明即将离开煤矿回北京的时候，他和盘托出自己的愿望。
　　宋朝已经在鲍店煤矿待了4年，仍然充满了年轻人的骚动情绪，想到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就忍不住郁郁不欢。他承认自己并不安分——否则，他应该像很多同龄人一样，考虑房子或者婚事一类更现实的情形，然而，他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才能换一种活法。愿望如此强烈——否则宋朝也许不会这么大胆地向几乎陌生的黑明吐露心声。实际上他是一个相当羞涩的人。即使后来小有名气，接着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摄影(两年后又考上研究生)，他总的来说仍然不善言谈，讲到人生规划时，尤其含糊其辞。但显而易见，年轻的矿工在他迄今关键的时刻，用最直接明确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喜欢摄影”，宋朝对黑明说，“我想去北京混。”
　　黑明要求看看宋朝的作品。这个要求让宋朝傻了眼。他没有。他一心希望闯荡北京，改变每天凌晨4点下井、中午12点重回地面的刻板生活，然而却无所凭借。摄影是一根救命稻草——但他对这根救命稻草的了解，却仅限于朋友结婚或者过生日的场合，用傻瓜相机拍摄的以资纪念的若干留影。
　　和他的叔叔相比，2001年的宋朝甚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摄影爱好者。
　　摄影爱好者的作为
　　真正的爱好者常常会做出一些了不得的事情。1990年代初，每逢学校放假，鲍店煤矿子弟学校的宋老师就把两个年幼的侄子留在学校里，自己出发到全国各地采风。两个孩子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叔父对摄影的热爱给两个孩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宋老师的旅行不像那些有钱而且有闲的摄影爱好者那样轻松，为了省钱，他为旅途准备的食物常常是一大包煎饼。宋老师寒酸的行囊和与寒酸对应的热情，在今天大概会惹来嘲笑，15年前这样的游历却是一种壮举。
　　宋老师几乎是15年前我们身边常见的一类摄影爱好者的缩影。尽管摄影作为一种爱好相对昂贵，而且许多专家认为他们大多缺乏必要的视觉艺术的素养和训练，但摄影在中国仍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业余摄影师将走乡串县的创作活动命名为“采风”：这个词在中国语言中有特殊的意义，古代专指政府机构采集民歌的活动，1949年之后用来指“艺术工作者”以游历的方式体验生活和了解现实——总带有一点较高阶层深入民间的味道。摄影师胸前挂着的照相机是稀罕的物件；他们的采风因此看似有几分浪漫情调。宋老师从远方归来之后，就发动两个侄子为自己打下手，配制显影液、定影液一干药水，在自家的小暗房里冲印胶卷。
　　来自遥远外地的风光和人物并不仅仅到宋老师的暗房为止。在煤矿正月十五举行的灯会上，它们被宋老师展览出来。观看者的赞赏大大增进了宋老师在煤矿上的声名和口碑。这种高昂的劲头不是每个爱好者都有的，宋老师这“一股劲”，自然是一个家族性的伏笔。他对爱好的严肃态度至今还鼓舞着宋朝。“北京来的黑明老师”走了，22岁的宋朝在天赐良机的刺激下，投入了兴奋的创作，用一台老旧的俄国产相机拍摄了一堆胶卷后，他自己冲印成照片，忐忑地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车，将有生以来的第一组作品送给黑明过目。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经历。黑明不得不告诉宋朝，无论构图还是光线、影调，都与他的预想相去甚远，还有些照片甚至是虚的。第二天，宋朝心情败坏地坐上了回山东的火车，送行的黑明说，要不回去换一台相机试试？——此情此景，这话或许是一种安慰，却把年轻的宋朝从自我否定的沮丧情绪中解放了出来。一个星期之后，他携带2万元巨款，再次出现在北京。关于相机器材，宋朝了解得不多，但目的却明确之极：要买能拍出“最清晰”照片的相机。最后，他买下一台庞大的座机，使用4×5底片，拍摄时需要固定在地上，拍摄者头蒙黑布，操作手法既复杂又古典——类似的情形，相信很多人在电影(也仅仅在电影，比如《黄飞鸿》)中看到过。当然，照片的效果让他心满意足。“清晰度真是高啊”，几年后，宋朝带着自嘲的口气回忆自己的兴奋心情，“眼毛一根一根的”。
　　不久之后，黑明接到了从山东快递过来的照片。这是新机器的第一批产品。照片数量不多，宋朝急于了解到他的看法。
　　在山东的等待陷入了提心吊胆和患得患失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宋朝已经竭尽了全力。凌晨4点，他和其他工人坐罐笼车深入地下，中午12点，带着满脸满身黑尘回到地面；如果是晴天，宋朝的朋友提前在井口准备好拍照设备，一到地面，他立即开始拍摄和他一起坐罐笼车上来的工人。他在摄影上的投入已经达到1万多块钱，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开销，而只是为了一个根本不能确定的未来。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他的渴望相比微不足道，如果照片仍然不能被接受，宋朝会立刻陷入绝望。然而，好运这时候光临到头上。他的照片打动了从业多年的黑明。
　　命运的分水岭
　　鲍店煤矿矿工的肖像照片成了宋朝命运的分水岭。2002年，在鲍店煤矿结识黑明整整一年之后，后者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矿工》在北京展出，随后被推荐给国际策展人。
　　这组照片从此坐上了命运的过山车。它们在2003年7月的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上展出。宋朝被邀请到法国去，行程前后10天。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当然也是第一次出国。
　　《矿工》以炫目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自己。在法国的10天里，宋朝被媒体所包围。他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矿工，还是一个摄影师？
　　宋朝被眼前完全陌生的一切弄懵了。
　　所有的环节都在23岁的矿工的掌握之外。国际摄影节、策展人和艺术收藏市场的圈子不光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对整个中国摄影界来说，也少有人能够深知其间奥妙。这个生态当然充满了名利场特有的浮华；看上去很美——至少对很多急于获得国际市场的资金和好评的年轻人来说是如此。它似乎无所不能，一夜之间就改变一个新人的命运；有一度，很多年轻人在创作之余用能够想象的一切方式接近这个圈子，成功者有多少，大概只有天知道。
　　从山东的巷道到北京再到法国，其间的距离几乎无从衡量。当极度稀缺的机会从天而降的一刹那，幸运的宋朝，用尽全身力气，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
　　为此他感激命运。“每一个关键时刻应该出现的那个人都出现了，给了我决定性的帮助。”
　　这还不是他个人的幸运。如果不是宋朝赋予了《矿工》同样稀缺的品质——一种高度的诚恳，命运不会自动向他招手。这组作品称不上完美。宋朝在构图上花费了许多心思，为了与众不同，有时候用力过猛，过于夸张；他太渴望脱颖而出，却暴露出自己仍然是火气十足的年轻人——经验不足，有待时间的淘洗和净化。然而，他的处女作中表现出的诚恳却无法从时间和经验中获得。鲍店煤矿的矿工们在照片上无不目光坦然；他们放大的瞳仁中能看见宋朝和他那台巨大的相机，他们带着煤尘站在这台相机面前，脸色像水一样平静：没有局促，没有掩饰，也没有怀疑。很少有肖像能够如此诚恳，同时饱含力量。
　　这组照片现在就挂在北京百年印象画廊的墙上。百年印象代理的作品中，宋朝的照片尺幅并非最大，价钱不是最高，行情也不是最好。那些20英寸的黑白矿工肖像作品，不扎眼，然而一眼看到，的确让人印象深刻。
　　宋朝当然是有天赋的。他和相机不像一些人那样好奇、高高在上，或者充满了窥淫癖式的色情幻想。另一个幸运之处在于，沃尔玛化的全球艺术品供销市场，已经将中国变成了产销链上的一环。宋朝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一切还和煤矿有关
　　矿上矿震很常见，经常“咣”，地震三级、三点五级什么的，很多，后来我们习惯了，觉得很正常。要是在北京，“咣”这么一下，不吓死了？真有意思。
　　2003年宋朝还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矿工。在此之前，他梦想的边界不过是在北京举行一次摄影展——如果黑明知道宋朝的摄影基础，甚至不会做出这个承诺。2002年10月之后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发表、展览、参赛、获奖、国际策展人的介入、到国外参展……他都是被动的，他被一些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