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在黑格尔看来，在历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某种事情只发生一次 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被当做某种意外，某种如果情景得到其他方式的处理的话就可能避免的事情来打发；但在同一个事件重复自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迹象，它表明，某种更深层的历史进程正在站看。当1813 年拿破仑在莱比锡失败的时候，看起来像是运气不佳；当他在滑铁卢再次失败的时候，这就变得显然了：他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不断持续的金融危机来说也如此。在2008 年9 月的时候，它被某些人呈现为一种可通过更好的管制来纠正的翻唱；由于一种重复的金融崩溃的迹象正在聚集，这点也就变得明显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结构的现象。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我们正经历债务危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分担负担并勒紧我们的裤腰带。所有人，也就是说，除了（特别）富有的人以外的所有人。对他们征更多的税的想法是禁忌：如果我们确实那么想了，那么，（他们）就会论证说，这样一来，有钱人就会失去投资的动机，工作就会变少，我们就都会遭殃。把我们自己从艰难时世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式，是让穷人变得更穷，让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应该做什么？他们还能做什么？

尽管英国暴乱是由对马克·杜根可疑的枪杀所触发的，但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些暴乱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不安——但什么样的不安呢？就像2005 年巴黎郊区燃烧的汽车一样，英国的暴乱者们并没有发出任何信息。（这与2010 年11 月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形成了对照，后者也转向了暴力。学生清楚地表明，他们拒绝改革高等教育的提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把英国的暴乱者设想为革命主体出现的一个实例；他们与黑格尔“乌合之众(rabble)”的观念更为相契，即那些外在于组织化的社会空间的人，他们只能通过破坏性的暴力的“非理性的”爆发，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抽象的否定”。

有一个关于被怀疑偷窃的工人的老故事：每天傍晚，在他离开工厂的时候，他推在前面得手推车都会受到细致的检查。守卫什么也找不到；它永远是空的。最终，他恍然大悟：工人偷的就是手推车本身。守卫忽视了明显的真相，就像暴乱的评论者们那样。有人告诉我们，二十世纪就是年代早期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发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信号：在极权主义灾难中达到顶点的大规模意识形态规划结束了；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理性的、实用主义的政治的新时代。如果说关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代的老生常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真实的话，那么，在近来暴力的爆发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点。这是零度的抗议，一种什么也不要求的暴力的行动。在他们绝望地试图在暴乱中发现意义的尝试中，社会学家们和编辑作者们使暴乱呈现的谜变得模糊。

抗议者，尽管被剥削且在事实上在社会上被排除，并没有生活在饥饿得边缘。物质处境更糟糕得多的人——更不用说处在身体和意识形态被压迫的境况下的人了——尚且能够把自己组织为具备清晰议事日程的政治力量。因此，暴乱者没有计划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有待阐释的事实：它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我们意识形态-政治的危境和关于我们生活其中的是何种社会——这是一个赞美选择的社会，但在这个社会中，强加的民主共识外唯一可用的替代性选择，是盲目地付诸行动——的东西。对体系的反对再也不能把自身表达为某种现实的替代性方案，甚或某种乌托邦式的计划（以此形式来自我表达），而只能表现为一种无意义的爆发。当唯一的选择是在按规则游戏和（自我-）毁灭的暴力之间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赞美的选择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

阿兰·巴丢已经论述过，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空间之中——我们越来越觉得（经验为）它是“无世界性的(worldless)”：在这样的空间中，抗议可以采取的唯一的形式，是无意义的暴力。也许这就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危险之一：尽管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它席卷了全世界，但它依然维持一种“无世界性的”意识形态星丛，其中，人们被剥夺了他们定位意义的方式。全球化的根本教训，就在于资本主义能够调整自己以适应一切文明，从基督教到印度教到佛教，从西方到东方：不存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观”，也不存在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实体的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的全球维度再现了无意义的真理。

因此，从暴乱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骚乱的反应都是不适当的。保守主义的反应是可预测的：这种故意毁坏财产的行为无正当性可言；应该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恢复次序；为防止此类暴乱的进一步的爆发我需要更多的容忍和社会帮助，我们只需要更多的规训，努力的工作和责任感。这种解释的错误之处不仅在于它忽视了推动年轻人走向暴力的发作的绝望的社会情境，更在于——这也许更重要——它忽视了这些（暴乱的）爆发是如何响应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隐藏前提的。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保守主义者发起他们的“返璞归真/回归基本问题(back tobasics)”运动的时候，诺曼·泰比（Norman Tebbit，英保守党资深党员——译注）揭露了其下流的补充物(complement)：“人不仅是一种社会的还是一种领土的动物；满足那些部族和领土的基本天性必须成为我们议程的一个部分。”这就是“返璞归真”真正的目的之所在：释放潜伏在我们表面上文明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之下的野蛮人——通过满足野蛮人的“基本天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引进了“去崇高化”的概念来解释“性革命”：人类的驱力(drive)可以在去崇高化，可以在获准自主统治的情况下依然服从于资本的控制——也就是说，色情工业的控制。在骚乱期间不列颠的街道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还原为“野兽”的人，而是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生产的，精简(stripped-down，被剥光了的)形式的“野兽”。

同时，左派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反应也在意料之中——则执着于他们关于社会规划和整合倡议的咒语，对社会规划和整合的忽视剥夺了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的经济和社会前景：暴力的爆发是他们不得不表达他们的不满的唯一的方式。与纵情于复仇的幻想相反，我们应当努力理解暴乱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甚至能够想象做一个身处贫穷、极度混杂的区域，先天地就受到警察的怀疑和骚扰，不但失业而且不可雇佣，未来没有任何希望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么？言下之意在于，这些人发现他们置身其中的境况，使他们上街变得不可避免。然而，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只列出了暴乱的客观条件。暴乱，就是在作出一种主观的陈述，就是在含蓄地宣告一个人是如何与他的客观条件/境况相关的。

我们生活在犬儒的时代，想象一个在抢劫和烧商店的时候被逮到的抗议者，在被逼问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会用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学家的语言，引用已经消失了的社会流动性，不断上升的不安全感，在他童年时代父权的解体和母爱的缺乏是很容易的。因此，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这么干了。

仔细考虑这两种反应，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反应中那一个更糟糕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斯大林会说的那样，它们都很糟，而且这包含着双方给出的警告：这些暴力的发作的真正的危险之处在于可预测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种族主义的反动。

这种反动采取的形式之一，就是迅速组织其自卫队部队以保护它们的财产的当地（土耳其，加勒比，锡克教）社群的“部族”活动。店主们是保护它们的财产免受一种纯粹的(genuine)——即使是暴力的——反体制的抗议的小资产阶级么；还是说它们是与社会解体的力量斗争的工人阶级的代表？这里我们也应该对站队的要求说不。真相在于，冲突发生在社会底层的两极之间发生：那些在系统内发挥作用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和那些太过于受挫以至于不愿意继续尝试的人之间。暴乱者的暴力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指向他们自己。被烧的汽车和被抢的商店并不在富裕的街区；而是在暴乱者自己的街区。冲突并没有发生在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它，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社会与社会之间的，那些什么可能失去一切，和那些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人之间的冲突；是那些在他们的社群中没有股份的人和那些在其中持有最高股份的人之间的冲突。

齐格蒙·鲍曼把这些暴乱的特征总结为“有缺陷的和不合格的消费者”的行动：最重要的是，它们是在不能以“正常(proper)”的方式——通过购物——自我实现的情况下暴力地发出的一个关于消费主义的欲望的宣告。如此，它们也就包含着一个纯粹的抗议的时刻，这种抗议是以一种对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讽刺的回应的形式出现的：“你号召我们去购物同时有剥夺了我们正常购物的手段——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以我们唯一可能的方式去购物了！”暴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力量的展示——也许，也是对“后-意识形态社会”的展示。从革命的观点来看，暴乱的问题并不在于暴力本身，而在于这个事实，即这种暴力并非真正自我断言(self-assertive)的暴力。它是装作对力量的展示的无能为力的愤怒和绝望；它是化装为胜利的狂欢的嫉妒。

这些暴乱应当放到与今天被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感知为一种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的另一种类型的暴力的关系中来理解：那就是恐怖袭击和自杀性爆炸。在这两种情况下，暴力和反暴力都被一种恶的循环(a vicious circle)所捕获，每一个都在生成它试图反对的力量。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都是盲目的投入行动(passages a l’acte，纵身通往行动)，其中暴力是一种对无力的含蓄的承认。不同之处在于，与英国或巴黎的暴乱相反，恐怖主义袭击的执行服务于为宗教所提供的绝对的意义。

但是，难道阿拉伯的起义就不是一种回避了自我毁灭的暴力和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的虚假的非此即彼（二元选择）的抵抗的集体行动么？不幸的是，2011 年的埃及之夏将被铭记为革命终结（的记号）——那是一个解放的潜能被窒息的时刻。它的掘墓人是军队和伊斯兰主义者。军队（穆巴拉克的军队）和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在起义的前几个月里一直处在边缘化的位置而今正在逐渐获得立足之地）之间的协定的轮廓正变得越来越清楚：伊斯兰主义者将容忍军队的物质特权并作为交换，确保意识形态的霸权。失败者将是亲西方的自由这一着，他们太过于弱小——尽管他们获得了CIA 的资助——以至于不能“推动民主”，以及春天发生的那些事件的真正的行动者，正在出现的世俗的左派，他们一直在试图建立公民社会组织的网络，从工联主义者到女性主义者。迅速恶化的经济处境迟早会使穷人——他们在春天发生的事件中一直缺席——走上街头。很可能会爆发一场新的运动，而对埃及的政治主体来说，难题在于，在引导穷人的愤怒上谁会取得成功？谁会把穷人的愤怒翻译成一种社会的规划：新的世俗的左派还是伊斯兰主义者？

西方公共舆论对伊斯兰主义者和军队之间的协定的主要反应，无疑是一种犬儒智慧的胜利的展示：他们会告诉我们，就像（非-阿拉伯的）伊朗的例子表明的那样，阿拉伯国家里的民众起义总是以军事伊斯兰主义而告终。（与伊斯兰军政相比）穆巴拉克会显得不那么邪恶——坚持我们认识的恶魔要比和玩弄解放好。与这种犬儒主义相反，我们应当继续无条件地忠于埃及起义的激进-解放的核心。

但人们也应避免失败的事业的自我陶醉的诱惑：崇拜注定要失败的起义的崇高之美实在是太容易了。今天的左派面对“确定的(determinate，确定的)否定”的问题：当最初的崇高的激情过后，在起义之后应该取代旧次序的什么新次序呢？在这个语境之中，在五月游行之后发布的，西班牙愤怒者(indignados)的宣言，有启迪的作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尖锐地非政治的语调：“我们有些人认为我们自己是进步的，其他人则是保守的。我们有些人是信徒，有些人则不是。我们有些人有清楚地界定的意识形态，其他人则是非政治的，但我们都关心我们在我们周围看到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前景并为之而感到愤怒：政客、商人、银行家中的腐败，使我们没有声音，没有希望。”他们以“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坚持的不可剥夺（不可异化）的真理”的名义作出抗议：“住房、雇佣、文化、 健康、教育、政治参与、自由的个人发展和为实现健康而快乐的生活而消费的权利。”在拒斥暴力的同时，他们号召一场“伦理的革命。与把金钱放到人类的存在之上相反，我们要把它放回为我们服务的位置。我们是人民，而不是产品。我们不是我们购买什么，为什么我们购买和我们从谁那里购买的产品。”谁是这场革命的行动者呢？愤怒者遣散了整个政治的阶级，右派和左派，因为它们已经为（对）权力的欲望所腐化和控制，然而宣言却包含了一系列对——对谁？——提出的要求。不是对人民自己：愤怒者并没有（还没有）声称没有其他人会为他们做到这点，他们自己必须成为他们想要看到的变化。而这，正是近来抗议的致命的弱点：他们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愤怒，但这种愤怒却不能把自身转化为一种社会政治变革的积极的规划。他们表达的是一种没有革命的反叛的精神。

希腊的情景看起来更有前景，这很可能得益于近来进步的自我-组织的传统（弗朗哥政权衰落后这种传统在西班牙就消失了）。但甚至在希腊，抗议运动也展示了自我-组织的局限：抗议者坚持一种没有核心权威来管制它的，平等至上的自由的空间，一种其中所有人都会有相同的时间来发言并如此持续下去的公共空间。当抗议者们开始辩论接下来要做什么，如何超越纯粹的抗议的时候，大多数的共识是，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新的政党或一种直接的夺权的尝试，而是一场以对政党施加压力的运动。这显然不足以推行一种对社会生活的重组。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足够强壮的身体来做出迅速的决断并以所有必要的冷酷来补充它们。

王立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