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和虚象世界所能超越之轻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1031   最后更新:2014/08/12 17:32:15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14-08-12 17: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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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中乘化镜中身:齐泽克和虚象世界所能超越之轻


冷战结束后,欧洲思想界突然丧失了不能承受之重。一时间,柳絮随风、桃花逐水,异彩缤纷的肥皂泡漫天飞舞。这时,斯拉沃热•齐泽克开始为人所知。最近,齐泽克的译作突然象洪水一样涌进中国。不到十年间,《实在界的面目》、《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伊拉克:借来的壶》、《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幻想的瘟疫》都出了中译本。类似的待遇似乎只有村上春树和安•兰德才享受过。考虑到大部分西方正典都没有译本,这种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尤其耐人寻味。在相当虚荣和时尚的中国思想界,不能流利地引用老齐的妙语,几乎成了落伍的象征。

齐泽克何方神圣?他究竟搔中了欧洲人和中国人的那根神经?当然,这些问题只有齐泽克的著作才能回答。齐泽克身为马克思和拉康的信徒,把文化研究、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娴熟地运用多种修辞技巧,比拉伯雷更喜欢不雅笑话;但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的利刃其实只有三把:以社会批判颠覆权力结构、在大众文化背后发现意识形态、在日常语言背后发现权力结构。我们看着好生熟悉——没错,一点没错。这三把刀曾经属于马克思、葛兰西和马尔库塞。齐泽克只给它们增添了一种元素:福柯式双重修辞法;愚者可以见愚,智者可以见智。通过《玫瑰的名字》,读者可以同时在符号学和侦探小说的迷宫中享受假面游戏的乐趣。这就是齐泽克的法宝:他是虚像世界的大师;袖里乾坤久,壶中日月长。

理论系谱的基础是共通的心理结构。从马克思、葛兰西到马尔库塞,基本轨迹可以概括如下。

马克思对旧自由主义的政治分析框架不满。他断言:政治权力只是表象,看得见的政治背后有看不见的经济;后者才是根本的驱动力。他的权力观是一种围魏救赵的思路:如果你觉得现实不合理;不要拿出道德、正义之类含糊不清的口号,攻击看得见的政治体制。相反,你应该攻击看不见的经济结构;那才是敌人的命脉所在。其他门派的社会主义者属于前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后者。二者的区别就象业余爱好者和科学家一样大。

葛兰西总结旧社会主义的挫折,感到经济分析的框架仍然不圆满。他主张:在政治和经济的外围,有广袤而重要的文化场域。意识形态的战争是真正的阵地战。如果工人阶级在阵地战当中受制于敌人的意识形态结构,他们的胜利也会自动转过来不利于自己。马克思围魏救赵,坚信打破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就会迎刃而解。葛兰西围魏救赵,坚信赢得文化之争,政治经济结构才能迎刃而解。

马尔库塞经历了匈牙利事件和老左派的信用破产。这时,左派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刷新理论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和西方后工业社会保持批判立场。他的选择是:用弗洛伊德的遗产挽救马克思的遗产。如果你的精神结构陷入疏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造都不能解放你。政治依赖经济,经济依赖文化,文化依赖语言。语言是精神的樊笼,实在之家的边界。围魏救赵的大进军必须再多绕一段路,从精神和语言的门户杀入文化碉堡,然后自然如中肯綮、迎刃而解。

在马尔库塞以后,新左就再也离不开精神分析的扶持;仿佛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汇成了阿拉伯河。拉康是这种联姻的新一代宗师,齐泽克则是拉康的传人。他们是后现代—新左的技术员,发明了最多、最复杂、最具可操作性的批评技巧(语言技巧);却没有开脱新疆域的大功。当然,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河水已经接近大海,可供扩大的新疆域已经在视野里消失了。这两位技术员跟前面那三位理论家的关系,类似奥本海姆和爱因斯坦的关系。

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时势造英雄比英雄造时势常见得多。齐泽克个人的成就可能完全归功于本人及其师承,但他在西欧的名望离不开柏林墙倒塌的冲击。

从上文可见,新左传统的文化批评自始至终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西方,只有胸怀强烈现实关怀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新左。他们做梦都想改造社会、实现理想。(当然,关于如何改造、何种理想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他们永远做不成乾嘉之学。现实世界的剧变对他们影响极大。匈牙利事件以后,最大的剧变莫过于柏林墙倒塌。他们亟需新理论。这种新理论必须既能解释现实,又能保证他们继续保持批判立场。齐泽克是他们对苏联灭亡的回答,正如马尔库塞是他们对苏联背叛的回答。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新左批评意在政治。他们的假想敌始终是资本主义。他们早已论证苏联其实是另一种资本主义变形,因此苏联的背叛无损于批评的正确性与正当性;但苏联崩溃仍然使他们受到心理上的冲击。齐泽克身为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异类,天然就处在刷新理论体系的优势地位。他一点也没有辜负欧洲左派观众的期望:斯大林确实比法西斯更法西斯;但即使斯大林的体系仍有解放的趋势。【《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东欧的后冷战马克思主义者不会高兴这种解释。他们宁愿相信而且早已相信:苏联模式要为马克思主义的挫折负责;万恶的斯大林毁坏了左派的名誉,使他们的事业倒退了二十年或者更多。不过,东欧观众和读者对齐泽克已经不再重要了。

西欧新左急于翻过柏林墙这一页,还有另一层原因。他们的专业是批判;而不是解释,更何况为他们早就反对的苏联模式做解释。他们更乐于回到熟悉的领域;继续批判后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世界霸主美国。如果这种批判多少能别开生面,那就更好了。齐泽克恰好符合这种需要。他那条优秀的毒舌经常使观众忘记:他只是把前人已经说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当然是用更有趣的修辞。马克思的风格是古典式的,甚至是《旧约》先知式的;只想使读者震撼,丝毫不想让他们开心。

《伊拉克:借来的壶》就是这种模式。弗洛伊德的笑话确实很好玩。“第一,我从未借过你的壶;第二,我已将它完好无损地归还于你;第三,当我从你那儿把壶拿来的时候,它已经破损。”美国发动战争的理由确实是适合新左批判的好题目。但是,齐泽克在笑话以外还有什么要说呢?“这些形象的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们提醒我们,意识形态的角逐不仅在论辩层面,而且也在形象层面一决雌雄,即:哪个形象将主宰一个领域,并且作为某一观念、某一政权、某一问题的典范化身而发挥功能。”【第3页】唔。这部书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用科普的语言介绍葛兰西八十年前的理论,同时获得了理论创新的声誉。而且这种科普的优先权还必须让给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后者却并不以理论自居。

意象遮蔽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遮蔽权力关系的实质。这就是齐泽克的万能关键词。他大部分著作都是运用更多的修辞技巧,发挥同样的范式。《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并不例外,只是把焦点从伊拉克战争转移到反恐战争。如果读者足够聪明,足够熟悉新左的思维模式和批评对象;就能在齐泽克每一篇文章的开头猜出他的论证内容,只有笑话和双关语例外。马克思的风格是复制的,内容是独创的。齐泽克的风格是独创的,内容却是复制的。理论家和技术员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上。

《大荒漠》真正的论点是:全球资本主义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笔者如果自夸早已料到这个结论,大概不算过分。而且国际恐怖主义这六个字可以挖掉,换上别的名词;然后就会构成另一部书的结论。)新资本主义是一场意象的狂欢,任何“真实”都不过是这个无形体系建构的产物。《圣经》迂腐的“真就是真”已经连解构的价值都没有了。(请注意:这是后现代的基本论纲。)虚象有创造虚象的能力和内在必要性。“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和“敌人”的虚象都是这场游戏不可或缺的角色。你能指望中世纪的神迹剧作者从剧本中删除恶魔撒旦这个角色吗?当然不可能。那么,你已经有答案了。资本主义不可能消灭恐怖主义。相反,全球资本主义创造了全球恐怖主义;但不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无产者”这种意义上的实质创造,而是意象创造。如果有人顽固地追问:这个意象到底有没有实体;答案只能是:你没有学好拉康。如果你看懂了这位大师的著作,就根本不会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Q/E.D.

“实在界”就是仙家广成子的壶中世界。凡人一旦进入这个神奇的世界;就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世界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秘密,因为世界本身就是摩耶的面纱。语言是符咒,创造了多重世界的虚象。你从一层实在进入另一层实在,往往会自以为勘破真理;但你的真理其实只是另一种虚象。培尔•金特早晚会剥完洋葱头,发现最后的空无;但后现代主义的洋葱头永远剥不完。你不能赞同他们,也不能反对他们;因为证明和证伪都已经毫无意义,只是意象游戏的一部分。读者如果熟悉庄禅之道;就会感到“后现代”其实并不陌生,也并不遥远。在高人看来,这是更高境界的深刻。在庸人看来,这是更加巧妙的逃避。当然,高人早已指出:庸人不假思索接受的常识就是深层文化结构为奴役他们而创造的虚象。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解构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在庄禅之道的语境下,情况也是这样。

然而,对于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当然它也是虚象;齐泽克,乃至他的所有当代新左观众,意味着什么呢?深刻的批判。绝妙的修辞。思想杂技团的空中飞人。资本主义的“末人”错误地把新左派当作文化消费品的一部分,放在村上春树小说的同一个目录下面;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之家已经惨遭解构,貌似坚不可摧的社会基础已经露出幻象的本来面目。(如果这种现代的、理性的、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创造一部分的语言虚拟还可以临时借用一下的话。)马克思只是肤浅地攻击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敌视他,犹如敌视大白鲨。齐泽克深刻地摧毁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资本主义却欣赏他,犹如欣赏小金鱼。

这场游戏正在进行时,中国人加入了欣赏者的行列。从现实的(不得不多借用一会儿这种现代的、理性的语言虚拟)的层面讲,中国目前囊括了全世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研究经费;但这些人并没有改变冷战结束前的工作习惯:总想等待西方左派继续发明新理论,然后再象以前研究萨特、哈贝马斯一样研究他们。然而,西方的社会形势已经大变。西马、新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承认他们,但还是要研究他们)在狭隘财政的意义上陷入低谷,为数不多的同仁杂志已经很难持续、按期出版。对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的枯竭不是好消息。他们需要睁大眼睛,寻找既有创新意义、又有广泛影响的新对象。在当代西方,很少有人能比齐泽克更符合这个标准。

从更深层考虑,中国人引进西学有一项始终贯穿的特点:很少引进西学“正典”,大量引进西学“负典”。换句话说,只有批判西方的西方著作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以前萨特、尼采、当然还有马克思本人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他们都是思想界的“在野党”。思想界的“执政党”著作引进一直非常缓慢、吝啬、零星,直到现在仍然留有大面积的空白。如果我们运用诛心之论,结果大概就是:中国人不大关心理解西方主流;而是很想借助西方非主流思想,超越和破解主流思想的霸权。这种心理结构跟齐泽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就是想借助后现代技巧,超越和破解现代的、理性的、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这样的基本前提出发,效果自然不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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