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艺术 文／李立钧

「全球行动主义」（global aCtIVISm）展场。（摄影／李立钧）

1,527支用枪枝铸成的铲子

2007年，艺术家莱耶（Pedro Reyes）在墨西哥西边一个以毒品非法交易和枪击案知名的城市—库利亚坎（Culiacan），发起了一个活动：他与地方电视台合作，在地方电视台播广告，邀请当地居民用枪枝来换取可以兑换民生必需品和电器的票券。在最后，莱耶把收集来的1,527支枪械（其中40%属於军队专属的重装备武器）重新熔化、铸成了1,527支铲子，把铲子分送到不同艺术机构和学校去，计画用它们在各地种植1,527棵树。

「全球行动主义」

近20年来，类似这样的「计画」、「行动」越来越多。先撇开这些行动究竟是「艺术行动」或是「社会运动」，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越来越多艺术家选择脱离艺术体制替他们圈限出来的领域、生產模式，积极地介入更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他们不再以製造「用来展示的物件」為终极目标，而更著眼於「过程」与「观眾的参与」，尝试著在公共领域中直接创造出「行动」与「情境」。这类作品往往和许多概念连结在一起，譬如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社群艺术（community art）、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社会美学（social aesthetics）、新类型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lic Art）。在这其中，不断被唤起的关键字则是：行动主义（activism）、参与（participation）、社会承诺（Social Commitment）、限地製作（site-specific）、对话（conversation）、公民、民主、平等云云。

事实上，这几年来，包括英语和德语界都开始关注这个现象。一方面，艺术史家开始爬梳这类型「艺术行动」的起源：有人把它回溯至法国大革命，也有人把它归结到一战时的前卫派或是1960、70年代的政治、艺术运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开始收集、档案化近十几年来的「艺术行动」并将相关的宣言、文件重新汇集成册。在这个脉络之下，怀柏（Peter Weibel）2013年底在德国卡斯鲁尔科技媒体艺术中心（ZKM）策画的展览「全球行动主义」（global aCtIVISm）野心显得更大，因為除了展出超过一百件作品、案例，他更企图用网路资料库和一系列演讲、研讨会，在美术馆的框架下勾勒出当代社会运动的世界版图。而且，他更认為由「行动主义」和「艺术」混合而成的「艺术行动主义」（artivism）是21世纪的新艺术形式。

「公民运动」与「艺术」

只不过，做為一个观者，我们仍会心生狐疑。因為第一眼看来，「全球行动主义」实在太过杂食：它不仅展出了传统意义底下的「艺术作品」，也展示了公民团体製作的标语、旗帜，譬如绿色和平组织在2009年製作、用来呼吁已开发国家对环境保护投入更多补助的标语：「如果世界是银行的话，你们早就解救它了」。除此之外，展览甚至把在抗议活动中形成的资讯墙、帐篷群，社群网站推特、脸书，左翼哲学家的著作和全世界各地诉求不同、背景也不同的公民行动纪录当成是展品展出。相对於其他同样尝试著处理「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艺术史家，怀柏无疑走得更远也更激进。对他而言，「公民运动」和「艺术」已然重叠。而传统概念中的「艺术作品」只能被视為眾多「行动策略」中的一小部分。

「艺术行动主义」所运用的策略还包括封锁、佔领、快闪、罢工、涂鸦、文化干扰、海报、网路活动、写请愿书等等。

可是，為什麼「公民运动」能等於「艺术」？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到「艺术」诞生的时刻去讲。在〈从代表性到表演性民主〉（Von der reprasentativen zur performativen Demokratie）裡，怀柏提到，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家波利克里特（Polyklet）為了追求人体的「理型」，会先透过测量许多人，来获得一个平均值、一个能涵括、代表多数人的「尺度」。对怀柏来说，这并不单纯只是在艺术家在美学上的考量，因為这也对应著同时期「自由公民」的掘起和「民主」概念的诞生。在这边，「艺术」和「民主」的相同之处在於，它们都预设了在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群体不是由少数贵族，而是由其中每一个公民所定义。

在歷史上，民主在「议会」中被机构化。议会是全体公民的「代表」（representation），它代表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在艺术中发展出来的则是「再现」（representation）的概念：图像能忠实地呈现外在世界。透过「再现」，民主和艺术都同样预设了「公民」和「外在世界」可以毫无损伤的被转译、体现出来。

对於怀柏而言，这几年来由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抗议、公民运动，之所以能被视為是「艺术」，不仅是因為艺术在1960年代以来已经渐渐向「行动」、「生活」靠拢，更是因為在代议民主制度不能「再现」公民，在国家、市场会透过大眾媒体操控公眾意见的时代，艺术的角色已经转变：艺术不再具有自主（autonomy）、绝对或是独立性，而只能是一种行动的指南，一种「民主」的媒介。就像是波利克里特在「艺术」和「民主」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繫一样，艺术必须在「机构」之外提供「公民」重新介入、参与、实践民主的平台、实验室和场域。艺术家的角色从艺术品的製造者转变成系统的批评者和逃逸者，而艺术的媒材也从油画、雕塑转变成传单、涂鸦、网络……。怀柏认為，「艺术行动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新的公民社会行為（在aCtIVISm中，他把「公民」的拉丁文，CIVIS，大写标示了出来），也是一种新的「表演性民主」（performative Demokratie）。

「公民运动」与「艺术」的界线

话说回来，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上面提到的「艺术史」当然只是策展人怀柏的假设（或是该说是「期待」）。不管我们有没有被他的史观说服，回到展览本身来谈，「全球行动主义」所面临的难题和每一个处理「艺术行动」的展览相同：做為一个展览，「全球行动主义」即便多麼强调「参与」、「民主」，它本身并不是「事件」、「行动」，而註定要在事后，用留存下来的文件、相片、纪录来「再现」行动。正因為如此，做為展览观眾的我们仍然只是怀柏概念中尚未进化完成的「旁观者」。在展览期间，美术馆曾经邀请行动分子对展览空间「加工」。当他们在处处提醒观眾不要触摸展品的美术馆墙上留下「请触摸展品」和「运动无法被策展」时，我们看到的也是「艺术机构」和「行动主义」之间的对立关系。事实上，这个关系在歷史上并不少见：「行动」不仅是企图打破艺术和生活、个人与群体、作著和观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界线的尝试，也是对於艺术机构的批评和对於被收编成作品、被神圣化、商品化為艺术的顽强抵抗。当然，后来歷史的证明，这些「反艺术」的革命终究都被「艺术机构」吸收、写进了艺术史册，放进了美术馆。（艺术和资本主义需要的不正是这些源源不断、供应不绝的「革命」、「反方意见」吗？）但是，我们仍然得问的是，「艺术机构」在歷史化、理论化这些艺术行动之外，它能不能对於自己在社会中扮演角色有更大胆的想像？

回到「公民运动等不等於艺术？」这个问题上谈。如果我们顺著20世纪的艺术史读来，很容易有一种「艺术和公民运动的区分渐渐模糊」的印象。不过，我们仍然得回头检视，為什麼在18世纪以后开始去区分「无用」的艺术和「有用」的科学，把艺术排除在日常和社会之外，认為艺术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在一开始，艺术之所以被赋予了绝对的自由和豁免权的缘故，是因為我们认為，艺术有能力在整个政治体制、道德规范之外提出超越整个系统的批评和想像。艺术不需要文以载道或是政治正确，也不隶属、屈从於任何时空的范畴。就这一点而言，艺术基本上是与公民运动互相对立的，因為公民运动反对的正是艺术中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当艺术开始在20世纪迴身检讨自己的社会角色时，艺术开始介入社会，寻求更实质的影响力。不过，在歷史上，我们除了看到艺术的感染力（譬如说，艺术在1960年代平权运动中获得的成果），也看到艺术在寻求影响力的过程中成為政治附庸的例子（譬如未来派后来投入了义大利法西斯独裁政权的阵营）。因此，或许重点并不在於「我们能不能在社会运动和艺术之间画上等号」，而是我们该如何在「艺术」和「社会运动」之间维持著它们联繫的同时，也保持它们之间相互排斥的张力，在寻求社会改变的时刻，也同时捍卫著去想像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价值观与另一种全然不同於当下生活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