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让·波德里亚为自己参与创办的杂志《乌托邦》写的文章，收入其文集《游戏与警察》（南京大学2013年版，张新木、孟婕译）。《乌托邦》杂志创刊于1967年，1978年停刊。（同人杂志的团队，是不是就像摇滚乐队一样，合久必分？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题图来自网络。

欧洲的兽医们在里昂召开大会，他们担心工业牲畜饲养中蔓延的动物疾病及精神紊乱（《科学与未来》，1973年7月）。

“改进牛、猪、家禽等饲养动物的‘生活质量’，甚至实验室白鼠，这么做最终会显示出其效益。”

兔子身上显示出一种病态的焦虑，它们在养殖场里变得不能生育且有食粪倾向。作者总结道，“兔子似乎天生带有某种不安，成为不适应的动物”！

动物的精神紊乱非常严重，已经影响到企业的效益。动物更加容易受到感染，容易生寄生虫病，抗体失去其效力，雌性动物失去生育能力；而且可以说，死亡率在自发地上升。

雏鸡的癔症：整个家禽群体都受到感染。集体的“精神性”紧张已经达到关键的门槛地步：所有动物开始四处乱飞，胡乱鸣叫。发病结束后，便是彻底的崩溃，普遍的恐慌；动物们躲在角落里，一声不吭，似乎全部瘫倒。然后一有冲击，病情便再次爆发……这种情况可持续数个星期。人们尝试着给它们服用镇静剂……

这些行为的异常导致动物们相互伤害。猪群中出现过一些同类相食的情况。牛开始舔食它们周围的一切，有时甚至导致死亡。

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饲养动物已经患上了精神病……动物精神病科已经变得非常必要。明显的沮丧心理，它代表了一种有碍正常生长的障碍。

黑暗、红光、小物品、镇静剂等都不管用。这是荒唐用药和“治疗医生”老年痴呆的绝佳例子，人们意识到由于牲口过剩，pick order（摄食秩序，家禽中依据等级摄取食物的次序）甚至令某些动物再也无法恰当地进食。于是人们就作出努力，重新分配饲料盆，使得饲料的摄取更为民主化。仍然是失败：象征秩序的破坏导致家畜的完全混乱，还带来一种慢性的不稳定（即亏损的不稳定！）——人们清楚，要在部落社会里实现良好的民主愿望，会造成类似的恶果。

动物会发生精神病变！不可思议的发现！在老鼠、猪和雏鸡身上会发生癌症、胃溃疡和心肌梗塞。

作者总结说，他作为自由主义者，似乎看出唯一的药方便是空间：多一点空间，人们所观察到的许多紊乱便会消失。他严肃地补充道，“无论如何，这些动物的命运将不再那么悲惨。”

因此，作者对这次大会感到非常满意：“当前对饲养动物命运的忧虑，再一次与道德和对利害关系的理解不谋而合。”“面对大自然，人们不能随心所欲”（生态学）。“要实现健康的饲养，今后也得关注动物的精神平衡”（经济学和精神病学）。他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时代：人们将动物送往乡下（如同对人类所做的那样），让其自行循环再生，“以便恢复它们的精神平衡”。

“这种经济条件（效益的下降）能够引导饲养者给动物提供一种更为正常的生活条件。”人们从未这般明确地表明过，即“人道主义”、“正常状态”、“生活质量”等终究只是一场效益的波折。

适才所描绘的一切，它点对点地对应于工业集中下人类的状况，对应于劳动的科学管理及泰勒制，对应于资本主义“饲养者”本身针对这一制度所作的令人心碎的修正，还对应于“生活质量”、“劳动条件”及“丰富任务”的当代革新。上述引文的有趣之处在于：万劫不复的死亡使得动物的例子比流水线上工人的例子更为醒目。为对抗这种死亡的工业性组织，动物除了自杀外没有别的对策，个体或集体的自杀。（所有上述描绘的紊乱或异常都体现出自杀倾向。）动物根本无法逃避此种情形。因为对其死亡的重新质疑变得不可想象，因为它们的抵抗在理性上无法形容（不仅就工业理性而言是这样：人们感觉到，这些异常现象真正冲击了专家们的逻辑理性），人们便冠之以心理现象的解释，一种非理性和错乱的心理现象，它注定需要自由和人道的疗法，而最终的目标却永远无法改变：那就是死亡。

动物抵抗的自杀形式，它也点对点地对应于人类对劳动（及其余）科学管理的反应。心理现象与无意识的黄金年代与这种理性安排的危机不期而遇。它们仅仅只能算做这场恐慌的症候，而所有以精神疾病和无意识为对象的科学仅仅验证了这个事物在其后果中的状态；这是一些关于症候的科学，“批判”的科学，寄生的科学，从中长期角度看，它们将必然走向事物的这种状况，并且在这个期限中得到加强。秩序已经赢得了一切，它用心理现象说服了人们，让人们相信这里就是心理现象，就是无意识，相信这是一种“人类的维度”等。

当资产阶级成功地将无产阶级封闭于阶级概念中时，也是同样的花招。

得克萨斯州的沃思堡：400个男人和100个女人体验了世界上最温柔的“感化院”。围墙低矮，允许男女浪漫。去年六月诞生了一个女婴，三年间只发生了两起越狱事件……男囚犯和女囚犯一起用餐，并在小组心理课时碰面……每个囚犯拥有单人囚室的唯一一把钥匙……有时候，囚犯夫妇可以进入一间空屋相处而不受打扰。有一天，35个犯人逃出监狱，可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又主动回来了，期间没有犯下一桩罪行。一位囚犯的妻子自己主动交代，给她丈夫带了海洛因，让他转卖给监狱的兄弟们。另一位犯人患了精神病，并且严重影响他的性行为，他被准许外出一个晚上，参加一场匿名酗酒者的聚会；而他实际上却和一个妓女过了夜，但是他的偷跑之举被认定为具有“治疗性”。

1.

犯人需要自由、性满足和正常的生活，以便忍受监狱的生活，同样，屠宰场的动物需要某种生活质量，以便在规范中死去。而这一切并不矛盾：这正是自由主义的悖论。工人也需要责任和自治管理，以便更好地回应生产的迫切需要。

2.

人们还非常天真地发现，并且将此当做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即发现工业饲养的动物具有“心理现象”——动物显示它不适应人们为其准备的死亡。同样，当人们无法将犯人合理地监禁起来时，反倒重新发现了囚犯心理学、囚犯社会学及囚犯的性欲（人们甚至不能再说他们像动物，因为即使是动物也会出现问题），并且简单地把他们当做一堆石头，当做死人。同样，倘若没能奇迹般地将工人缩减到劳动科学组织的合理行为中，也永远不会有心理学、人文科学或精神分析学。整个自由主义与科学仅仅来自这种不可能性，即无法（将工人）剥削至死，无法（将囚犯）监禁至死，无法（将动物）养肥至死，也就是说，依据等价的严格法则行事：

多少热量和机器 = 多少劳动力（及剩余价值）；

某个轻罪 = 某个等价的惩罚和赎罪（再适应）；

多少食物 = 最大重量（及工业处死）。

这种算法已经不再管用，这种情形已经卡壳，于是便产生了心理现象、志气问题、神经官能症、社会心理问题等，这并不是要打破这种谵妄的方程式，而是为了恢复等价的折中原则。心理现象不过如此：一种针对不适应状况的修正，一种对行为公式的调整，一种对行为收益的调节。此外，心理现象还被当做这种成分：即人们在等价中重新认定的变量。一切治疗法，包括心理分析，所做的不过如此。在最佳效益意义上：对工人是工业效益（从梅奥的实验直至岗位设计及工作丰富化）——对囚犯是最佳监禁（犯人不再可能逃跑，跑了也要回来）——对动物则是最佳死法（它们不再自相吞噬或自相毁灭，它们将等待着按人们愿意的时刻死去）。

3.

自由式监狱与廉租房之间有什么区别？

强制性存在？劳动、住所、交通、普遍的日常生活，这是否就是一种确定时空中的强制性存在？即使墙壁并不可见，即使围墙都是符号，生活的每个时刻都有其铁幕。

这不再是监禁的突击，也不是劳动力的突击，不是它们说了算：算数的是在场，是对确定网络的进入。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如今就按监狱和工厂的形象来设计自身，而监狱和工厂又可以原样地消失。它们通过自身的自由化，所做的不过是让自身作为样板来传播，穿越整个社会的空间和时间。

当监狱失去它的参照物（它的功能）时：对罪行的惩罚依据一种等价游戏来进行，整个社会便成了监狱的参照，而监狱则变成参照样板。总是同样的过程：机构的实质渐渐丢失，而其形式却日益普遍。

对军队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它也丢失了自身的参照物（不再有敌人）。于是整个的日常生活便过渡到了“防御”与“威慑”的符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