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tone”，所谓“边缘效应”，是谈生态的时候会用到的概念。
Eco-tone的字源其实是指张力，意指两个或多个紧邻着的生态区域边界——如同过度性的湿地，很多物种在那竞争、折冲、交换、妥协。把ecotone的概念延伸到城乡之间的交界地，就像某种文化交错的群落，城中村就是很典型的ecotone。这些文化交错的群落不一定符合历史保存的标准，也不太服膺行政区划，可偏又在边界发展出特定的领地性格，反映特定时代由草根自发形成的集体营造模式。
在此理论架构下看台北和台北的宝藏岩案例，似乎有种无解的、根深蒂固的宿命，这根植于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历程。民主化不仅仅是延缓了开发的速度，社会运动和都市保存运动的冲撞，也让理性的都市计划有了被重新检讨的机会。
1989年8月26日，台北闹市区，上万人夜宿忠孝东路，掀起“无壳蜗牛运动”
一
80年代中期，台北一个重要的事件象征性地为戒严时期画上终结。一个晚上，两万多人睡在台北最繁荣的忠孝东路上——买不起房宅的市民霸占了道路。被称为“无壳蜗牛”运动。先不论在社会层面它给台湾带来的剧烈影响，单就谈在运动过程诞生的三个跟NGO和大学有关的组织：
台大建筑城乡研究所基金会的前身——规划室，成立于“无壳蜗牛”运动后的一年，让学院在理论外有了真实的实践空间，后来基金会也负责了宝藏岩保存后的修复工作；
第二个生出的OURs（Organization of Urban Re-S，“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宝藏岩的保存规划是OURs执行的；
第三个是崔妈妈基金会，它成为许多弱势者重要的租屋平台，后来有段时间负责“宝藏家园”的营运。
“无壳蜗牛”要谈的是居住的权利，一个房子如何变成一个家？如何变成住宅？在土地之上，又如何成为家园？
1997年陈水扁任台北市长，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规划地有上千战后移民居住的违章建筑被逼迁——他们在城市谦卑落脚，历经数十年形成家园，一夕间却面临社会和空间网络全被摧毁的处境。但此处违建土地的未来规划是公园，四周街区不会反对。这些人就被逼到了墙角，几乎没有招架的能力。之后陆续又有很多地方等着被拆迁，城乡所和OURs索性办了弱势社区博览会，地点就在拆迁危机亦同时逼近的的宝藏岩。
2004年，芬兰建筑师马可在台北附近的宝藏岩地区实施的项目
二
宝藏岩是依着台北市小观音山宝藏岩寺周边慢慢搭建起来的山坡违章建筑群，早期有人在附近采砂石，从6户开始，慢慢形成聚落。国民党到台湾之后，军营“荣民（大陆来台老军人的称呼）”在这里搭建自宅。这里面对新店溪，是台北唯一没有堤防的地方。70年代之后，这些“荣民”沦为弱势群体。80年代又在这里出现了大批来台北打工的移民，看到这里位于台北市和新北市之间的交汇点，还有机会搭违建就陆续加入，最高峰时期，违建规模几乎达到200户。
曾经李登辉看到此处碍眼的混乱聚落，企图利用都市改造计划，把这里的土地规划为公园用地。1993年首先有46户先被拆除，老人被安置到国宅里（都不是很情愿的），留下来的人，社会邻里网络还在。
2000年之后，因为城乡所的研究介入，开始跟市政府谈，一个“在公园里的聚居群落”是否可行，政府当时想就在这个公园用地里就留下一堆房子——没有人怎么称得上“聚落”呢？但从老的城市规划角度看，公园里又怎么可以住人？争取“留人”的动态保存非常、非常困难，会涉及整体规划和法令制度的改变。夏铸九老师非常聪明，找了第一任台北文化局长龙应台到现场踏勘，龙应台想象宝藏岩将来可以成为“贫穷艺术村”，虽然又是一种污名化，还算开始了在文化上的论述。
从文化的角度将宝藏岩定义为“历史聚落”，仍无法为“留人”问题解套。为了让违建社区特殊的社会生活网络被认可，这里自身的社区参与和组织变得很关键。我们和社区居民开始在违建争议下一起从很多事里创造出契机：比如慢慢形成了一个家庭电影院俱乐部，每周三在一道被拆毁的家的墙上放电影，从军教片一直到卡通片；也会放在宝藏岩取景的电影——能看到里面有些角色就是这里的人，现实和再现在放映时微妙的被缝合。
若要把这变为在法令上允许住人的用地，还必须创造关于公共性的论述，公园有很强的公共性，但公有土地上的违建，公共性在哪里？
宝藏岩地区日常场景
其实，这种地方的留存本身就是公共性的展现。边缘弱势社区通常有更大的社会包容性——这本身就具公共的意涵。但这些理论太学术、太抽象，如果利用文化艺术介入，它们所携带的公共性与开放性，或许能平衡这里被改造后流失的的公共性。那么，留在宝藏岩的的住户可进入政府社会住宅租赁的系统（类似大陆地区公租房），将产生另一种都市公共性。文化艺术与社会住宅，这两个不同的系统，理论上将二者结合可以刺激艺术的社会想象，但实际上两者的平衡并不容易。原本这里自然化的生活世界突然变成奇观化的再现世界；原来的自由放任现在要面对所谓“经营管理”；本来是领域性的地方认同，却得面对更开放性的认同边界。在弱势社区规划的同时，一旦艺术进来，不免又面对更激进、且无政府状态的操作，既要照顾社会弱势又要强调差异，规划者如何让这些议题并存？
规划提案时拟出了“共生艺栈”的概念，艺术家驻留的空间占10%，原住民的地方作为福利家园占50%，生态学习计划和NGO空间占10%，原本希望有30%合作社学生宿舍，可长久跟社区陪伴，甚至有一些换工的机会。但最后在自主性财务计划要求下成为了对外营运的青年旅社。
为试行艺术家驻留，做了名为GAPP(GlobalArtivists Participation Project)的计划。Artivism这个定义是把art和activism结合在一起，希望让艺术和社会实践行动之间产生一种对话关系，甚至本身具有比较激进和特定的价值。
旧日宝藏岩
GAPP第一个邀请的是芬兰建筑师马可。他生于马戏团世家，在芬兰念了11年建筑规划设计，一直想把都市计划和马戏团搞在一起。他独自在宝藏岩探索后，提出这里作为“台北阁楼”的概念，以西方建筑阁楼的空间对比城市与记忆的关连，要在“大断面”（宝藏岩有38户太靠水岸，只要台风就会淹，这部分拆迁后，推土机沿着洪水线辟开了一道奇特的建筑线，原来的背面变正面，剖面变立面）的废墟上做一个独特的剧场。
马可的剧场在晚上像梦境一样显影。
社区居民觉得很兴奋，像办节庆一样。马可的表演只有15分钟，第一把火由80多岁的老邻长开始，经马可手上传递到所有穿黑衣的工人，一把、一把接力的火炬，传到巨大的废墟的平台上，不同的窗洞里燃起火光，非常超现实。
邻长说她看不懂，但也说，从来没有看过宝藏岩这么漂亮。
当所有的火把依次熄灭，剩下一把传回老邻长手上时，窗洞聚光灯打亮了墙上悬挂的老人身影——正是那38户被拆房屋内的原来居民。
隔天开始进行整备，花了一星期的时间依照剧场火光的路径建出一道楼梯，如意识流一般串连了原本被拆毁的内路径。路径中的空房间（如同记忆之室）正好用来储存清掉的杂草，形成堆肥，让居民在大楼梯底下种菜——公园内原不允许种菜，但当这里变成艺术计划时，居民过去在水边种菜的生活此刻被艺术召回。
行动最后还引发了一个游行，带着宝藏岩的居民走入城市。我们跟公馆一带的独立书店合作，把宝藏岩人的故事，像一本本书，引渡到城市里面。途中推着鹰架改装的活动书站，装着宝藏岩的原生植物和相簿。书站停在不同的独立书店门口，书店老板拿出他们最代表的书，朗诵后与宝藏岩的植物交换。沿途的咖啡店和书店橱窗，同时展示了年轻摄影师与居民合拍的宝藏岩影像。一路走，好奇的人越跟越多，最后走回宝藏岩，电影广场正在进行民族志和地方志影展。很多人第一次进入宝藏岩，认识它。
接下来是一系列的社区剧场。
“差事剧团”在宝藏岩的演出海报
差事剧场的团长钟乔原来专门做民众剧场，很会带一帮人演戏。但他发现这边的老人很难动员，就改变策略：用他们的故事写剧本，用专业演出的方式在大楼梯搭了一个特殊的帐篷剧场。很多社区居民其实看不太懂抽象、批判意识极高的剧本，但一位专业剧场演员后来回忆说从来没有演过一次这么可怕的戏：下面满座，却又觉得是空的状态，像从镜子的背面演给镜子外面的人看。更令人惊讶的是，90%以上的居民，连90多岁的人，都看完这场两个多小时的戏剧。一位伯伯说他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可他知道那是他们的故事。
“差事剧团”演出剧照
宝藏岩是台北的阁楼或镜子，这个剧场变成另外一面照映宝藏岩的镜子。
这些艺术行动实验的确让市政府看到了违建聚落的社区潜力，在一次与艺术家的对话中，时任文化局长的廖咸浩首次松口，认可留下居民才是真正的聚落保存。后来在市长项目会议上，艺术家及许多参访过宝藏岩的重要学者所留下的札记，成为决策层是否留人的关键的临门一脚。后来，都市计划的变更便被顺势推动。居民也在过程中组成了宝藏岩文化村协会，正视自己在聚落中的主体性。艺术家叶伟立曾利用捡来的废弃物布置一间“阿凯夫室”（文献馆），当时协会理事徐圣情质疑，为什么社区始终被外来人诠释？她用photoshop第一次尝试组合社区人物的影像，花了很长时间，但在图片上精心安排每一个人出现的位置和他们实际居住地方。
宝藏岩文化村协会理事徐圣情用Photoshop合成了一张与宝藏岩居民有关的摄影作品
比较有趣而且争议很大的是，叶伟立的驻村期限到后，他完全不管约定，一直要住在这，直到内化为一个宝藏岩的居民。甚至还有部分艺术家利用驻留计划，以更激进、无政府的方式占屋——这和早期违建户自主营造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他们之间产生了传统弱势社区和激进社群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作息时间上，彼此间的不信任持续深化。原社区居民等着宝藏岩的房子在被发包修复后能迁回，但年轻的艺术占屋者认为这根本违逆了有机成长聚落最核心的价值。在宝藏岩整修前夕，最终竟动警察之力将占屋的艺术家和学生请走，才有办法动工……
宝藏岩其实也已经从原本有机成长的聚落变成了被规划、充满各种各样观看之所在，居民也俨然拥有了活在象征性景观当中的特殊经验。
后来市政府将宝藏岩的经营管理外包出去，成为了自营聚落最酸苦且反讽的注记。在规划体制内，这样的尴尬处境暴露了规划的极限。原有文化交错群落的边缘效应，在内爆后成为控制下的余音。但这个藉由艺术行动和社区动员推动的保存计划，也成为一个难以复制的当代城市展示计划。
Urban ecotone成了一种乌托邦或异托邦的想象，但宝藏岩共生聚落的乌托邦，在资本城市土地权属和都市计划的箝控下，最后都归入了体制。现在进入了由台北市国际艺术村担任主要营运者的宝藏岩艺居共生计划。
在芬兰建筑师马可实施项目期间，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参与搭建通往“大断面”的楼梯
后记
“宝藏家园”从“崔妈妈基金会”试营运后，转由民间的“旭日文化”接手，他们巧妙地让“宝藏家园”的第二代成为营运团队的一部分，在艺术村的阴影下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宝藏家园”逐渐恢复生气，与艺术村间的张力也逐渐磨合出可以合作的模式。于此同时，邻近宝藏岩、且社会及空间状态皆类似的蟾蜍山也走入雷同的命运，开始面对拆迁的议题。虽然蟾蜍山的地权和在该地居住移民其社会阶层的类别更为复杂，但因有宝藏岩的先例，民间自发的保存论述及行动却更细——非常谨慎地处理了艺术与社区间的关系。而当2000年国防部将部分蟾蜍山土地释出给台湾科技大学作为校地时，竟要求校方得先安置所有违建户以后，才可进行新的整体规划。这应该是见证了宝藏岩抗争与保存过程中的争议才会立下的人道处分。这虽暂时保住了蟾蜍山聚落的“纹理”，但后续行动如何开展，可以维续聚落生活的纯正性，仍是严峻的专业挑战。相距甚近却素未往来的宝藏岩与蟾蜍山的居民，倒是因此机缘开始互动，通过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城市边缘”的展览平台，交织出新的城市想象，甚至与香港的博扶林聚落、菜园村等位处逆境的社区，建立跨地域的空间对话……城市边陲的边缘效应，似还余波荡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