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豆瓣网

这么不老实的评价来自一个聪明人实在令人费解，简单的回应放在后面，先说说别的。

本文第一个的题目首先不是针对龚剑，而是一种自我反省。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自己跟夏可君教授的关系何以至此，一来他是长者我是晚辈，二来他一直跟艺术家们坦诚相待且重义轻利，三来我对一些文本的理解的确受益于他，但不知为何我就是见了他就想反驳，而且往往是在观者云集的公共场合，道理上其实也并不那么充分，实在于他于我都不算体面。我跟他最大的分歧也就是对刘小枫的态度，但我对刘小枫的爱远不致于为了捍卫他而与人搓火。

一方面我必须得把责任推给现象学的某种形态，例如海德格尔、夏可君、德里达，乃至楞严经与柯小刚早期作品。美院老先生早就发过脾气，说“搞什么海德格尔，搞一个死一个！”，这个死一指学术上钻进死胡同，二指作为实在生命的自杀与早逝。上面说的那些文本淋漓地体现了什么叫“耗气”——随着文本强有力逻辑的展开，感觉心被从地面上拔出来了，被提到嗓子眼了，同时身体表现出胸闷气短，情绪陷入巨大的紧张。求真的意愿让人忍不住继续跟着走，但却明显预感这样下去身心乃至现实世界都会一步步支离崩溃掉。后来读了张载对佛教批判，才发觉这是因为讲象不讲气（非经验的本体之气），也是存在主义的歧途，把无本质认定为唯一独断的本质。之前跟张爽聊，也是说为了弥补所谓的“形而上学污点”，有的学者把柏拉图的存在论解为光照论而非理念论，其认为理念论仅仅是对血气问题的反讽；但现在我倒认为，柏拉图的高明正在于不唯光照论，他是非常“讲气”的，所以我对《伊翁》的解释把重心全部放在现实空间的问题上。

油画也是这样，不搞宗教，不搞“神之光照”，不搞“灵晕”，就完蛋了，就要绘画死亡了。中国油画家若志在拯救西方油画传统，就得用气成象修正光成象；王音的新展览非常厉害，跟王兴伟两个人的雄心逐渐显露出来了，中国人要救西画，没什么比回到维拉斯开支更有决断性了。维拉斯开支的光与镜象不是形式趣味而是政治趣味，其所有看似轻松巧妙的布局都有非常紧张的统一本体在场。哥德史密斯政治系有个中文极好的教授认为福柯的“权力流”与中国的气政治（帝王之气、首都之气）有密切关系，颇有些见地。王音新展简单的说就是三个返回：返回民国油画的奠基时刻、返回新中国油画民族化运动、返回维拉斯开支；背后是要在徐悲鸿基础上完成对中国油画的再奠基。这可以类比施特劳斯与尼采的关系，要把现代性的“力”上升为古典的“爱智”（在中国就不用“爱”—“智”两个词了，一个圣明的“圣”字足矣，也就是“聪明人在世界中的透彻贯通”，苏格拉底用爱欲作为贯通的凭靠其实很有问题）。施特劳斯提尼采很少，生命最后才隐微地讲了一下，但实际上其写作终其一生都可看作对尼采的回应；王兴伟与王音，看似不露徐悲鸿，其实处处回应徐悲鸿，王音新展中反复出现的靳尚谊老先生只是个通道，为的是打开通往徐悲鸿的洞穴。

另一方面，我对夏可君的捉急与龚剑对我的捉急颇为类似。Thumos这个词有时译为“气概”，有时译为“血气”，有道词典译为“给战士力量”，真是吓尿了。这在柏拉图作品中指灵魂中面对外部自我坚持的成分，其与爱欲相对应，因为爱欲是面对外部自我打开的成分。Thumos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我肯定的对外防御性激烈情绪，五四运动与“老子明天不上班我想咋懒就咋懒”都是很有Thumos的表现。而在政治中，如果共同体利益被外部触犯，其内部发生的具有Thumos的行为就会被纷纷点赞，同时能够让共同体紧密团结起来；五四运动就是民族利益被外部触犯，而“老子明天不上班”则是阶级利益被外部威胁。龚剑给我差评，看不惯我的就会去给他点赞，哪怕差评的没任何道理；邓晓芒黑刘小枫，朋友让我发他写的黑邓的文章，哪怕我觉得其写的不一定好，我也一定要发，卖队友现在可以卖，当时我必然要挺他。所以在很多情况下，Thumos与灵魂中理智、智慧的成分，是有冲突的。

艺术家必定要凭靠灵魂中的Thumos自我坚持、自我肯定、拒斥流俗，设计师要是处处讲Thumos，就接不到活，就饿死了。但艺术家又必须有智慧、有理智作品才可能有意思，所以灵魂中这两部分的冲突在艺术家的身上表现的会更为明显。想有高成就，艺术家就必须要处理这种冲突，处理不好不但好作品出不来，人生也会过得很糟糕；理论上讲，只有当艺术家掌握最高智慧时，去坚持肯定真理，灵魂才会完全和谐。但正常人都是下学上达，本身智慧不够高时怎样调控好Thumos，把握好开放性，让自己既学有所得又不陷入什么都可以的虚无，就很成问题。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艺术没什么意思，因为其坚持的小我太狭隘，也缺智慧，但在市场经济中“混出来”却没什么问题，因为有Thumos就有了自我凸显的标签。所谓的价值多元我是没看出来，可标签平等在当下却已成事实。

我们做读书会，也注意到职业艺术家其实较难进入，找前辈艺术家来评议，本意图给年轻人开好头，也活跃艺术圈的思想空气，但一来前辈行事谨慎，毕竟都不是专业搞这个的，让人很难坦荡面对这个文本堆砌的专家时代；二来在一种必须自我肯定且相关经济的现实工作状态中，的确很难分出心来如年轻人一样对进入远古的宏大世界充满好奇。

而在一个专家时代，学术界的问题反过来是学术训练或学术驯化太强，什么材料都要读，完了价值中立地写文献综述。这种工作做多了就会“缺乏理论热情”，学问就会缺乏个性与问题意识，就没有艺术家的那种强有力的判断力。艺术家如果能理解Thumos这个词，很自然能感受到学术圈的人Thumos比自己弱，由于这种原因，便往往会在某种层面上背后瞧不起他们，哪怕自己也并不高明。

艺术家要决定是否对一个文本开放，要看两点，一是这个文本中有没有与高处想通的道理，能否“往高层次带人”，二是这个文本是否能在适当的成本限制下被读懂。比如以前古希腊哲学译本都不好，要读懂就得学希腊文，让一个中国艺术家去学希腊文，这成本实在太残酷；但现在中国大学里古典学学科逐渐建立起来了，一批青年学者牺牲了找高薪工作的机会，为了荣誉感去钻研希腊语与古典文献，艺术家就不用亲自学希腊语了，去听课、找他们聊、邀请他们做专题讲座，就把成本降下来了。基本较聪明的就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握到西方根源的一些脉络要旨，做作品的眼光就会大有收益。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我那篇《作为一种原型批判的君主制策展》并不能把艺术家龚剑往高层次带，第二，他有他独树一帜的学术脉络，深化自己还来不及，把阅读展开到我文章中的视野，成本太高。所以结论是：1.龚剑是聪明人，却不老实；2.廖国核也很聪明，所以我这篇聊到王兴伟，他肯定会读，只有画家才能作为画家的老师。



————————————————————————————————

龚剑兄好：

我是王基宇，看你微博注销了，

1.你说的是李零这篇文章http://www.guancha.cn/LiLing/2013_07_21_155484.shtml，而我说的是李零的某次讲座内容，

并且，如果看了文章内容就知道，李零在《也说“民国范儿”》中表达的意思是：流俗所认为的“民国范儿”代表人物王国维、陈寅恪，其实是爱着大清国的“前民国范儿”，建议吹捧民国者不宜再举王国维陈寅恪的例子，而去举国民党的例子，这与我文中意思相同。

“国民党也好，G。C。D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乱党。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也说“民国范儿”》）”


2.如果读过《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便知道论文主旨在于复兴古代斯巴达与游牧蛮族的德性政治传统，鲍栋曾评价我是“激进保守主义”，激进只是一种面对现实态度，是否保守主义要看是否将历史深处的原型时代作为价值理想：

“我难道会忘记，就在同一个希腊的境内我们也看见了另一个城邦的兴起，它的名闻遐迩就正是由于它那幸福的无知以及它那法律的贤明，它简直是个半神明的共和国，而不是人世上的共和国了。他们的德行显得是多么地超乎人世之上啊！啊，斯巴达，你永远是对空洞理论的羞辱！正当美术造成的种种罪恶一齐出现于雅典的时候，正当一个僭主煞费苦心地在搜集诗人之王的作品的时候，你却把艺术和艺术家、科学和学者们一齐赶出了你的城垣。（《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何兆武译本）”

加个微信吧，我不是营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