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钟刚微信 作者：钟刚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分别和王璜生做过四次采访，两次在广州，两次在北京。这篇文章是采访内容的整理，发表在南都周刊。发表内容不是采访的全部。

钟刚：在做美术馆之前，你是广东画院的一名专职画家，从画家到馆长的角色转换，你是怎么把握的？

王璜生：我从不懂美术馆一下子就切入到美术馆，先是做副馆长，后来做馆长，这种经历的好处是没有对美术馆认识的陈规。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节点对我影响很大：第一是我刚到广东美术馆时，当时香港艺术馆的总馆长曾柱昭是我们的顾问，他邀请并带我们参观他的馆，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洗手间，他认为一个洗手间管得好，美术馆就能管理好，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细节决定高度，做事要从最小的地方入手；第二是台湾黄光男撰写的《美术馆行政》一书，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有关美术馆理论的书，里面的实践和理论，让我对美术馆的运作有了基本的了解；第三是刚做馆长不久，去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参加亚洲美术馆馆长培训班。MoMA成立于1929年，当时的艺术状况一方面是现代艺术开展得轰轰烈烈，另一方面新的艺术形态象电影、摄影、设计、实验戏剧等刚刚显示先锋派苗头，当时MoMA新上任的馆长巴尔提出既然要做现代美术馆，首先就要有现代精神，应该切入现代艺术领域，因此在传统绘画之外，成立了摄影部、电影部、设计部、建筑部等等，于是MoMA就有了一个开放的结构。这次考察对我启发很大，无论是在广东美术馆，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我都强调美术馆应该进入当代情景，具备对当代文化的渗透和延伸。

钟刚：这一套美术馆理念最先实施起来顺利吗？

王璜生：过程很艰难，不时会碰到一些没办法回避但又必须去面对的事情。当时第一件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广东美术馆马上要作开馆首展了，计划所有展厅都用来做开馆首展。开馆首展非常重要，这是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你的馆的形象，你的学术定位的展览。而广东省上级领导部门正好这个时候也要办广东改革开放成果展，想将这个成果展览放到美术馆最好的五号展厅，并准备在展厅放一个火箭，意思是说广东的经济快速上去了。林抗生馆长很无奈，找我商量，我当时是业务副馆长，我说不行，如果这次进来，以后这样的展览就甩不掉了。我们就想办法找上面谈，将利弊摆出来，最终我们在美术馆的员工通道改造了一个空间展出这个成果展，观众需要从另一个门进出看这个展览，这样就跟我们的开馆首展在空间上分隔开了，保证了美术馆的专业性和学术性。

钟刚：社会上包括领导部门一般都认为美术馆是一个多用途的展览馆？

王璜生：这正是美术馆的问题所在，中国的美术馆没有独立性，基本上是一个为美术创作服务的机构，画家画了一批新作，就在那里展出；政府组织了一批重大题材创作，美术馆也要给他们提供场地；还有配合各种重大庆典的展览等，中国的美术馆就这样逐渐成为了展览馆。展览馆毕竟只是一个展览场所而已，既可以做好的展览，也可以做一般的甚至差的展览。

中国没有美术馆的传统，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本来美术馆应该属于博物馆系统的一个分支，是艺术博物馆的类型，但中国的体制让它分离出来，从管理的归属上，不属于博物馆这条线，而是属于艺术这条线，这一分离，所有的管理系统、管理规则全部游离于博物馆之外。1949年以来，国博、故宫、上博等一些大馆做得都还不错，博物馆有一套运作的规范，但游离出来的美术馆，没有规范，也没有标准。

钟刚：没有规范和标准会造成怎样的局面发生？

王璜生：没有基本的文化标准，就会不断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展览，使你哭笑不得，包括一些莫名其妙的艺术家在一个很重要的美术馆做展览，甚至也很“轰动”。你会觉得美术馆不是一个具有标杆性的文化场所，既然什么人都可以在里面展示作品，那就丧失了基本标准，这种情况在中国很普遍，而且很严重，严重到即使是一些国家级的重要美术馆也这样做，尽管它也有学术委员会，但是做的展览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标准。

钟刚：中国的美术馆还有一个特点，大多都没有常设展览，而常设展览是博物馆的基本规范，美术馆为什么不做常设展览？

王璜生：根本没办法做！当时在广东美术馆时也没办法做！主要也是不想做！常设展览中作品的位置怎么摆，非常头疼！据说有的馆摆放作品，讲究到什么地步呢？讲究到如果这边放吴冠中一张，那边必须是谁谁谁摆一张！这边黄永玉摆一张，那边又必须谁谁谁摆一张!讲究到这个程度，学术还有独立性而言吗？完全不是按照美术史梳理和学术独立的原则进行评判和陈列展示。

钟刚：按照什么标准来评判？

王璜生：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标准，有些是按江湖地位按资排辈，收藏展成了座次表。现在中国的美术馆越建越大，政府也重视，好像越来越将它当回事了，普通公众也将美术馆视作一个标杆，而事实上，里面展出的作品参差不齐，这对公众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以前到文化公园（广州的一处以群艺为主题的公园）看展览，大家觉得是在轻松的场所看展览，差也就差了，无所谓，但是现在将美术馆说成是那么回事了，可是展览却很差，就有问题了，因为观众会以为那些烂的作品是好的，这就是美术馆的标准意识对公众的影响。

钟刚：你觉得中国的美术馆做不好的症结在哪里？

王璜生：还是人和制度的问题，国内的美术馆也想做好，但是普遍不知道好的标准是什么，包括专业的运作，展览怎么做，收藏怎样开展，这其实是美术馆的根本命脉，美术馆要有比较好的判断力和执行力。这几年建的新馆不错，硬件都很好，政府给美术馆的钱算不少了，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喊缺钱，在国外，政府给美术馆的钱并不算太多，但是给了政策，还有长期培育起来的社会对美术馆的认知和监督，还有社会资金的支持。但是中国不是，中国一些政府部门有的是钱，只要你巴结他，通过各种关系巴结他忽悠他，他就可以以各种名目大把大把地给你钱，你便绕着他的屁股转，他说什么你就干什么，甚至是他还没说什么，你已经干出他想干的事了。这样地做文化，做美术馆，还有什么学术、人格可谈！这不成为可怜巴巴的顺从的“哈巴狗”，那才怪呢！

美术馆要有独立的追求，就要有能力向社会要钱，但这条路走起来很艰难。在西方，一个美术馆出去找点钱并不难，但是我们这里就非常难，我们的减税、免税政策喊了这么多年，依然没太多进展。我这么多年来找赞助，更多的是用一种所谓的资源共享的方式在筹钱，比如广州三年展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的支持，我们将论坛放到香港举行；我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做展览，资金非常有限，不少都是用的社会资源来做事情。但我不是用传统的方式筹钱，不是画几张画送给你，也不是我找一些艺术家做展览，你赞助了，展览做完我送你几张参展作品，我不希望这样做。

钟刚：赞助商给钱了，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怎么办？

王璜生：美术馆不能被赞助商牵着鼻子走，但是你应该照顾到赞助商的利益，你要为他着想，这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你不能直接说，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你可以慢慢去引导，这就考验智慧了。尼康赞助广州摄影双年展时，我们给他的汇报是在展览现场展示尼康最新的相机。而有些赞助商跟我提出想放他们关注的艺术家的作品，这是不行的，这等于是他们变成参展艺术家了，这就是对这件事怎么判断的问题。

钟刚：美术馆的很多展览都有画廊的赞助，这个会不会出现美术馆拿了画廊的钱，来推他们的艺术家，美术馆成为商业操盘手的合作伙伴？

王璜生：画廊赞助是正常的，以前广州三年展也有画廊赞助。但是，在这个关系里你是主动还是被动，这很关键。有些画廊说出钱，让一些艺术家进去，这个就不行。我的所谓“主动”的做法是我先挑参展艺术家，艺术家有画廊，那我再找画廊，看他们能不能提供支持，我们挑了吴山专做展览，就跟他的画廊谈赞助，结果他们那边就把作品运输费承担了。前不久CAFAM作托尼•克拉格展，我们跟他的画廊谈，结果他的画廊出路费，英国政府出运输费，托尼来的时候，食宿由英国文化协会安排，我们花了不多的钱就做了这么大牌的艺术家的个展。

钟刚：美术馆和美协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王璜生：美术馆和美协应该同属于美术界，广东美术馆也是广东美协创建起来的，不应该有任何矛盾和理念上的冲突。美协主要是美术创作和基层美术的组织工作，而美术馆则更多的是集展览、收藏、美术史研究、公共教育为一体的文化机构，与国际这样的文化机构接轨，文化理念更开放，更独立。但在现实中，我们的有些机构恰恰不是这样做，这里面包括资金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体制问题，导致一些美术馆和美协一起去做不该做的甚至是“献媚”的事，说一些挺弱智的话，而且说多了，就认为是真理了。一些政府部门需要一些艺术家做群众演员，但一个真正走得远的艺术家还应该有很独立的精神，不能因为某些利益，或一种潜藏而巨大的个人利益，去做一些讨好权贵献媚的事。美术馆也是如此。

钟刚：这种献媚之事是一种常态吗？

王璜生：艺术界有很多不正常的常态。有些人的画为什么会炒得那么高，一平尺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北京某位画家，很多人都是买他的东西去送领导，这就是官文化的象征，就是买一个所谓的“名气”，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有些人有钱就大炒，没钱就小炒，炒到公众都迷糊了，领导也迷糊了，这里面有很高的收益，炒作到领导都知道这个画家的名头很大，公众也觉得是那么回事，它就成了行贿的礼品。可悲的是有一位领导，拿了一批画给一行家看，这行家还算正直坦诚，说，如果你的秘书没动手脚的话，那我看了回家要洗眼，每一张都不值得看，会看坏眼的。

我自认为文化是正气凝聚的东西。文化，文而化之，美术馆必须有一种比较正的精神，能让人向上、独立、自由，使生命更充实，更从容，如果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带有私欲，搞假大空，充满对权力的渴求，对上是奴才，对下是主子，他也必定会要求下面的人是奴才，整个社会就变成了奴才、主子围着权力转圈圈，这就失去了文化的意义。

钟刚：你前面还提到美术馆做不好还有人的问题。

王璜生：选馆长这个事情就可以说明问题。2009年年底到2010年年初，全国有两个很大的美术馆在全国招馆长，一个是广东美术馆，最终来报名才三四个人，就三四个人中选出来；另一个馆是山东美术馆，最后报名的就一个人，就一个人上岗了。广东、山东还是美术大省，应聘的人却如此之少，一方面与竞聘运作有关系，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情况表明业界对美术馆缺乏普遍的信心。中国的美术馆发展了这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功能、可能性、学术地位都有很大的期待，但是恰恰在这样的关节点上，没有较多的优秀学者、能人应聘，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